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恒志

　　2000年坐在南京大学教室里聆听莫砺锋先生讲课时，万万想不到23年后的自己会坐在莫先生对面，完成一次似乎冥冥天定又有些“坎坷”的采访。
　　5月底在出差途中看到莫先生告别讲坛的消息，心里默默想，这是多么值得采写的一个选题啊。不承想，没两天就接到了《新华每日电讯》的约稿，编辑部还特意强调“想找一位听过莫老师课的记者来写”。
　　于是，我这个有幸听过几天莫先生讲课，但实际上早已忘得七七八八的不肖学生，幸运地得到了这个美差。
　　初次给莫先生打电话，是颇做了一番心理建设的。印象中的他不苟言笑，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当年作为本科生，也没有多少主动向老师请教的自觉和勇气，事实上，除了听课，我与莫先生并无交集。
　　早就听说莫先生不用手机的“典故”，所以得到一个家庭固定电话号码时，倒也并不惊讶。电话那头的莫先生很和蔼，但不巧的是，“这一周我都没空，可能要到下周了。”
　　那个周末，莫先生出现在《新闻联播》里。原来他是去北京参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了，而且还是发言代表之一。
　　6月3日，也就是座谈会后第二天，我就在高铁站“堵”到了刚回南京的莫先生。但由于时间缘故，没能进行深入交流，只是简短采访了他参加座谈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想。
　　莫先生和记忆中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74岁的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一如在课堂或讲座上侃侃而谈的样子。
　　我则非常忐忑。全然忘了几天前和他的学生们聊天，一群博士生让我不要惶恐：“莫老师变化挺大的，现在都会比‘V’拍照了。”
　　后来谈及变化，莫先生笑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可能我早年做老师的时候比较严肃，年纪大了以后，可能更放得开一点了。”
　　好事多磨。莫先生回来以后采访、讲座、报告、座谈不断，我的采访不出意料地延期了。其间甚至有一次已经约好，但因南大中文系有个会，虽然再度和莫先生见面，采访却依然没能进行。
　　但我也要感谢延期。这段时间里，我翻阅了大量莫先生的自述作品和讲座、讲话，以及一些友人、弟子的文章。再加上和他的学生们聊天，渐渐地，忐忑的心情减退，对于从何处落笔也有了一些眉目。
　　采访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完成了。一向时间观念极强的莫先生说：“我只有一个小时，你控制一下时间。”所幸，我没让这位“时间管理大师”失望。采访结束后问他如何做到上课、讲座都能精准控制时间、分毫不差时，他笑着反问：“你们喜欢总拖堂的老师吗？”
　　此刻我已完全放松，答曰：“好老师的课，怎么拖堂都可以。”
　　但显然，莫先生有自己的原则。采访结束闲聊了几句后，莫先生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差不多了，我要端茶送客了。”
　　那一刻，我大概也理解了为何他的学生们喜欢用《论语》中那三句话来描述老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同时我也想用另一句《论语》中的话来形容莫先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授业”“解惑”相比，“传道”才是第一位的。对学生，他的要求首先是做人。对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一言一行，对身边人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道”。他的学生们一辈子都会记得，毕业那天，白发苍苍的老师带着他们到两个校区拍照，去各个标志性建筑门口打卡，甚至还学年轻人摆比较新潮的姿势，一拍就是一天。
　　表面是拍照，核心却是仪式感，是“礼”。毕竟，他是希望追随孔子、朱熹等古代先贤和自己恩师程千帆等老一辈先生的脚步，为文化传承做出自己贡献的。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约这就是莫先生现在的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