刘鲁颂

　　七八年前，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杜甫的1400多首（篇）诗文。一般来说，读诗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欣赏者，追求的是感受诗中的情感与美，增进自己的人文素养；二是学诗者，热衷的是在经典诗词中寻找范本，学习作诗的方法和技巧；三是研究者，重在从史、论的角度去探究诗歌的源流、体裁、风格、流派以及作者的生平与时代。尽管这三种类型的读者读诗的目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但他们大多都是站在受众的角度，以一种“回头看”的视角去读诗的。
　　而我读诗的时候，却有更大的企图，希望从读者的角度跳出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以一种“向前看”的视角体察诗人的创作心理，看清楚一首诗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十多年前，我就是用这种视角，从上自魏晋、下迄现代1700余年的历史中随机选取200多首诗进行研读，写了200篇小短文辑为一册，题为《诗家心法》。这本小册子非常粗浅，羞于示人，只在少数几位学友中流转，但它对于我提高古诗词的解读能力却大有裨益。
　　读杜诗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尽可能将自己的意念移情到杜甫的身上，在诵读诗句、赏析诗意的基础上，尝试去体验他在创作某首诗时所处的特定情境，尽可能地去感受那些掩藏在诗句“背后的东西”。始料未及的是，这样读着读着，我突然从这些诗文中看到一个与人们固有认知截然不同的杜甫，内心受到极大震动。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个“不一样的杜甫”，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生动，要把他写出来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最后在2020年封闭在家的那段时间开始动笔。
　　关于我所看到的杜甫到底如何“不一样”，在此书中有完整的考证和呈现，这里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杜甫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诗人，千余年来，推崇他的人将其奉上“圣坛”，毁损他的人将其贬得一无是处，直到当代这种争议也不曾停止过。
　　人们对于杜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时隔久远，加之人们道听途说、臆测编造，使其真实生平事迹大部分湮没于历史的烟尘里；二是无论毁誉，历史上关于杜甫的评价都是高度政治化、脸谱化的，使本已失真的杜甫形象更加扭曲，所以当你读现有的杜甫传记，会感到他的一生充斥着无法解释的矛盾；当你读千余年来关于杜诗的注释，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牵强附会、含糊其辞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去年《三联生活周刊》在做《杜甫地理——纪实的诗圣》时，记者才会询问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如何剥离杜甫身上的光环和遮蔽，去接近真实的杜甫及其诗歌。田晓菲的回答是：“读杜诗全集，回归杜诗本身。读杜诗全集，遮蔽就不存在了。”此语正中肯綮。
　　其实，300多年前，《杜诗详注》的注者仇兆鳌就说过类似的话：“夫不信亲著之诗章，而信后人之记载；不信子孙之行述，而信史氏之传闻，其亦昧于权衡审择矣。”可见，为此感到困惑的，远不止今人，古人亦认为必须从杜甫“亲著之诗章”中去了解杜甫。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杜甫，正是回归杜甫本身、读杜诗全集的结果。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本色的杜甫，可能是我们能够给予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最大的公正。
　　认识杜甫、把握杜甫、理解杜甫，一定要体会他心中对于时代的“大悲悯”。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更是中国古代社会千年大变革时期。
　　当时的中国，社会酝酿着剧烈变革。杜甫的忧患和痛苦，杜甫的挫折和困顿，承载的是时代、国家、民族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愿望和命运，令他伟大和不朽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苦难，也不仅仅是他杰出的诗篇，而是他的苦难和诗篇中蕴含的情怀。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杜甫身上的“大智慧”，他是诗人，也是儒家。他至情至性，对这个世界抱有巨大的善意和真诚，对人生的苦难极为清醒。他是官员，也是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他极具责任感，富有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为执着。他的人生态度，完全是性情、责任、才华、理想和历练淬炼而成的，既有不变的信条，又不乏爱的温情，既超凡脱俗，又脚踏实地。
　　最难能可贵的是，杜甫毕其一生，始终做到了个人性情、家庭责任和政治抱负的平衡。即便是在时代剧变、社会动荡和战乱频仍的惊涛骇浪中，也能保证人生之舟不偏航、不失重、不倾覆。这是杜甫赋予我们的启示和意义。
　　杜甫的诗，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不知为何，它们常常令我想起已经故去的父亲，内心涌起无以言表的悸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杜甫来到了湖南，在杜甫笔下，我的家乡美丽、淳朴、热情、富有生机，尤其是湘江，明净而神秘，一次又一次打动着我，于是萌生一个愿望：待书脱稿后，一定要去湘江看看杜甫描写过的地方。
　　2025年5月上旬，我约了几位朋友，带着一艘充气皮划艇，从耒阳杜甫墓出发，沿湘江漂流而下，历时十一天，水路兼程近900里，抵达平江杜甫墓。
　　一路上，我们寻访杜甫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过去了1200多年，尽管湘江因修了数道大坝水位抬升，但杜甫诗句描绘的景象仍然依稀可见，哪里有一处沙洲，哪里有一块石壁，哪里水流转向，哪里江风骤起，哪里有险滩激流，甚至哪里有荇草和游鱼，都与杜甫的诗句一一暗合，我们仿佛就坐在杜甫的船上航行。
　　杜甫诗中提到的方田驿、赤石村、挽州、花石戍、空灵岸、凿石浦、江阁、铜官渚、乔口、鸭栏驿、白马滩、青草湖，今天依旧保留着古名；而衡山文庙、湘夫人祠、白沙驿等处虽然不见其踪，但经人指引，依旧能找到旧址。
　　即便两岸修了公路、村舍俨然，但弃舟登岸，那种宁静，好像还停留在杜甫杖藜在此处行走的时光里。1000多年来，这里最大的变化恐怕要算岸边的树木，杜甫诗中提及的枫林是一棵也没有了。
　　如果不经实地体验，我恐怕想不到杜甫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湘江上下，包括上游的耒水，下游的汨罗江、洞庭湖以及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和鸭栏驿，杜甫所到之处，都留有大量的遗迹、名胜和纪念场所。耒阳有杜甫墓、杜甫公园和杜甫码头。花石村的崖石上矗立着杜甫草堂，这是20多年前由刘芝兰老太太用一生的积蓄修建的。
　　晚洲的千年古樟树干已空，但枝繁叶茂，累累如冠，传说杜甫当年系舟于此。株洲古凿石浦处新建了规模不俗的杜甫草堂，资福寺内竖立着社会贤达捐建的杜甫像石碑。长沙市内湘江东岸杜甫江阁前人头攒动；铜官渚的小巷里陈列着杜甫的船的硕大模型，传说杜甫曾在此“守风”；乔口镇上每个角落都有杜甫的印记，杜甫亭、杜甫客栈、杜甫码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三贤祠”祭祀着杜甫、贾谊和屈原，他们为湖湘文化植入了深沉而苍凉的历史基因。
　　岳阳楼前怀甫亭静静地俯瞰洞庭波光，它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杜甫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际；平江杜甫墓正在全面整修，其规制与格局令人肃然，杜甫祠的墙上还保留着唐代古砖，唐代石柱础散发出古拙、浑朴的气息。至于书写和镌刻杜甫诗句的楹联、摩崖、石碑、亭廊，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湘江两岸的人们，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男子还是妇女、农民还是商人、学者还是干部，都知道杜甫，都熟悉当地流传的杜甫故事。每次问路，只要一提杜甫，他们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孩子们能即兴背诵杜甫的诗句。
　　在乡镇街道的麻将桌旁，在县城深巷的餐馆里，在衡山文史专家的客厅内，在南岳山麓朋友的枇杷树下，在兴马洲民宿的庭院中，在平江杜甫墓的祠堂边，我们与这里的人们围坐一起，谈论杜甫，许多人居然能立即找来地方史料，引经据典地讲述杜甫在当地的行迹。
　　第十一天，我们来到漂流行程的最后一站——城陵矶，杜甫当年就是从这里进入湖南的。站立在城陵矶新建的客运码头上，眺望远处三江汇流的开阔水面，我们仿佛看到杜甫的船正映着夕阳从天际扬帆驶来，在湖南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湘江十一日，写了十一首五律记录行程，题为《从杜甫墓到杜甫墓——与唐兵兵、崔谦牧等友人湘江漂流十一日》，这里就摘录其中第十一首作为本序的结束语吧。
　　甫也从兹去，征帆下楚南。
　　凭栏天正远，极目水虚涵。
　　更向鸭栏驿，来寻白马潭。
　　江湖多变道，皓首古今谈。

　　（本文为《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一书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