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艾岑

　　今年6月，在浙江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域的一艘船上，英国人肯尼思·安德鲁·萨蒙把一个红色罂粟花环抛入大海，花环中间裱着他父亲的照片。
　　肯尼思的父亲安德鲁·萨蒙是一位英国皇家炮兵中士。这个花环，曾被放在肯尼思父亲葬礼的棺椁上，此后又被肯尼思悉心保存了24年。而今，花环乘着东极岛海面上的波涛，越漂越远。
　　在这片海域下，沉睡着二战时期日军的战俘船“里斯本丸”号。
　　1942年10月，满载1800多名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行驶至这片海域时，由于日本不按国际公约在运俘船上悬挂红十字等标志，被美军潜艇击沉。沉船过程中，日军撤离，英军战俘却被留在舱底等死。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他们开始破舱逃跑，却被日军开枪射击。
　　这时，舟山当地渔民划着渔船和舢舨前来营救，最终救起了384人，肯尼思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事故中，有843条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海底。
　　这次，肯尼思和10余位“里斯本丸”号战俘的后代一起来到舟山东极。他们的先辈有的遇难，有的幸存。
　　在前往舟山的大巴上，肯尼思对我说：“这里发生了我父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我想来看看这里。”他告诉我，他带来了父亲葬礼上的花环，想把它“留在这里。”
　　在船上，肯尼思一直捂着一个英国塞恩斯伯里连锁超市的塑料袋。等船快驶到“里斯本丸”号沉船点时，他找到我，打开塑料袋，专门给我看了他父亲的罂粟花环。
　　随后，他和其他战俘后代一起走上甲板。在风浪颠簸中，他们扶住栏杆，一边摇摇晃晃地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吟诵悼词。在风浪稍平息时，肯尼思将花环永远留在了东极。


　　75岁的丹妮丝·维尼也来到了东极，她的父亲丹尼斯·莫利是“里斯本丸”号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维尼对随行记者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父亲总是说，渔民们是英雄。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渔民，他就活不下来，也就不会有我了。”
　　在维尼口中，父亲是一个坚强隐忍的人。直到父亲晚年，维尼才从他口中得知在“里斯本丸”号上的经历。
　　“我想这是因为这段回忆太可怕了——他不想告诉我他经历了什么。”她说，“他只想把这件事从记忆里抹去。”
　　“幻想一下，如果能和当初参与救援的渔民本人对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我问。
　　维尼突然变得异常激动，她的声音嘶哑，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我只想说‘谢谢‘，也代表我父亲说声‘谢谢’。”
　　在“里斯本丸”号沉船的海域，维尼和其他几位英国战俘后代一起，向海面撒下白色的菊花瓣，她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在一行人到达东极的当晚，维尼和其余几个英国人来到海边散步，遇上了同样在海边散步的我，我们结伴而行。
　　维尼第一次来中国，对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我慢悠悠地给她讲着，此地因一部电影而被人认为是“大陆最东的岛屿”，成为旅游胜地。远处的歌声不是酒吧歌手，而是中国特有的“露天卡拉OK”，唱的是地方戏曲。
　　这时，一位头发烫得高高的中年女士走来，用中文对维尼说：“我认识你，我在上海见过你。”随行的还有两位中年男士。
　　简短交流后，我才知道，这三位就是当年参与救援“里斯本丸”号的渔民的后代。前些天，这几位都在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首映会。
　　作为在场唯一一个会讲中英双语的人，我充当起了临时翻译。两批人明白了对方的身份，立刻热泪盈眶，激动地抱在一起——他们被安排在次日正式会面，却提前一天碰巧遇见。
　　意外相逢，千言万语，我作为翻译，手忙脚乱。
　　在我的帮助下，其中一位渔民后代吴布伟询问了一位英军战俘后代的年龄，然后激动地拉住我说：“你告诉她，我应该叫她大姐啊！”
　　那位主动打招呼的女士名叫陈雪莲。如今，她在当年她父亲救人上岸的地方经营一家海滨民宿。
　　“先辈都已经故去哩，就剩我们后辈。”她感叹道，“两国很远的！你看几千公里外的，能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们，那很不容易啊！”


　　在维尼离开舟山前，我买了两个《白蛇传》系列盲盒，一个送给她，一个送给自己。然后，我给她讲了《白蛇传》的故事。
　　我买的盲盒可能随机开出白素贞、小青、许仙、书僮、法海这五个角色——老太太“一发入魂”，开出的是白素贞，我开出的是许仙。这实在是一个巧合。
　　作为一个二流政治漫画作者，我还给她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感谢她对我采访工作的支持。
　　对于我作的漫画肖像，维尼露出了不置可否的微妙神情，但对于我送给她的盲盒，她开心地说：“我会确保我的素贞一直挂念着你的许仙！你也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