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8月26日

　　拿上闲置物品到社区“练摊”、帮着社区捡拾垃圾清理楼道堆物、看望90岁的孤老、听“在党50年”的邻居爷爷讲故事……“双减”之后的暑期生活，原来可以如此丰富！上海宝山团区委、区教育局创新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推出“社区小先生制”，带领“红领巾”走进社区，做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小老师”，将社区、学校和家庭紧密联系起来，让社区成为社会教育的“大课堂”和“实验室”。

　　当好学生，也做好“先生”。“小先生制”发源于上海宝山，如今又丰富和践行于上海宝山。近80年前，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宝山创立“小先生制”，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倡导“教学做合一”。“小先生”进社区是陶行知先生教育理念在当代的新实践。

　　“双减”之后“增”什么？这是学校、家庭、社会都在思考和探索的新课题。“双减”减的是“负”，增的应该是“能”。“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为教育增“能”提供新思路。当前，“五育”并举，尤其是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落实和创新，更加离不开社会实践里的学习和思考，“社区小先生制”正是落实“五育”方针的有益探索。

　　孩子和家长们奋力吆喝、推荐自家好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这是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街道长滩社区“跳蚤市场”的热闹景象。60多个家庭在孩子们带领下在社区“练摊”，交换闲置物品。

　　这些孩子都有一个称号，叫做“社区小先生”，“跳蚤市场”是他们社会实践的活动场景之一。

　　今年7月，上海宝山7.8万余名少先队员从学校拿到了一本“社区小先生”通关护照，上面清晰列出了12个项目的闯关清单，包括最美清道夫、堆物GOGOGO、社区美容师等。每完成一项任务可以获得一枚印章。从今年7月到明年3月，集满10个印章的孩子可以获得一枚“社区小先生”奖章。

　　社会实践与闯关游戏相结合的活动深受孩子们的喜欢。走进社区“大家庭”的“小先生们”不仅提高了劳动、社交能力，增长生命安全、生态环保等知识，还感受到了作为青少年的社会责任。“在跳蚤市场上，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我们几个小伙伴还商量要把挣到的钱捐给河南！”10岁的龚辰头一次参加社区活动，他说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平日里，大家是社区里“熟悉的陌生人”，在一场场社区活动中，邻里之间热络了起来。

　　在上海宝山大场镇铂金华府小区，曹雨菲和妹妹已经参加了四次小先生活动。“孩子除了学习，了解社会也同样重要。每年寒暑假，我绞尽脑汁为两个孩子策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社区小先生制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曹雨菲的爸爸曹峰说，“几次活动下来，两个孩子更能明白社区是我家的含义了，会以身作则当好文明小公民。”曹峰说。

　　为少先队员“量身定制”的“社区小先生制”，还为社区治理赋能。谈起暑期里社区的新变化，上海宝山铂金华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秋芬感受很深。“‘社区小先生制’设置的12个闯关项目，本身就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一直希望社区青少年能够参与其中，而不是做旁观者。过去没有好办法，‘社区小先生制’创造了好机会。”

　　目前，上海宝山7.8万余名少先队员到全区487个社区报到，参加“社区小先生制”的各项闯关活动，累计清理家门口堆物近2万处，看望孤老和独居老人3090户，带动了约11万名家长参与社区治理，其中9774名家长成为社区骨干志愿者。“做一名关爱社区的好少年”成为社会新风尚，在宝山传播开来。

　　“社区小先生制”的创新实践来源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1932年，上海宝山大场镇有了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学校，创办人正是陶行知，取名 “山海工学团”。为了解决日常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等矛盾，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将文化知识不断延绵推广。仅仅10个月后，上海就有了18000名“小先生”，并很快推广到28个省市。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集中体现。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要“把学校里的一切延伸到大自然界中去”，实现“教学做合一”，强调学做结合。

　　“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是中国本土化教育改革的一次伟大探索。因为这一革新，广大工、农、妇、孺都能学习知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对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双减’政策大背景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陈杰说。

　　“社区小先生制”的推出正是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启发。让孩子走进社区“大家庭”，打造社区“大课堂”，有了社区这一载体，就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场景体验。

　　比如，在美化社区、清洁绿化、空间营造的过程中，孩子们提高了劳动能力；在搭建亲子联谊、跳蚤市场等活动中，提高了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标身边榜样、爱老敬老助老、关爱自然生态，孩子们得以增长知识，学会关爱他人；通过清理堆物、逃生演练等，强化了生命安全训练等。

　　“围绕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怎样培养青少年的问题推出的‘社区小先生制’，得到了社区、学校和家长的积极响应。”上海市宝山区团委书记魏明告诉记者，“为孩子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也是学校和家长的期盼。”

　　全国少工委八届二次全会要求，要大力构建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在“广泛”上下功夫。魏明说：“广阔的社会一直是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这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十分契合。学校与家庭、社区结合，让社区成为联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纽带。”

　　减“负”之后“增”什么？增加社会启蒙教育、价值观塑造、科学精神培养、劳动实践锻炼等，是每一个家庭关心和期盼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认为，通过“社区小先生制”，使孩子们掌握与他人、社群和社会交融的认知工具，也是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有效途径，更是构建人文社区、健康社会的重要路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后，更需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社区小先生制”正是践行“五育并举”方针的有力探索。

　　不少参与“社区小先生制”活动的家长反映，做“社区小先生”是孩子们走进社会的第一步，比培训班里单纯的技能教育更加全面，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希望能够将“青少年融入社区”成为常态。

　　“‘社区小先生制’为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开了一个好头，也是对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所关切的，如何真正为孩子减负，并塑造进取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的一次积极回应。”陶行知先生曾孙、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陶侃说。

　　加强“五育”教育，尤其是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需要丰富的学习和应用场景，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和体悟是必不可少的。刘建军认为，从做好身边事起步，从关爱身边人开始，以社区为平台，以“五育”的理念为指导，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广泛动员社区内青少年参与，是一种行之有效可形成常态化机制的探索。

　　不要让孩子变成一碰就碎的“玻璃人”、与社会绝缘的“孤立人”、没有理想抱负的“工具人”，社会是最好的“大课堂”和“实验室”。“‘社区小先生’制将教育融入生活，是对‘五育’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和实践。比如，培育善于发现社会问题、体察人心民意的能力；培养合作能力，能与老师、同学、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培养协调能力，能够解决冲突、纠纷；培养坚强的意志力，能够承受压力，荣辱不惊又刚毅果敢等。”陶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