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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博馆：用心诠释国宝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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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9-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关注·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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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蒋方亭（左）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杨煦在“国之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厅门前交谈。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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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9月17日电（记者林宁）“《洛神赋全图》是一件南宋摹本，比上个月展出的北宋摹本，情节更加完整，与曹植的《洛神赋》原文更加吻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蒋方亭在一幅长卷前，向观众娓娓道来。
她是“国之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特别展的策展人之一，专长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
开展2个多月来，蒋方亭一直在忙着导览、换展……
“国之瑰宝”展分三期展出共计35件中国古代书画名品，件件是国家一级文物，每期只展出一个月，一票难求。
前两期展出了《行书研山铭》《秋郊饮马图》《洛神赋图》（北宋摹本）等，9月7日开始展出的第三期，包括《阆苑女仙图》《洛神赋全图》（南宋摹本）等。
两个展期的换展时间只有48小时。
5日开始，在多方见证下，蒋方亭所在的香港团队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工作：撤走上一期展品、更换展厅布置与文物说明牌，点交新展品，并把它们放入恒温恒湿的展柜中……
6日约22时，换展完毕。文保人员用遮光布裹住展柜，让这些珍贵的书画“休息”。
12个小时后，新的展品迎来了第一批慕名而至的观众。
“我看到一些学生一边欣赏《洛神赋全图》（南宋摹本），一边背诵《洛神赋》全文。一些爱好书画的长者带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来展厅里一件一件‘寻宝’，令我非常感动。”蒋方亭说。
香港故宫文博馆自7月3日向公众开放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香港故宫文博馆的诞生，是香港对中华文明的致敬。”该馆助理研究员程明璋说。
今年夏天，900多件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飞抵香港后，由警车开道，从机场护送至香港故宫文博馆。
为了展示好故宫国宝，专家们精心设计，力求让国宝以最完美的姿态迎接观众。
在展示马文化艺术精品的第九展厅，有一巨幅立轴《狮子玉》。这是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十匹骏马所创作的《十骏图》系列之一。画中白色骏马极富写实意味，状若浮雕，令人震撼。
这幅纵向5.26米、横向3.44米的清代画作能“立起来”，颇费一番周折。
画作是纸质文物，本身尺幅大，竹制卷轴增加了重量，垂直悬挂难度大、风险高。研究员们为这幅画定制了6米多高的展柜，精心设计增加承重物的位置、选择挂线的材质以及展开画卷的方式。
布展当天，八九名工作人员站在两个升降梯里，握住画作的两端，首先挂稳画的顶端，然后沿着墙壁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下展开画卷，最后用金属架托住画轴。
“上面勾住，下面撑住，中间的纸松一点，不吃力，这样就没问题。”香港故宫文博馆首席研究员焦天龙说。
在展示故宫博物院珍藏陶瓷的第三展厅，策展团队为雍正12色菊瓣盘量身定制了圆弧形展柜，让12个瓷盘摆放成弧形，凸显其美感。
这组单色釉菊瓣盘色彩丰富、釉汁莹润，分为黄、红、蓝、绿、酱、紫、白、藕荷等12种颜色。焦天龙和同事们精心设计每只盘子的摆放位置。“我们最终确定相近颜色的菊瓣盘错开摆，这样能呈现出琳琅满目的效果。”焦天龙说。
香港故宫文博馆的每一个装置、每一种色彩、每一个文字，都是对国宝文物的用心诠释。“能够从不同角度诠释文物，让观众看懂文物，是我最开心的事。”该馆助理研究员游心然说。
第四展厅“龙颜凤姿——清代帝后肖像”展出皇太极和孝庄皇后的画像，以及慈禧朝服像的画稿。香港故宫文博馆副研究员杨煦和同事们，巧妙利用数码影像技术制作多媒体展品，展示帝后肖像画的祭祀功能。
在红墙和“环幕影院”塑造的“寿皇殿”中，观众可以沉浸式观摩光绪朝农历新年间寿皇殿内御容大祭的情景。
第一个镜头，是数码影像技术打造的雪天飞越紫禁城中轴线、抵达寿皇殿的长镜头，让人如身临其境。
策展时，杨煦的搭档陈丽安率先提出设计“雪中紫禁城”的构想。但历史上是否有过下雪天祭祀呢？
杨煦翻遍各类历史文献资料，终于在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中查到：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一下了大雪，正月初一也是皇室祭拜祖先的日子。
于是，他们在多媒体影片中加入雪景创意。“我们特意呈现刚下雪的效果，让琉璃瓦上覆盖着薄薄一层雪，既有雪景的美，又能露出金色的琉璃瓦。”杨煦说。
每一件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件展品是一只外表斑驳的木箱，与其他展厅工艺精湛、美轮美奂的文物相比，略显突兀。
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日益逼近的侵华日军，一只只像这样的文物南迁箱装载着故宫文物，搭乘火车、轮船、汽车，一路颠簸，辗转南迁……
策展人特别把文物南迁箱安置在大屏幕的正对面。屏幕滚动播出名为《从故宫到故宫》的短片，讲述着紫禁城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以及故宫博物院与香港故宫文博馆的缘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结古今中外的纽带，也是联结专家与大众的纽带。“如果观众找到打动自己的文物，那么文物就有了归属感。”该馆助理研究员梁慧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