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为生命留余温：合肥一小区40多位老人立嘱捐遗体 　　7月29日，朱秀芳展示她为自己选的遗像。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本报记者尹平平、史金明

　　老人们在一起，难免会聊到死。
　　合肥蜀山区西园街道邮电新村的老人们，只要一聊起这个话题，总绕不开吴朗。虽然他离世快20年了，可越来越多人会说，死后也想像他那样。
　　尽管吴朗曾任安徽省邮电系统的一把手，他走得并没比谁更风光。老人们之所以向往，是因为他捐献了遗体。
　　在这个以安徽省邮电系统离退休职工为主的居民小区，吴朗的带头作用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并延续至今。从他2002年3月离世至今，邮电新村有40多位老人，决定志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其中4人在去世后实现了这一心愿。
薪尽火传
　　92岁的周凤翼仍清楚记得，20多年前在吴朗的病房里，第一次听他提出：要捐献遗体。
　　吴朗当时卧床已久，深知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并无避讳，主动和老部下聊起遗愿，希望周凤翼帮助自己实现。他们从淮海战役中共同走来，又在邮电系统共事了大半生，周凤翼理解老领导的心思。他找到当地红十字会，帮吴朗填了捐献志愿表。
　　吴朗的这个念头，来自病榻上无意中听到医生之间的闲谈——他们发愁可供解剖的尸体太少，教学和研究都很受影响。老人先跟老伴提起，后告知孩子们，最后又叮嘱周凤翼，请大家配合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
　　了解吴朗的人都清楚，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人，想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遗愿得到了至亲的尊重，没有人反对。
　　吴朗是安徽省最早捐献遗体的人之一。家人在他辞世时并不主张宣扬，担心这种事难免会招人议论。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邮电新村的老人们私下聊起这事时，竟有不少人打听：自己要找谁、怎样做，才能也像吴朗那样，在身后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吴朗走后，周凤翼、吴荣坤等和他最亲近的老同事，都向老领导学习，率先填写捐献表。只不过在当时，这个决定几乎是不可言说的，哪怕是对自己的爱人。
　　面对19岁就嫁给自己的老伴曹国英，周凤翼很难把这话说出口。当过多年小学教师的老伴，大半生都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即使上了年纪，她也是个孩子气十足的老太太，怎么能和她轻易聊到死亡呢，更别提死后捐献遗体了。
　　一年清明，老两口到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祭拜。他们在安徽省红十字会为遗体捐献者竖立的纪念碑上找到了吴朗的名字，周凤翼才告诉曹国英，自己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曹国英不作声。过完80岁生日后，她也递交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表。
　　吴荣坤和老伴汪桂兰提起捐献遗体时，学过医的老伴深知解剖对医学研究的意义，她不仅当即支持，还拉来几个自己学医时的同学，一起填表志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吴荣坤是个热心肠，忙前忙后帮着他们填表、联系红十字会。
　　此后，邮电新村谁再有类似遗愿，都会来找吴荣坤咨询。
　　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了解这一情况后，在邮电新村成立了一个红十字爱心社，大家推举吴荣坤当社长。他们曾尝试到其他社区推广捐献理念，进展却并不顺利。多数小区拒绝时，都表示不反对，但也很难支持。
　　虽然很难走出去，但却有人找上门，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仍在壮大。73岁的张文勤曾患脑梗，后遗症害得他有时连儿子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电视上关于邮电新村红十字爱心社的报道，却让他看完后难以忘怀。住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他，搭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跑来邮电新村，找到吴荣坤，申请捐献。
　　每逢有老人提出捐献，都会影响到一家人。叶伟真带回家的捐献志愿表，被读小学2年级的孙女看到了。她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别人：“那你就看不见我了！”
　　“奶奶死了看不到了，让别人用奶奶的眼睛替奶奶看，看着宝宝上大学，看着宝宝结婚……这样才能一直看见！”叶伟真指着自己的眼睛，跟不到10岁的孙女解释，“别人的眼睛捐了，只能救两个人。你看，奶奶的眼睛好大！奶奶的眼睛能救4个人！”
　　“真的吗？”孙女把头扭向妈妈，“那妈妈你呢？”妈妈摸摸女儿的头说：“等妈妈老了，也捐。”
夫唱妇随
　　老人们做自己的主容易，做儿女的主难。
　　陈清秀的两个女儿，曾因爸爸要捐献遗体这件事，连着几天哭肿了眼睛。爸爸是那么温和的一个人，这一生不曾对孩子红过脸。女儿们哪里忍心，用这种方式把爸爸送走。她们不敢想象，捐献遗体后，爸爸会经历什么，只流着眼泪恳求妈妈朱秀芳：能不能放弃？
　　朱秀芳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你爸爸的心愿，老早前就决定了。”女儿们磨不过妈妈，又问朱秀芳能不能只捐眼角膜，把爸爸尽量完整地留下。朱秀芳急了：“你爸爸最想让人家研究他的脑袋诶！光捐眼睛有什么用？”
　　那是2009年，距离陈清秀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已有两年时间。眼瞅着曾是高级工程师的爸爸，被疾病折磨得越加健忘、多疑，女儿们难过到心碎。这种情况下，却还要为爸爸签署遗体捐献志愿表，她们哪里下得去笔。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此情形，也劝朱秀芳，要考虑孩子们的感受，毕竟这是一家人达成共识才能做的决定。朱秀芳哭了，“她们舍不得，我就舍得吗？可这是好事呀！人家拿去了，好好研究一下。研究明白了，能帮更多人预防和治疗这个病！”
　　最初确诊阿尔茨海默症，陈清秀根本不接受。他不相信自己干了一辈子脑力工作，画了那么多设计图，到头来竟会得这么个被民间俗称为“老年痴呆症”的病。随着病情加重，他虽不得不服软，但仍心有不甘，和家人一道到处寻医问药、查阅资料，想找到治疗的办法。
　　“可是这种病哪能根治呢？”朱秀芳说，“连美国前总统里根得了都治不好，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能治好吗？”面对现实，已过古稀之年的陈清秀，甩出知识分子最后的倔强：既然现在治不好自己，那就死后捐献遗体，让医疗工作者用于科研，说不定将来能治好别人。
　　朱秀芳起初也难接受，可她向来依着老伴。无论陈清秀往家买瓷器、摆件，还是在家养花、养鱼，她从不嫌麻烦地跟着一起摆弄。老伴最后的心愿，自己又怎能不许呢？“你捐，那我也捐！”
　　朱秀芳想通后，和陈清秀一起写遗嘱、填表；两个老人共同翻看相册，精心为自己选遗像；到最后，竭力为孩子们做思想工作。
　　旁人难免会议论，即使同住在这个退休知识分子占比60%以上的小区，朱秀芳仍听到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朱老太心真狠呢，把她老头儿都给捐了，让人不能完完整整地走。”她扭过头瞥了那人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老两口相伴一生的情缘，没有必要向外人解释。骂她心狠的人哪里知道，在陈清秀临走前住院的一年半时间里，朱秀芳在他病榻前几乎寸步不离。
　　当时，陈清秀病程进入晚期，已无法讲话、吞咽，彻底失能。但是朱秀芳知道他的心思，能感到老伴总看着自己，只是说不出。她把食物打成汤给他鼻饲，一口一口喂他喝水，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比自己大7岁的老伴，用柔软的旧衣服给他做尿布，每两小时帮他翻身，每天为他擦洗。
　　朱秀芳没想过请护工，甚至不肯让家里人替她，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老伴——哪怕他面部微小的变化，朱秀芳都能准确判断出他是渴是饿，或是哪里不舒服。她还跟护士学会了输液、吸痰，遇到护士忙不过来，她总能第一时间独自完成。
　　陈清秀身体的各项功能逐渐退化，无论进食进水，都迅速排出，难以吸收，到最后已经瘦弱到连输液针都扎不进去了，直到医护人员通过穿刺将维持生命体征的液体重新输入。“他还在一天，我们这个家就完整一天！”朱秀芳瘫坐一旁哭着祈祷。
　　2013年4月，陈清秀最终撒手人寰时，是女儿女婿上门联系的红十字会，执行了爸爸为科研奉献的遗愿。
　　一年多后，家人选择了树葬的形式，将陈清秀的骨灰葬于大蜀山文化陵园的一片树林里。朱秀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老伴的石碑上，以此向女儿们明确：她身后的选择和老伴一样。捐献遗体后，这片树林将是他们夫妻共同的归属。
无言之师
　　邮电新村所有老人填写遗体捐献表，都是付杰经手办理的。吴朗、陈清秀等4位老人去世后，这位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医大接受站的副站长第一时间赶到，帮老人们实现最后的心愿。
　　付杰在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已工作30余年，遗体捐献对于医学院的意义，他再清楚不过。“解剖学是医学生最重要的课之一。可‘大体老师’实在太紧缺了，每一位都特别珍贵。”付杰对记者说。
　　大体老师，是医学院师生对遗体捐献者的称呼。
　　捐献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医学研究做出最为基础且重要的贡献。每一个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每一届医学生的第一次解剖课前，医学院的师生都会集体为大体老师们举行庄重的默哀仪式，向这些再不能说出一句话的无言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遗体捐献几乎是我国大体老师目前唯一的来源。由于国人的传统观念影响，人们的捐献意识近些年才逐渐培养起来，大体老师的数量在各地医学院都曾极为紧张。以安徽医科大学为例，付杰告诉记者，2007至2009年间的连续3年，学校大体老师的入库量为零，解剖学科一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大体老师们既是老师，又是教材。但这些特殊的教材，与任何器材都不同，无论学校如何重视，都不是靠钱和政策的支持就能获得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每4到6个医学生，安排一名大体老师。但付杰介绍说，在安徽医科大学，一般只能实现每8到10个学生，安排一名大体老师。在大体老师数量最紧张的那几年，学校不得已，只能缩减学时，甚至个别专业只能取消解剖课。
　　对于医学生来说，只靠书本了解人体绝对不够。付杰曾接触过一位年迈的医生，由于早年间求学环境艰苦，没有条件上解剖课，对人体组织的认识不真切，为女性做结扎手术时，错把输尿管当成输卵管，险些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
　　生前曾久病不愈或患罕见病的大体老师，对于医学研究的价值更为凸显。付杰记得曾有一位大体老师，逝世前维持了长达27年的植物人状态，去世后，家人们遵其遗嘱，把他的大脑捐献给了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安徽医科大学分库。付杰他们解剖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大脑只剩常人的一半，其余都已化成了水。
　　付杰认为，由于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病的研究需求剧增，能像陈清秀那样患了典型老年病逝后捐献遗体，对于相关研究的推进极为重要。
　　主动表达遗体捐献意愿的老年人，近些年逐渐增加。付杰甚至多次接触到有老年人找上门问他：怎么死，才能更方便学生们解剖研究。“怎么死都不行！您得先好好活着！”付杰深深地为老人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又生怕老人为此轻生。
　　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人体器官、组织与遗体捐献的志愿者行列当中。付杰所在的安医大接受站，每年会接收约300例捐献志愿申请。刚开始登记的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从2012年开始，青年人占比数字提高了，现已占到每年新增申请的60%左右。
　　只不过，表达捐献意愿，距离实现捐献还远，当前捐献量离实际需求更远。安医大接受站每年能新增60位左右大体老师，相对于学校实际教学和科研需求，差距依旧很大。“这不是红十字会或高校等几个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转变，以及相关法律的配套支持。”付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