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当前的“奶粉危机”表面上看是受新冠疫情和雅培奶粉召回事件等因素影响，更深层面反映出的则是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问题，民众利益成为行业垄断、政商勾结、党派争斗等的牺牲品。

　　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日前宣布，该市因婴幼儿配方奶粉供应短缺进入紧急状态，有关部门将依法严厉打击哄抬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的行为。亚当斯表示，婴幼儿配方奶粉短缺给当地家庭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焦虑”。纽约市负责卫生和公共服务的副市长安妮·威廉姆斯-艾瑟姆表示：“全国范围内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短缺正在伤害我们这座城市中的父母和家庭。”

　　新冠疫情令美国供应链各环节都遭受冲击，配方奶粉行业也未幸免，而美国雅培公司问题奶粉召回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奶粉短缺。去年9月至今年1月，美国先后有4名婴儿因食用疑似受污染奶粉患病，其中两人死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随后对涉事奶粉生产商雅培公司展开调查。雅培公司今年2月宣布召回疑似问题品牌奶粉，并关闭位于密歇根州的一座大型工厂，导致美国奶粉供应紧张加剧。

　　美国“数据汇集”公司对零售商婴幼儿配方奶粉库存的跟踪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8日的一周，全美婴幼儿配方奶粉缺货率高达43%，比4月份平均值高出约10个百分点，比去年11月份平均值高出32个百分点。这一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到了截至5月22日的一周，奶粉缺货率进一步飙升至70%。

　　面对“奶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应对迟缓。直到5月16日，FDA才宣布将允许海外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入美国市场。当天，雅培公司与FDA就重开密歇根州工厂达成初步协议。该公司表示，工厂可以在两周内重开，从重开之日算起，奶粉补充到商店货架上还需6到8周时间。

　　美国业内人士认为，“奶粉危机”凸显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问题。

　　首先，美国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导致很多行业存在严重垄断行为，奶粉行业高度垄断是造成此次“奶粉危机”的直接原因。

　　美国独立撰稿人达科塔·利利认为，高度垄断的奶粉行业是美国“病态”经济体系的缩影。美国非政府组织“食品与水观察”研究主任阿曼达·斯达巴克指出，美国整个食品生产链高度集中，一旦奶粉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链出现任何问题，遭殃的就是普通民众。

　　数据显示，包括雅培在内的三家美国公司控制了全美配方奶粉95%的市场份额。其中，雅培婴幼儿奶粉的市场份额高达40%左右，其位于密歇根州的涉事工厂则承担了该公司约一半的本土产能。因此，对于美国婴幼儿奶粉市场而言，雅培公司的重要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斯达巴克指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阻止企业的垄断行为，对于发生此次危机负有很大责任。她认为，政府应在立法层面防止垄断，对垄断企业展开调查，拆分滥用市场地位的大型企业。

　　其次，从雅培公司问题奶粉事件曝光到该公司宣布召回产品并关停密歇根州工厂，中间隔了几个月时间，监管部门早就收到举报却应对迟缓。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关企业为追求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安危；另一方面也令外界怀疑，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勾结。

　　利利说，由于奶粉企业拓展市场手段有限，在“利益至上”思维驱使下，企业不愿生产多余奶粉来为可能发生的短缺状况做准备。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口罩短缺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莎·德劳罗认为，FDA对问题奶粉事件反应过慢。关于雅培问题奶粉的举报在2021年10月就已提交给FDA，而FDA到2021年12月下旬才联系举报人，今年1月31日才对雅培工厂进行检查，而雅培宣布召回疑似问题产品则是在今年2月17日。

　　“为什么FDA行动如此迟缓？为什么没有人被起诉？为什么没有人被追责？”利利发出三连问。在他看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和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是利益共同体，二者“相互勾结”，不顾普通百姓生计，只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此外，在美国尖锐对立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争议性事件都会引发两党之间的互相攻讦。这起关乎婴幼儿健康的“奶粉危机”同样沦为党争工具。

　　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日前说，美国的母亲们都没法给孩子喂奶了，民主党人还在忙着给乌克兰送钱，这是“国家的耻辱”。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也抨击拜登政府在明知“奶粉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仍无动于衷。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称，美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奶粉荒”这种事不应该发生。

　　民主党方面则指责共和党在国会阻挠拜登政府解决“奶粉危机”的努力。国会众议院5月18日通过了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议案，同意向FDA拨款2800万美元用于应对这场危机，但几乎所有共和党籍众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国会参议院目前尚未就这项议案举行表决。有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人可能会在参议院阻止该议案获得通过。民主党方面称，共和党人冷酷无情的举动再次证明，他们只是假装对奶粉短缺问题感到担忧，实际上却在阻碍援助美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