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4月24日

　　本报记者黄书波

　　“我们家啊，家里是‘民族沟通’，和和乐乐；家外是民主协商，顺顺安安，社区就是‘放大’的家。”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和平路社区傣族群众杨梅，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家庭，公公是景颇族，婆婆是蒙古族，嫂嫂是侗族。“社区对我们民族群众想得可周到了！大事小事都挨家挨户征求意见，考虑到我们生活习惯，还专门建立了‘民族爱心超市’和‘少数民族综合服务站’。在我们社区，做主人的感觉太好了！”

　　杨梅的“好感觉”，是昆明社会治理给市民带来获得感的生动体现。和平路社区，是昆明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让“主人”满意，是昆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昆明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改善治理方式，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让各民族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华区华山街道文林街有30余家酒吧，是当地有名的“酒吧一条街”。往常一到晚上，宵夜摊占到路中间，塑料袋纸屑满地都是，污水横流……街道环境差，群众意见大。

　　2019年3月底，华山街道启动“吹哨报到”机制，组织区公安、市场监管、交警、城管等部门开展20余天专项整治，文林街面目一新，“酒吧街”更有情调了。

　　“整一整，好几天，过了几天又归原。”刚开始，有居民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整治能否长效有怀疑。这一次，他们发现，文林街再也没有出现脏乱差“归原”。

　　“如果仅靠街道来整治，三五天又会反复。”昆明社工委常务副书记林华说，昆明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动，实现了可持续治理。

　　针对社会治理资源“碎片化”、难以建立长效机制的痼疾，2019年3月，昆明成立了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任组长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各区县同步成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街道也成立社会建设办公室。

　　“社会工作委员会并非代替其他部门职能，而是起到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统筹作用，体现了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昆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社工委书记杨皕说，这让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治理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并且建立“吹哨报到”机制，街道“吹哨”，部门必须“报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说社区（村）是昆明市社会治理的“针”，那“楼栋长”（农村“十户长”）就是这根“针”的末梢，是实现“问题收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处理反馈-核实结项-综合评价”一站式闭环治理的关键节点。

　　65岁的蒋荣华，就是呈贡区龙城社区光明小区1号院的“楼栋长”。虽然每月只有微薄的电话补贴，但“工作没有时间限制，手机随时在线”，群众有了难事，他都会想方设法解决。

　　光明小区1号院居民经常为晾衣服的小事闹矛盾，龙城社区积极争取区里支持，在光明小区1号院建起统一的晾衣架。然而，得到的不是赞声而是怨声：晾衣架那么高，女人哪能够得上？晾衣竿那么短，被子怎么晾？

　　听到群众抱怨后，蒋荣华立即和社区负责人商量，改进晾衣竿的设计，居民交口称赞。

　　“‘楼栋长’是群众诉求信息的收集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化解员、群众工作的组织员和社会治安的巡逻员，没有在编‘职务’，却有明确职责。”昆明社工委副书记王兵说，昆明把社会动员组织体系直接建在群众中，从党员、离退休干部中选举“楼栋长”“十户长”，让居民从社会治理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目前，全市1527个社区（村）共选聘“楼栋长”12811名、“十户长”18893名，覆盖了全市89.7%的社区（村）。

　　在昆明，社会治理努力追求“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效果。

　　云南汇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医务社工服务机构。2019年12月，汇健发起“守望相助 夕阳生辉”低龄老年志愿者培育项目，在一年周期内招募并培育80多名50岁至75岁的健康低龄老年志愿者，自愿照顾48名身体有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既让低龄老人“退休后有事可干，不再空虚焦虑”，又让高龄老人“觉得没有被社会遗忘”。（下转2版）

　　（上接1版）“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参与，让社会治理从政府唱‘独角戏’变成全社会‘大合唱’。”林华说，目前，昆明的社会组织达11153个，持证社工达2716人，初步形成了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项目、社会组织承接、专业团队参与的工作格局，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昆明的社会治理，始终牢牢坚持党的领导，抓好顶层设计，加强基层建设。市委先后出台《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围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7个方面，编制“1+7+N”政策制度体系，初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七位一体全力推进，昆明的社会治理工作进入“快车道”，治理格局发生了诸多可喜的变化：公众参与——群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法治保障——从事后惩罚到源头预防；科技支撑——从“靠腿靠嘴”升级到智能化治理……

　　收水费，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没有群众的共识，也能让社区挠破头。

　　龙城社区原工业局小区某楼栋，水费从总表看全年12600元，但从各户汇总的数据来算，只有8000元，谁也不愿多交，都在抱怨吃了亏。

　　为这事，自来水公司来过，街道来过，派出所也来过。一遍遍磨破嘴皮协调，问题依旧无解，严重影响居民和谐。

　　“小区是我们的家，不能再闹笑话了。”党支部书记金琼芳把居民代表请到小区议事厅。

　　有人说，“水费有差额，是有人在水表上动手脚。”大家商议，把水表都从家里搬出来。

　　又有人提出，“放在小区里，也不能排除不自觉。”大家再决定，那就统一搬到楼顶。

　　还有人质疑，“搬到楼顶，还不是自家在管？”大家又拍板，水表都装锁，钥匙统一管理。

　　居民代表你一言我一语，把社区干部挠头的问题解决了。

　　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昆明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推动各社区建立“提议、合议、群议、决议、评议”的协商民主“五议工作法”，通过民情恳谈会、民主议事会、社区论坛、社区评议会、听证会等协商形式，鼓励居民和驻区单位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全市城乡社区民主协商率达到100%。

　　民主协商，说白了就是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

　　从五华区最差社区，到全区社会治理样板，虹山中路社区用了5年时间。这个社区有82栋居民楼，以前无围墙、无物业、无门禁，公共设施缺乏、垃圾遍地、小广告贴到了楼道天花板。

　　最让社区书记汤晓红受不了的是，群众说，“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却感觉被拉下了！”

　　这句话就像一条鞭子，“抽打”着社区干部，他们带领群众把社区打造成环境优美、秩序井然、群众满意的家园。

　　汤晓红说，“社会治理经验有很多，但基本的一条是将群众的需求摆出来，让群众决定自己的事。”

　　以前这个社区之所以脏乱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物业。2018年初，在要不要引进物业问题上，群众分歧很大，担心增加负担。汤晓红反复做群众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小区没有物业很难管好。接着，她出面组织3家物业公司到小区现场“卖瓜”，让居民决定“买谁家”。最终，居民高票选择了“年物业费246元，并承诺在社区建设智慧停车库、免费为每栋楼安装智能门禁”的某物业公司。

　　“群众精明着呢，并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汤晓红说。

　　记者来到金沙江畔的禄劝县中屏村，发现无人机成了天上一景。村民说，中屏村是红军渡金沙江的落脚点，村里要搞红色旅游，这是在用无人机拍全景，好规划民宿。

　　中屏村曾是一个落后彝寨，几年前年人均纯收入不到3000元，村里三四十岁的光棍汉可以坐几桌。脱贫攻坚中，在各方帮扶下，村里通过组织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发展花卉产业的“双轮”驱动，2020年人均纯收入突破9650元。乡村振兴接续，中屏村准备再添“一轮”——发展红色旅游，打造彝家民宿。

　　然而，正当村两委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却被村民浇了“凉水”。

　　发展旅游产业，环境美化是标配。村两委买来绿植和花卉，发动群众在房前屋后种花，以便让游客置身鸟语花香的彝寨，感受彝家热情。但很多村民却不买账。“农民哪会伺候花？不如种点菜，一样的花花绿绿，还能吃到肚里。”

　　村干部没想到，来中屏村的游客居然给村民点了赞：“看花，城里到处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闻乡土味的。”他们从善如流，没再强推种花，而是鼓励村民种好菜。

　　这件事，让彝族文化研究者杨茂舒感慨万千。杨茂舒是当地世袭600多年的彝寨头人长子，幼时系统学习过彝族经文、经书和祭祀礼仪。

　　“以前彝族都是头人说了算，哪有人敢对着干？一句话不对，脑袋掉了都可能。”杨茂舒说，“共产党不但让彝家人吃好了饭，还让彝家百姓说了算。这个社会，是真好！”

　　“民主协商让社会治理达成了最大共识，形成了最大合力。”杨皕说，让群众广泛、全程参与到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并具有话语权，改变了以往政府自上而下大包大揽的做法，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自下而上推动社会治理工作良性开展。

　　“东风巷14号院项目，社区不结工程款。”接到员工报告后，云南滇海公司（化名）的范经理，不再有底气像往常一样去找政府“理论”。

　　根据滇海公司与昆明市拓东街道东风巷14号院“睦邻驿站”项目小组签订的协议，其“睦邻驿站”建设项目，居民满意度须达到90%，工程款才能拨付。

　　但范经理没想到，为项目工程款结算的事，她没去找政府，“政府”却主动找了她。

　　拓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彭福州对她说：“居民满意度只有82%，不是工程质量有问题，而是居民希望把主干道边上的瓦片更换了。”

　　滇海公司迅速完成了新追加“任务”，再次评议时群众满意度达到95%，不仅拿到了钱，还因工程质量好，拿到了周边小区的5个民生项目工程。

　　“像东风巷这样的民生项目，我们实行的是‘百姓点菜、政府买单’模式。群众是主角，政府是配角。”彭福州说，每个项目完成后，社区都会进家入户开展满意度调查，既对项目完成情况评判，也给负责项目协调的社区工作人员打分。

　　除了群众的直观评价，昆明市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还改变以往政府自我主导、全程包揽、自我评价的闭环模式，引入专家团队，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评价体系。

　　从2020年起，昆明市按年度出版《昆明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率先编制“昆明市社会治理指数”，用社会活力、社会服务、社会环境“三大维度”46项社会治理指标，构建起“量化”评价社会治理的科学指标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开展。

　　根据这一指数，2017年-2019年间，昆明市域社会治理综合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以2017年为基数，2018年社会治理综合指数得分较2017年提升了0.31%，2019年社会治理综合指数较2017年提升了0.84%。

　　“今后我们还将每年向公众发布社会治理白皮书。”杨皕说，白皮书不仅对昆明市社会治理工作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还与北上广等全国乃至国际主要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发现昆明社会治理工作的短板与弱项。科学评价，精准发现问题，市委市政府将精准施策、“靶向治疗”。

　　此外，昆明在全国范围内还选聘30位社会治理方面的专家组建“专家智库”，从本市选取40名专业人员建立本土人才库，为昆明社会治理路径和方法出谋划策。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鲍宗豪认为，昆明近年来在社会治理工作上的探索，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经验与示范，“尤其是，昆明主动找短板，自觉强弱项，相信社会治理将会越来越好。”

　　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表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会城市，昆明将继续探索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进行多项体制机制创新，深入破解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难题，为社会治理体现现代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