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曾经的合作，现在看来恍若一场美梦。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我相信也许梭戛的箐苗村落也是如此。

 

　　我日益苍老，我俩都是如此，但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今年春节前夕，61岁的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安来顺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挪威的电子邮件，信末附有几张自己和家人的照片，落款“莱顿·维娅”。

 

　　这位许多年未曾联系的朋友，找自己所为何事？信中的“梭戛”二字，勾起安来顺一段20多年前的回忆，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进村都是泥巴路，到处是茅草房，村民惧怕生人，小孩四处躲藏。”回忆1995年第一次来贵州六枝特区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的情形，当时在中国博物馆学会（今中国博物馆协会）担任国际合作项目协调人并兼任翻译的安来顺记忆犹新。

 

　　1995年初，贵州省文化厅向中国博物馆学会提出请求，希望在贵州开发新型博物馆，就此，中国博物馆学会组织成立课题组，邀请在国际上颇有名望的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等专家，考察贵阳、黔东南、六盘水等地。

 

　　课题组来到六盘水考察时，发现在六枝特区与织金县交界处海拔1400至2200米的高山上，居住着一支不足5000人的古老而神秘的苗族支系——箐苗，因为男女佩戴牛角一样的奇特头饰，成为这支苗裔的独特文化符号，又被称为“长角苗”。

 

　　这种头饰先是在头发中扎上牛角样的木板，然后用麻线、毛线、头发等盘结而成。“头发”重者2公斤有余，披散下来的长发竟有3米。据说，清初很多苗民为了躲避战乱，逃散到织金、郎岱交界森林中，后来逐渐聚居在梭戛方圆近百公里的地界内，为了恐吓、迷惑林子里的野兽，便戴上了奇特的头饰。

 

　　“环境封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在后工业化席卷的北欧等发达国家已很难见到。”安来顺说，“课题组负责人苏东海研究员、杰斯特龙先生及课题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在梭戛建设贵州也是全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诞生于法国，与主流的博物馆将文化遗产转移到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不同，生态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之中，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范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面临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人们在传统文物保护框架之外，尝试探索新的路径和工具，融入到文化保护、博物馆事业中。”安来顺说，“在当时的中国，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崭新的保护模式，梭戛就是第一块‘试验田’。”

 

　　中挪专家共同撰写《在贵州省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文物局和贵州省政府的批准，并被正式列入中挪文化交流项目。

 

　　梭戛生态博物馆由箐苗社区和资料信息中心两部分组成。箐苗社区由高兴寨、陇戛寨等12个自然村落组成，面积120多平方公里；资料信息中心选址在陇戛寨，相当于博物馆的信息库，记录和储存本社区的文化信息。1997年，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挪威政府为此项工程提供无偿援助88万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80万元）。

 

　　安来顺是项目的具体联络人和执行人，多次在梭戛住过。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和团队需要自己带着方便面，惹来村民的调侃：“安老师你生活好安逸哦，顿顿能吃方便面。”

 

　　1998年10月31日，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

 

 

　　在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建成后的六七年时间中，因为挪威在梭戛又推进了一些项目，安来顺频频往返于北京和贵州之间。

 

　　“大概在2000年前后，我陪同挪威文物局官员莱顿·维娅来梭戛考察，村里的妇女很热情，主动送给她一套漂亮的箐苗服饰。”安来顺说，“这种服饰由当地妇女纯手工制作，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这份礼物如此珍贵，我万分感激。我一直认为这件衣服属于箐苗人民，有朝一日，我应该归还。”在2023年1月6日写给安来顺的信中，莱顿·维娅吐露心迹：

 

　　“我打心底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一趟，再见一见箐苗人民，亲自归还这份礼物。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也许我永远也不能成行。来顺，我是否能将这件裙子交给你？相信你一定能替我帮它找到一个好的归属。”

 

　　安来顺很快回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很荣幸为你保留它，并且寻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转交给梭戛。”

 

　　令异国他乡的莱顿·维娅难以忘怀的箐苗服饰艺术，近年来已被纳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梭戛的房前屋后，今天依然有机会观看苗家女子手上的绝技。

 

　　沿着石块铺设的路面走进陇戛苗寨，路边檐下晾晒着摊开的麻秆，其撕剥下来的麻丝经过古老纺车横编竖织成了厚实的麻布，经过苗家女子的一双巧手配以蜡染细白布，便可缝合成别致的苗装。

 

　　“在箐苗社区，女孩五六岁就要学绣花，八九岁便操持着学蜡染。”梭戛生态博物馆工作人员付炜介绍说。箐苗妇女“好五色衣服”，穿色彩斑斓的百褶裙，特别是原始古朴的彩色蜡染艺术，一直保留到今天不变。妇女们纺纱织布、蜡染、挑花刺绣艺术变成服饰上极其丰富的图案、线条和种种表意、象征的符号，从中可以读出民族迁徙过程、重大事件、神话传说等，构成了箐苗文化的重要内容。

 

　　20多年来，许多本地人不遗余力参与到梭戛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付炜便是其中之一。早在2011年，他便与梭戛生态博物馆结下缘分。当时，六枝特区委宣传部、文化馆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合作，参加贵州省举办的原生态唱法比赛，在六枝特区文化馆工作的付炜多次来到梭戛采风，参与编排箐苗原生态歌唱作品《果山果者》。“果山果者”在苗语中意为“我爱我家”，后来多次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

 

　　梭戛独特的风土人情令他十分着迷，2021年，付炜主动申请，借调到梭戛生态博物馆工作。付炜走村串寨，在箐苗社区搜集遗留下来的文化碎片，有不少惊艳的发现。

 

　　“苗族为了躲避战乱，几次大迁徙，因此苗歌的曲调大多低沉委婉，但箐苗就不同，他们的女声高亮。”付炜说，“这可能和箐苗妇女勤劳、乐观的性格有关。”

 

　　“苗家的美酒，等着你来喝，苗家的歌哟，等着你来唱，苗家的笙箫，等着你来吹呀……”付炜哼唱起自己在梭戛采风创作的歌曲《苗山古寨请你来》，陶醉其中。

 

 

　　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依山而建，院落不大，石子小道原始古朴，最有特色的是木构草顶的房屋，借鉴当地传统民居风格建造，置身其中仿佛进入童话世界。

 

　　“以前石漠化严重，山顶几乎不长草，现在草木郁郁葱葱，一方面是政府开展退耕还林，另一方面，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梭戛生态博物馆馆长罗刚说，“每年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有七八万人，今年正月初十跳花节，一天就来了上万人，村子里的道路水泄不通。”

 

　　生态博物馆让梭戛出了名，村民们接触到外界，纷纷外出打工，村里江浙牌照的私家车多了起来，但外面的世界也给山里带来了冲击。

 

　　2014年，高兴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罗刚当时则敏锐捕捉到寨子里的一个新情况：年轻人纷纷跑出去打工，家用纺纱机、织布机损坏后丢弃，会纺线织布、制作箐苗服饰的人越来越少。

 

　　“我向贵州省文化厅、六枝特区政府申请经费，专门做了50套纺纱机、织布机，免费分发给寨子里的村民，要求会制作箐苗服饰的妇女，必须把技艺传授给家里其他的年轻妇女，目前高兴村4个寨子共有200人会纺纱织布了。”罗刚说。

 

　　高兴村党支部书记王兴洪的妻子是箐苗服饰的非遗传承人，家里开了个箐苗服饰加工厂，但一直很难招到工人。“这几年村里会纺纱织布的妇女越来越多，我招了6个工人，年前做了1000条裙子和100件男上装，售价不便宜，全卖光了。”王兴洪说，“看到我家生意红火，村里有20多人来我家量纺车、织布机的尺寸，找木匠订做，也想发展服饰产业。”

 

　　梭戛的传统民居主要有木结构草顶房、土墙草顶房和石墙草顶房三种，令罗刚遗憾的是，传统民居早已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村里新修的房屋全部是砖混结构，高兴村的传统民居基本消逝。

 

　　罗刚向贵州省文化厅申请保护经费，对高兴村仅剩的10栋传统民居进行修缮，力争留住原貌，“看到这10栋房子，便想到梭戛的过去，算是保留一点文化的记忆吧”。

 

　　“由于梭戛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所以它的文化保留了原汁原味，但随着它与外界联系的不断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与生活质量改善之间如何达到最佳平衡，挑战可能比其他地方显得更加突出。”安来顺说，“从研究者的角度，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一块‘试验田’，它丰富了中国、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研究的‘工具箱’，是一次宝贵尝试，纵然在现实中有这样或那样不如人意之处，我们也不应否定它的探索价值，可以说是瑕不掩瑜。”

 

　　在梭戛本地人眼里，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一块“金字招牌”，为当地带来了人流、物流，前景是美好的。正在建设中的纳晴高速将在梭戛建设高速出口，通车后将为当地带来前所未有的交通区位优势。

 

　　“老百姓们知道，梭戛的生态和文化都是财富。”王兴洪说。陇戛逸夫小学不仅设立了刺绣、三眼箫、芦笙舞等特色社团，邀请非遗传承人进学校，村里还和生态博物馆合作，培养箐苗服饰制作、三眼箫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等人才，“等高速一通，大量游客进来，有表演可看，有服饰可买，群众不用出去打工，在家开手工作坊、办民宿，日子不愁过得更好”。

 

　　“城市里的主流博物馆更多体现精英文化，地处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将文化遗产留在当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同样值得被珍视。”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潘守永说，“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将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创等产业相结合，保护的同时加大科学化利用，将是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