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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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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版:调查观察

三峡冬韵
三峡冬韵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1月29日拍摄的湖北省秭归县秭归长江公路大桥。冬日,三峡库区山林五彩斑斓,景色迷人。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霞浦渔归
霞浦渔归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1月26日拍摄的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的紫菜“海上农场”。夕阳余晖中,渔船缓缓归港,海天一色,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送走“嫦娥五号”奔月 又迎“奋斗者”号凯旋 海南加快布局发展航天深海高科技产业
送走“嫦娥五号”奔月 又迎“奋斗者”号凯旋
海南加快布局发展航天深海高科技产业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海口11月29日电(记者柳昌林、陈凯姿)刚刚送走“嫦娥五号”奔月,又迎来“奋斗者”号凯旋。近年来,在航天和深海领域国家重大项目中,“海南身影”频频出现。

  今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海南要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三亚深海科技城,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记者从海南省政府获悉,海南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的同时,正在加快培育航天深海高科技产业,构建“上天入海”科技发展格局。

  在2020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海南具有发展航天应用产业的优势和巨大潜力。国家航天局也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在海南建设航天科技创新基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航天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商业航天企业落地海南,发展“航天+”智慧海洋、生命科学、智能制造、新材料及文化科普旅游等产业。

  以文昌航天发射场为基点,海南正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和发射场主场优势,持续加大航天产业和太空经济的支持力度,打造以航天高端产品研发制造、空间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为代表的产业集群。

  海南省还在布局推进卫星遥感科技产业园建设和低纬度卫星观测体系技术研发与应用,未来将完成海南小卫星星座布局,为海洋航运、岛礁监控、渔业信息服务及海上搜救提供技术支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海南具备开展深海科考的天然优势。”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阳宁说,深海科考研究成果的转化,可带动海南水下摄像、水下照明、水下推进器、深水传感器设备生产等一批深海通用技术和产业发展。

  目前,海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海技术创新研究院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已在海南揭牌成立。三亚深海科技城产业规划已批准实施,正进行全面招商建设运营,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落户。

  海南省科技厅厅长谢京表示,随着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大型深海超高压模拟试验装置等国家海洋科技重大装备落户海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一批深海项目在海南实施,海南省打造深海科技高地、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步伐正在提速。

 
千里巡诊暖兵心
千里巡诊暖兵心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1月的北疆边境,黑龙江界江沿线遍地雪白。

  迎着寒风,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和解放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962医院组建的医疗专家小组携手,为驻守在祖国最北端的边防战士、武警官兵开展上门医疗服务。

  “这次联合巡诊,送医送药送设备,是给战士们解决健康问题的。”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卫勤处助理马亮说。

  刚到边防一线官兵驻地,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外二科主任赵延君和战士就从大巴车抱下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大家伙”。他介绍说:“这是医用脉冲磁治疗仪,能够镇痛、消炎、消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肌肉紧张萎缩等症状效果好,战士们用得着。”

  医生们坐在临时安排的问诊室里,内科、外科、骨科、疼痛科、皮肤科等常规科室都有,战士们按需就医,在各科室前有序排队。“以往只能到大医院才能看的项目,这次在驻地就能看上,一些项目检查完就能出结果,拿着就能找到医生,比去医院还方便。”武警漠河中队战士张振说完,便拿着手上的心电图向内科走去。

  “过去,我们每年巡诊只能覆盖四五个科室。现在,两家医院联合巡诊,科室基本能组齐了,大设备也能带上不少。”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院长刘晨阳说。

  这天中午,正在北极村巡逻执勤的4名武警战士,“意外地”碰上了巡诊活动的医疗专家小组成员、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心理咨询科主任杨敏。原本在漠河营区里给战士们巡诊的她,看完最后一个战士后得知还有4名战士仍在外巡逻,顾不上吃午饭就让战士带着她往执勤点赶。

  “来巡诊就要覆盖到每一名战士,一个也别落下。”杨敏说。带上医疗箱,杨敏和体检中心主任蒋东鹏,跟随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执勤官兵身边。熟络起来后,大家挨个咨询问题,她也一个个为他们贴心解答。

  这时,一位上校警官急匆匆地奔来。他是杨敏的爱人、大兴安岭支队政委王恒。原来,知道妻子来漠河巡诊,王恒亲手包了饺子,得知她没能吃上饭,就带着饺子赶了过来。

  “我是军人也是军属,和爱人常年两地分居,现在更是相隔千里,特别能感受到战士们在边疆的不容易,他们的背后也是一个个家庭,巡诊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有保障,让他们的家人放心。”返程路上,杨敏对记者说。

  某边防旅士官单国琪,最近腿蹲不下去也抬不起来。第962医院疼痛科主治医生王景强检查完说:“你这个情况,做我们的小针刀手术就行了。”

  “我是驾驶员得开车,不能耽误工作。”小单捂住膝盖有些犹豫。

  “放心做吧,腿治不好可就真耽误工作了。”站在一旁的班长笑着“吓唬”他,小单这才放心地躺下做完小针刀。

  “3天不能沾水,一周避免剧烈运动,再有不舒服的地方来医院随时找我。”王景强临走不忘嘱咐几句。

  漠河、塔河、呼玛、黑河……两家医院联合巡诊活动历时9天,超4000公里,遍及10多个巡诊点,在数千里边防线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 (记者刘新、张博令)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29日电

 
“最后100米”,堵车更堵心 医院“停车难”加剧“看病难”现象调查
“最后100米”,堵车更堵心
医院“停车难”加剧“看病难”现象调查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太原11月29日电(记者魏飚、刘翔霄)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停车难问题日渐突出,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的医院,停车更是难上加难。从医院门口到门诊、急诊、住院病区,看似短短的“最后100米”,却因停车这个小细节,给患者就医带来不小的困扰。

车辆扎堆行 医院门难进


  去年冬天,山西太原市民王先生带父亲到双塔东街的一家三甲医院就诊,着实体验了一把停车难。“父亲70多岁,当时发高烧,吃了退烧药体温还在39摄氏度。因怕他着凉,我就开车带他去了医院。结果,车堵在医院门口,光排队进医院就排了50分钟。”王先生说,平时这段路步行也就10分钟。

  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留意到,在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大医院,停车难频繁上演。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留言板上,也有不少居民反映医院停车难的问题。

  连日来,记者趁上午时段,走访了太原市老城区的4家医院,发现每家医院无一例外——门口都大排长龙。尤其是同处于五一路的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两家医院呈垂角状并立,直线距离不过50米,患者入院停车难的情况一直存在。

  上午8点整,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门口的车辆已经排得看不到头,一位执勤保安说,医院有600个车位和99个立体车位,不到8点就已经“满负荷”。车主刘俊载着孩子来到山西省妇幼保健院,但医院内停不了车、落不了脚,路边的停车位也已满员,他只好开车围着医院绕,三圈半个多小时下来还是没找到车位,“停车比看病都难!”

  在太原市某三甲医院做保安的李泰生告诉记者,他亲眼见到过一位心梗患者被堵在车流中进不了医院门,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当时有交警,帮助及时疏通才把患者送进医院急救”。

  “因地段所限,全国各地市中心的医院大多面临停车难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静态产业分会副会长康泽泉说,过去城市中心医院停车配套指标是达标的,但汽车工业发展太快,现在这些中心城区医院的停车位已远远不能满足医患需求。

医院停车难催生系列问题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医院的老院区往往地处市中心,地方小、车位少,客观条件造成停车难,同时也催生不少新问题。

  在太原市新民北街一家医院附近,记者步行50米就遇到了3位“黄牛”,“能停车,一个车位30元。”记者跟随其中一位来到附近一居民小区,发现本就不大的小区停车位也就只剩1个。由于车辆杂乱,不时进进出出,一些小区居民对此颇有怨言。一位住户说:“一旦遇到火情或紧急情况,消防车或急救车辆根本进不来。”

  在其他一些城市,医院附近“黄牛”带路高价停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天津市某三甲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做这种生意的一般都是医院附近、年龄大点的居民,对医院周边环境比较熟悉。

  记者了解到,以太原市为例,老城区医院占地多在100亩、200亩,最小的仅30亩,因为地上车位有限、地下车位没有,停车存在实际困难。

  由于车位的紧缺,很多医院职工停车都成了问题。太原市坝陵南街一家市级医院停车位只有50多个,为了“让位”于患者,医院统一安排职工在附近一处写字楼地下车库停车。该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停下车步行到医院约需10分钟,遇上时间紧张,就得一路小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一位工作人员说,医院也有“患者停车优先”的规定,不允许本院职工在医院内停车。他还介绍,过去医院后面有条巷子可以随便停车,有的车一停一整天不动,现在改为咪表计费,车辆停着不动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只能缓解一部分停车压力”。

  近年来,太原市老城区的几家大医院纷纷建了分院,新院多充分考虑了停车位的问题,停车不再困难。但由于新院大多地处偏远,又引发了新的就医难题。比如,山西某三甲医院新院区需从市内换乘两至三趟公交,途经40多站,耗时约需两个半小时。另外一家三甲医院新院址则横跨两市,距离太原市区有30多公里。因不清楚老院、新院科室划分,一些外地患者入错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此外,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认为,对于人流高度集中的医院,停车场的容量仅占进出医院车辆总量的20%到30%,由于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大量就诊车辆在医院周围道路聚集,造成了很大的交通隐患。并且,机动车在医院的出入及无序停放会产生大量噪声、粉尘污染,打破了医院内应有的宁静和谐气氛。

破解医院停车难各方都要“动”起来


  受访人士表示,解决医院停车难问题不仅医院要“动”起来,地方政府也要有所行动,引入大数据,通过交管、城管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实现对停车的精细化管理。

  耿晔强呼吁,可进一步宣传引导医院周围更多居民区停车位向社会开放。同时,拓展周边空间,将医院周边一些附属设施改建为停车场,比如可以协调医院周边的生活小区共建停车场,白天医院使用,夜晚小区居民使用,通过错时停车满足各自需求。同时,对于新建的医院,在公共交通建设和宣传引导方面要多下功夫,避免患者就医跑“冤枉路”。

  目前,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已开始尝试利用智能政务和大数据云服务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打造了“市级公共停车信息平台”,已有89万个车位接入,三甲医院周边的街面道路和停车位信息是其中重点。康泽泉认为,这些办法值得借鉴。“还有的地方通过信息手段,通过短信和二维码等方式,让市民能及时获取停车指导,都是不错的尝试。”

  山西白求恩医院急诊室主任闫新明则建议,“多措并举”才能解决好医院停车难问题。“比如引导轻症患者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同时医院要把院内通道建设好,有的医院采取单循环的方式对停放车辆进行管理,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也能缓解进出拥堵加剧停车难的问题。医院门口需要交警适当维持秩序,还可在医院内部和附近投建地下、立体车库。”

 
西媒:西方应深入学习中国脱贫模式
西媒:西方应深入学习中国脱贫模式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参考消息》29日刊登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发表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上的文章《一个没有极端贫困的中国》。文章摘要如下:

  几天前,中国发布消息说,中国最后一批贫困县已经脱贫。由此,中国几代人的坚持让数亿人摆脱了发展不足和贫困。中国成功消除了极端贫困。这表明,脱贫是可以实现的,需要毅力和政治意愿,还需要制定一种模式,让大家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采取应对措施。

  当然,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仍有待解决,但在这方面也出现了积极趋势: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继续缩小,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人口超过4亿。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成功放大了我们的失败。对市场和自由社会优点的宣扬,掩盖了我们对摆脱贫困的无能为力,我们社会的贫困不断增加,不平衡和不平等也一样在加剧。我们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也许这确实是制度的本质造成的。在中国,这一重大成功是因国家的坚定行动获得的。此外,中国基本依靠自己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首先制定大量计划,利用独特的内部援助系统进行强大的公共投资,并让国内发达地区和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脱贫过程中发挥帮扶作用。

  我们应该深入学习中国的脱贫和发展模式,建立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对话,以在国际层面帮助各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束缚。但很可能与新冠疫情的管控一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阻挡了对证据的认可。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并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欧美的感染、死亡和饥饿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欧美还是执着于对中国发布的消息进行细节研究,并贬低其成就价值,将其简单归类为宣传手段。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冲出乌蒙,反贫困走向胜途 全国贫困人口最多县的脱贫突围
冲出乌蒙,反贫困走向胜途
全国贫困人口最多县的脱贫突围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云南省镇雄县以古镇岩洞脚村幼儿园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11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冠森摄

  新华社记者李银、李怀岩、林碧锋


  56万!这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县、云南省镇雄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

  84年前的1936年2月,红军在这里打响了乌蒙山回旋战,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冲出乌蒙山,走向胜途。

  今天,镇雄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战场决战决胜,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反贫困的胜利。

万名干部结对帮扶拔“穷根”


  前不久,场坝镇巴溜村贫困户马超光在家中早产,救护车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万分危急之际,家人首先想到的是邓医生。邓医生叫上村医,抓起简易待产包,赶到马超光家里,立即对产妇和婴儿做保暖、消毒等处理,随后联系县医院并送去做进一步检查,最终母女平安。

  群众口中的邓医生,是镇里下派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邓雪梅,曾在镇卫生院工作多年。5年前,她来到这个有着1411名贫困户的村子——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指挥部遗址所在地。

  临近黄昏,47岁的邓雪梅沿着蜿蜒山路走村入户。“大家都很喜欢邓医生,有困难就找她。”村民李富丽说,邓医生常说,我们村是革命老区,当年老一辈艰苦奋战、不怕牺牲,如今面对贫困,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靠自己拼和干,把日子越过越好。

  邓雪梅是镇雄万名下沉一线扶贫干部中的普通一员。

  镇雄1986年就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特困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91.03%。到2016年,全县171万人口中,确认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仍有56万,30个乡镇(街道)中有20个贫困乡镇,263个村(社区)中有235个贫困村。

  镇雄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人均耕地不足1亩,交通闭塞,产业匮乏,水源短缺,一些村子到省会昆明需要两天时间。

  为啃下贫困的“硬骨头”,镇雄在“五个精准”上狠下功夫:完成全县32万户143万农村常住人口全覆盖调查,精准识别贫困户;建立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精准实施项目;规划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产业扶贫等11个项目,做到精准到村到户;统筹整合专项扶贫资金、涉农资金、挂钩帮扶资金等,强化监管,精准使用;推动各级扶贫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精准制定237个村的到户到人帮扶方案。

  此外,累计选派42名县处级党员干部担任30个乡镇(街道)“党委第一书记”。中央部委、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共下派2300多名干部驻村作战督战,共有10341名干部开展结对帮扶。

  镇雄县县长张洪坤说:“摘掉贫困帽子,要靠50多万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拼,没有捷径可走。”

各方帮扶补齐最弱的短板


  46岁的贫困户冯登友,是镇雄6万多搬入新居的贫困群众一员。在教育扶贫政策帮扶下,他的三个儿子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冯登友老家中屯镇齐心村只有一条泥巴路,到镇上要走两个小时,全家人挤在透风漏雨的茅草房里,吃水要到3公里外背,家里常年吃的是苞谷和洋芋。他抽出纸巾擦着泪说:“我当时学习是班级前几名,但因为家里穷没能念下去。以前特别恨我爸,直到有了孩子,才知道贫穷真可怕。”

  齐心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54%,这几年在各方帮扶和全村村民不懈奋斗下,齐心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组通了水泥路,户户有了自来水,人人住进安全房,果桑产业近1000亩,小孩都能就近入学。

  镇雄县扶贫办副主任吉章旭介绍,2014年以来,中央和云南省累计投入项目资金317亿元,各有关单位和对口帮扶城市积极帮扶,仅东莞市就投入资金2.7亿元,各方共同帮助镇雄逐步补齐了“锅底”短板。

  ——实施3300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26万人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完成4.1万余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61个安置点让1.4万多贫困户住进新房,全县11万多贫困户实现住房安全保障;

  ——硬化通村公路1721公里、村组路4221公里,所有行政村和半数以上的村民组通了硬化路;高速公路、高铁先后建成通车,初步形成内联外通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

  ——新增校舍150万平方米,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户子女超10万人,无一因贫失学辍学;发放各类资助资金24.7亿元,惠及学生323.9万余人次;

  ——新建村卫生室181个,实现所有村全覆盖,并配齐了合格村医;

  ——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23亿元,惠及11万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55万余人。三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马铃薯种植74万亩、生猪出栏102万头、蔬菜种植32万亩;新发展竹产业百万亩;村级产业培育“云笋”“云栗”“乌蒙云蜜”等优质产品……

外输内拓,稳岗就业保收入


  “厂里有没有夫妻房?”“工资福利待遇怎么样?”“小孩能不能就地读书,五险一金买不买?”……这是镇雄县驻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劳务输出工作站站长张勇,走访企业最常问的问题。

  37岁的张勇去年4月到清溪后,已走访了当地数百家企业,帮助山区群众走出大山实现就业。今年2月10日,工厂复工复产,他不顾家人反对,连夜奔赴广东。通过协调开设绿色通道,一个多月里累计“点对点”安置镇雄在东莞务工人员2532人。

  镇雄是劳动力大县,务工总收入占贫困户总收入的82.57%。最近几年,镇雄盯住未脱贫户和零就业家庭,全力组织转移输出。

  今年疫情期间,镇雄依托39个外出务工流动党组织以及在广东、浙江、安徽等地组建的5个劳务输出工作站,对所有县外务工人员开展精准化管理服务。

  “从无序输出到有序输出,从零散输出到集中输出,从短期输出到长期输出,下一步,镇雄的重点是加大内拓和培训,变体能输出为技能输出。”镇雄县人社局局长王万辉说。

  走出去,可以务工挣钱;留下来,也能在家门口就业。

  位于以勒镇庙埂村的中润服装加工扶贫车间,成排的缝纫机嗒嗒作响。39岁的贫困户吴传敏和丈夫陈章田每天走十分钟就能到厂里上班。吴传敏说:“孩子还小,外出务工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我们两人每月有将近7000元收入。”

  扶贫车间负责人李俊早些年在浙江工作,2018年通过招商引资回乡创业,把4个扶贫车间开到村里,带动537人就业,其中贫困户235人,月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

  今年以来,镇雄外输内拓,共转移就业劳动力66.61万人。同时,开发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29000多个,全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确保稳定增收,预计今年人均收入超万元。

    新华社昆明11月29日电

 
新体制托举战鹰奋飞空天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深挖潜能,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
新体制托举战鹰奋飞空天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深挖潜能,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陇原大地,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实兵体系对抗演练如期打响。
 
  “红军指挥所转进一等。”随着杨晨一声令下,基地作战指挥中心各席位战勤人员迅速到达战位。
 
  “X席报告,加强班到位,一等准备好。”红军航空兵部队转进、雷达部队转进、地导防空部队转进……作为地面干部的杨晨没想到,自己居然能成为演练的红方指挥员。
 
  新体制运行后,入伍21年的杨晨已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个第一次,而在基地作战指挥中心的值班席位上,向习主席介绍部队任务情况的那一次,无疑让他终生难忘。
 
  2019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空军某基地视察。作战指挥中心内,官兵们紧张有序工作着。习近平来到这里,察看值班席位,听取有关介绍,详细了解战备值班和训练情况。
 
  “汇报刚开始有些紧张。”提及当时的感觉,杨晨坦言道。然而,面对统帅的临机提问,他却胸有成竹,如数家珍。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杨晨的底气源自基地常态化体系集成训练成效。
 
  “新体制运行以来,我们紧贴使命任务,坚持主业主抓,紧盯强敌对手谋战研战练战,大力推动练兵备战工作深走实落。”基地司令员文俊飞说,“特别是习主席视察后,为建设一流基地擘画了蓝图、立起了标准、指明了方向,我们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深挖新体制潜能、老传统精华、体系化效能,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
 
  某雷达站接到“转进一等”命令时已近拂晓,指导员李军火速冲向值班室。
 
  “我们常年担负二等战备值班任务,随着实战化联演联训不断深入,紧急转进一等的场景越来越常见。”在海拔3600多米的高原上,全速跑上15度100米长的陡坡,李军有些气喘。
 
  “下雪天走这条路更需小心,很多官兵都有滑倒的经历。”李军说,他们所在驻地全年无霜期仅有70天。
 
  和杨晨一样,被习主席视频察看的那一幕,是李军人生的高光时刻。“头一天晚上我和站长十分激动。”李军说,“想得最多的是怎么展现好我们基层官兵的风貌。”
 
  盯着强敌研,追着对手练,抓住机会联。基地每月开展体系集成训练,每季度组织实案化课题演练,通过上下统合、分工协作、平台聚合,使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由共识变成了行动。
 
  “作为最基本战术单元,我们不仅围绕13项课目专攻精练,更要作为作战要素融入基地体系集成训练。”李军说,如今,不仅出动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更实现了固定雷达站从能动到能战的转变。
 
  “在战场上,这时你已经死了!”一次新员改装超低空飞行训练中,基地航空兵某旅飞行二大队大队长胡华毫不留情地对飞行员说。
 
  新体制运行后,飞行训练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遂行各种作战任务的“必答题”都做不过来,新员改装这道“附加题”有必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吗?
 
  新员改装事关空军战斗力建设,必须要把“飞之初”搞扎实。这是旅党委“一班人”的共识。在对抗、协同中研析克敌之法、锤炼攻防之技,实战化、体系化训练带来的不仅是飞行员单机操纵能力的提高。
 
  “飞行员是体系中的一环,搞清了体系定位,在未来作战中,我们技术上更有数,心里更有底了。”胡华说。
 
  发生变化的远不止他们——
 
  这一年多,基地各级作战指挥能力持续提升。
 
  指挥对抗直接关系战争胜败,文俊飞却“闲”了下来。“现在我们具备3套指挥班子同时遂行任务的能力。”他的语气里透着自豪,“一年多前,我带着参谋们花一个星期做指挥筹划,现在他们能在两三天内自主完成指挥筹划。”
 
  基地党委持续突出练筹划指挥、练排兵布阵、练精准保障,通过精细统合把关定向,倒逼各级指挥机关提升筹划组织指挥能力。基地作战指挥中心主任李福瀚说:“我们各级参谋思维开阔了,作战筹划会搞了,情况分析有数了,指挥手段多样了。”
 
  “除了提升飞行技战术,现在我们飞行员要做航线规划,大队长们要掌握指挥技能,旅长、参谋长要组织联合训练。”航空兵某旅旅长曹龙说。
 
  这一年多,各作战单元联得更紧融得更实。
 
  一次重大演习中,基地某机动雷达站站长裴泽超接到来自陆军参谋的指令,第一反应是“打错电话”了吧?接下来的几天,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他意识到联合作战就在身边。
 
  “现如今,基地体系训练中作战要素越来越完备,演训场经常能见到其他军兵种的同志。”裴泽超说,“通过对抗协同,我们知道怎么联合制胜。”
 
  随着基地体系训练走深走实,后装要素进一步融入作战体系。2019年,基地牵头空中作战群出国参加联合演习,后保力量成功实现野外条件下无依托自主保障。
 
  “我们要把各作战单元打造成通用的积木模块,在任务中实现‘即插即用’功能,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文俊飞说。
 
  这一年多,基地官兵干劲更足责任更大了。
 
  “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躲避?”“为什么没有在这转弯?”……航空兵某旅的复盘反思会上,参谋长杨帆的“十万个为什么”让飞行员暗暗叫苦。
 
  察其细微,方能成其远大。“现代空战对飞行人员身心素质要求高,战场上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战斗作风的较量。”杨帆说,“我们要用一流的训练、一流的战斗作风弥补装备的不足。”
 
  “神炮精神”“马衔山精神”“飞播精神”,基地部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我们把老传统的精华融入新体制建设,贯穿政治教育、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的各方面,在忆传统研现实中砺士气聚军心。”基地政委张云德说,一年多来,官兵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真抓实备、常备不懈,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发展。  
 
   (记者徐毅、张瑞杰)新华社兰州11月29日电
 
媒体高端论坛为金砖国家媒体互学互鉴创造条件 访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总裁桑切斯
媒体高端论坛为金砖国家媒体互学互鉴创造条件
访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总裁桑切斯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圣保罗11月29日电(记者宫若涵)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第五次主席团会议将于11月30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总裁若泽·桑切斯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合作机制为五国媒体互学互鉴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合作机制由新华通讯社倡议并联合巴西金融资讯集团、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印度教徒报集团、南非独立传媒集团共同发起,主席团是高端论坛的决策机构。自建立以来,这一机制为金砖国家媒体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已成为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桑切斯表示,新冠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金砖国家媒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疫情下,各国政府、商界和普通民众更需要准确、可靠和迅捷的信息。对金砖国家媒体从业者来说,这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

  “人们如此渴望迅速获取信息,但假新闻又造成了危害,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桑切斯说。

  “准确报道新闻事件,传播有关各国社会经济的可靠信息,对于加强金砖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也能使金砖国家在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发挥更大作用。”他强调。

  桑切斯认为,不同国家媒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必不可少。“巴西媒体渴望从其他金砖国家同行那里借鉴成功经验,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表示,巴西金融资讯集团在报道金融市场和农产品市场领域有着丰富经验,乐于同其他金砖国家媒体合作,交流共享各国市场信息。

  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成立于1972年,是为巴西金融和农业综合市场提供即时新闻的重要新闻机构,同时也对巴西国内和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进行广泛报道。

  桑切斯特别提到,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正在筹划推出一部有关巴西农业的纪录片,介绍巴西大豆、玉米、棉花、咖啡、肉类等农牧产品的生产情况和有关数据,以及这些领域对未来的展望,希望在此过程中获得其他金砖国家媒体的支持。

  桑切斯对不能与其他金砖国家媒体的老朋友在线下相会感到遗憾,不过在他看来,通过举行视频会议以及在云端分享信息,五国媒体仍可以实现高质量交流,可以借助网络对五国媒体从业者进行远程培训。他还建议起草一份金砖国家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准则,从而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媒体的凝聚力。

  桑切斯说:“只有更加努力和团结,我们才能克服疫情造成的种种困难,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0最后一个月,这些新规将这样温暖你
2020最后一个月,这些新规将这样温暖你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白阳)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进入倒计时,一批民生新规让这个冬天增添了阵阵暖意。事关你的切身利益,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销售规则玩成文字游戏,这个促销新规让我远离套路


  一件衣服原价500元,15元定金可抵30元,前4000名客户定金可以翻3倍,“双11”当天满400元减50,0点前下单还能领取50元红包……

  近年来,各类花式促销规则让“买买买”变得愈加“烧脑”。12月1日起,《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施行,对商家的促销套路作出规范。

  促销先提价再打折?暂行规定明确,经营者开展限时减价、折价等价格促销活动的,应当显著标明期限。经营者折价、减价,应当标明或者通过其他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表明折价、减价的基准。

  促销规则太复杂难懂误导消费者?暂行规定要求,交易场所提供者统一组织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促销的,应当制定相应方案,公示促销规则、促销期限以及对消费者不利的限制性条件,向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提示促销行为注意事项。

  针对“刷单”“刷好评”等行为,暂行规定明确,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商业信息、虚构交易或者评价等方式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

  过去我没得选,这个反垄断新规让我的权益有保障


  某种商业模式刚成为风口,同类型产品在市场上百花齐放;几年后在并购、控股等资本运作下,市面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产品却所剩无几。通过经营者集中,企业可以扩大市场竞争力,但也可能带来垄断风险,损害消费者权益。

  12月1日起施行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对此明确,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应当事先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市场监管总局经审查认为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告知申报人;经营者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为减少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经营者可以提出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如承诺方案不足以减少集中对竞争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可以与经营者就限制性条件进行磋商,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其他承诺方案。

  有了这个条例,我在攀登科技高峰的道路上更有动力了


  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将于12月1日起施行。作为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条例在奖励提名、学术诚信等方面作出重要改变,有望对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产生积极影响。

  条例落实了科技奖励由“推荐制”调整为“提名制”的改革要求,实行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关部门等提名的制度。提名者应当严格按照提名办法提名,提供提名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在程序上,明确评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办法、奖励总数、奖励结果等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布。

  此外,针对个别科研人员、机构有违反伦理道德或者科研不端等“前科”,隔几年避过风头后又参评科技奖励的情况,条例要求国家科学技术奖在提名阶段即对上述个人或组织“一票否决”。违反条例规定,有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的个人、组织,将被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今后办事凭信用,“奇葩证明”的烦恼将成为历史


  为了一趟出境游,得跑几个部门“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部门动动嘴,群众跑断腿”的状况,正在成为历史。根据国办最近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今年12月31日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出台本地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案。

  简单说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一种用信用代替证明的新型办事方式。你去行政机关办事,只要以书面承诺符合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就不再索要有关证明直接办理。但如果申请人承诺不实,行政机关就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根据指导意见,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将优先实行告知承诺制,如户籍管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健康体检、法律服务等。

 
让脱贫的农民演自己的脱贫故事 《一个不落》:一场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
让脱贫的农民演自己的脱贫故事
《一个不落》:一场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 化
 
  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任沁沁、张逸之、吴剑锋)两年,一头扎进农村,与农民吃住一起,让刚刚脱贫的农民演他们的脱贫故事。导演郭啸这场大胆实验,结果如何?

  11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国产电影展开幕式上,1972年出生的郭啸,作为导演代表上台致辞。他的这部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将在本届电影节展映。

  “这是一次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1972年出生的郭啸告诉新华社记者,艺术源自生活,人民需要艺术,更需要来自真实、能与他们血脉相通的艺术。

  影片中的梨花村,原型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这里曾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改变了村民的命运,武乡羊肥小米品牌创立了,微商销售模式搭建了,曾经滞销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了,光伏项目立起来了,岭头村在2016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2017年春节,郭啸第一次来岭头村采风,决定把这里的故事搬上大屏幕。那些历经了沧桑依然挂着笑的高原红的脸,长满了老茧却温暖无比的有力的手,言语间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都触动着他。

  不需要布置场景,土黄色的土地、搪瓷大碗、简陋的窑洞、砖墙、石壁与石桌,就是最好的景。不需挑选演员,精准扶贫政策下脱贫的农民,就是最好的演员,他们的真实演绎最具话语权。

  扎根数月,写好剧本,当年5月1日,《一个不落》开机。

  影片以返乡青年张帆的视角,讲述了驻村扶贫帮扶工作队进入梨花村后,依靠党员、群众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家族矛盾;通过精准扶贫,带领梨花村成功脱贫的故事。电影礼赞扶贫工作队干部,更真切呈现了贫困农村的自然风貌、社会地理、农民生存样态以及情感诉求。

  为了让连相机都没见过的农民对摄像机不发怵,郭啸从不喊“开机”,总是在与农民聊天的轻松氛围下渐入拍摄佳境。为了拍摄过程中不打扰农民表演,剧组没请剧照师。

  在自己最熟悉的天地里,农民们每天拿到一张台词,在规定的情景内,“可劲儿折腾”。演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都很投入,没人跳戏。

  背台词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农民们每天领到台词后,不仅能背下来,还能对台词做合理改变,融入了当地的语言特色。“抿圪斗”“拉拉话”“不歪”“牛哄哄”“瞎胡球闹”等真实生活中“流”出来的语言,让影片接上地气,还冒着热气。

  不少当地农民主动要求入戏。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来找郭啸,“村里其他人都扮上了,给我也加个角色吧。”

  从村干部腐败、懒汉混吃混喝、兄弟反目、孩子交不起学费;到扶贫干部进村,与农民倾心交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精准扶贫政策。而后,村干部积极配合工作队做好脱贫致富工作,光棍李二狗入了村里新成立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光棍狗蛋成了乡村快递员,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工作队给联系了爱心企业,村庄各种乱象得到了改善,乡风民风村容村貌向好……走上脱贫致富大道的梨花村,正是千千万万个脱贫村的真实写照。

  “精准扶贫让俺们村告别了穷日子,过上了好日子,还让俺们当了回电影演员。”剧中扮演老支书的岭头村73岁村民张来旺深情地说,俺们感觉日子越过越好,往后更有奔头。

  2018年10月,《一个不落》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2019年,影片被推选为2019年度国家电影精品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0年10月17日第7个国家扶贫日前夕,《一个不落》登上大银幕。

  电影上映以来,郭啸接到了许多农民朋友来电。他们感谢剧组拍了一部让农民感到亲切并为之感动的电影。郭啸说:“这是一部由人民参与创作,为人民抒怀的电影,是我应该感谢你们,人民的喝彩才是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

  随着贵州省日前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主旋律电影持续飘红背后
主旋律电影持续飘红背后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 化
 
▲11月28日,电影《夺冠》获得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在厦门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获得表彰。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正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主旋律电影有多火?票房表现可见一斑。2017年,《战狼2》以56.8亿元票房横空出世,坐稳国产电影票房总榜榜首的位置;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大主旋律商业大片同台竞技,一举刷新多项票房和观影纪录。
 
  时间进入2020年,疫情急剧冷冻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上演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乡》《八佰》两部影片开启逆势突围,联手献上约60亿元票房,引领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一票仓。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更愿意称这些主旋律影片为新主流影片,它们不仅具备了主流价值、主流意识等属性,更囊括了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可等符合现代电影观念的文化内涵和产业属性。
 
  在商业化电影占据市场主流的今天,主旋律电影何以摆脱传统的窠臼,夺取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在导演刘潇看来,相较以往,近年来上映的主旋律电影主题明确、人物设定精准,无论故事结构还是叙事方法都具备成熟商业电影的框架。
 
  “以《湄公河行动》为例,影片围绕营救这一主线,每个人物都为此服务,节奏合理,故事清晰。”他认为,这是我国主旋律电影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都将叙事视角从英雄转向平凡人。《八佰》中,一个个小人物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时代发展与国家巨变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中,让人为之动容。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引起他们的共情,角色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恐惧。早年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对缺点避而不谈,导致人物失真。”刘潇说,而近年来上映的《红海行动》等影片,更加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的瑕疵与成长,无形中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
 
  “只有创作者在情感上与民众的情感能形成共情,才有可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作品。”皇甫宜川说。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不再拘泥于革命历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展映。“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们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说,国家与民族赋予我们文化的从容与自信,青年电影人当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以不竭的创作回应时代课题,承担时代使命。 (记者吴剑锋、任沁沁、张逸之)
 
    新华社福州11月29日电
 
  
 
“不过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 看京剧“第一科班”如何守正创新
“不过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
看京剧“第一科班”如何守正创新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 化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白瀛、何凡)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袁世海在表演京剧《龙凤呈祥》时,将《芦花荡》一折中张飞出场的三倒步改成了三望:一望前面还有多远,二望敌人来了没有,三望周围的情况;之后又采用了范宝亭《演火棍》焦赞的边挂,来了个反飞脚。与之合作的梅兰芳称赞“他这出戏,短小、精悍、巧”。

  “张飞的出场表演经过了袁世海的巧妙设计,演起来干脆利落,即表现出张飞的快人快性,又透露出他的稳重沉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学者张雯睿说,这个惊艳的出场背后是袁世海对程式的巧妙应用和他严谨、规范的基本功。

  日前在京举办的首届“富连成戏曲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不少学者和专家认为,富连成社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下戏曲的“守正创新”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作为京剧“第一科班”,北京富连成戏剧学社成立于1904年,在开办的44年中先后培养了八科近800人,其中不乏马连良、于连泉、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梅兰芳、周信芳等名家,是京剧史上开办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京剧教育机构。

  1935年,文人吴幻荪曾发表评论说:“富连成戏剧学社,就因为不追随时代潮流的推移,而反倒沾光了,因为一些举办不彻底改造的人士初次失败了,而且反连累他们剧艺不坚实,所以愈形映着,富连成戏剧学社,深具规范,注意剧艺。不过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也。”

  “富连成社始终坚持国剧的传统表演方法和程式,延续了国剧艺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经受住了京剧市场的检验,获得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陈仕国指出,富连成社对传统表演方法和程式的坚持,反倒成了其在竞争中突围的筹码。

  20世纪90年代初,舒桐曾在宁夏向出身富连成社的张元奎学戏。如今已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主任的舒桐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的唱有着传统花脸的规范,要求学生吐字清晰,气口要求特别严格,能够缓气,不能够缓气的地方必须一气呵成。音量要求从台口打到剧场最后一排。”

  “几代京剧人的坚守和守护,使我们两百多年的京剧艺术传承至今。对于当代戏曲教师来说,守正是我们在教学当中首先要把握的尺度。我们要把规范、严谨的戏曲艺术传承到下一代接班人的手中。”舒桐说。

  如果说严谨、规范的动作是戏曲的“字”,那么表演程式就是戏曲的“词句”。一篇文章写得是否漂亮,遣词造句是否得当是关键。

  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马连良对《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角色进行了再创造。程婴是在赵家满门被害时充满紧张、肃穆、杀气腾腾的氛围中上场的。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赵家通风报信,在告别赵朔夫妇下场时,抖水袖、甩髯口等一连串戏曲程式动作,不光体现了马连良自身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人物叠足而立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广东省文化馆研究馆员陈才说。

  专家指出,程式化是戏曲的本体特征,也是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基本语汇,因此坚持程式化是戏曲发展、创新的前提。

  “虽然‘程式’一词让人感觉在呈现上有所限制,实则可以在‘程式’中自由翱翔,展示出个人独特的魅力。”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刘璐说。

  然而,京剧是在农耕时代产生的,表演程式也是在农耕生活的基础上提炼的,并反映其时代的生活和审美趣味。但20世纪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当代人物时,京剧应如何利用程式进行创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曾建议,新程式的创编应和整体的戏剧创作紧密结合,把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现代舞蹈元素引入戏曲,可以丰富戏曲表演。

  《骆驼祥子》里的“洋车舞”、《华子良》里的“箩筐舞”、《江姐》里的“绣红旗”……近年来,创作者沿着这个思路,在程式创新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原主任马玉璋则认为,程式的创新也可以从传统中来,比如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的工具,就化自传统戏《挑滑车》。

  “京剧创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孙萍说,“京剧是‘以小见大’的艺术,因此京剧创新在‘正本清源’的同时,在题材的选取上也要有所取舍,‘小题大做’是京剧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律。”

 
寻找“夏”
寻找“夏”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 化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桂娟、史林静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闪耀在后世各种记载中。它确实存在,却神秘又模糊——它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能在中原崛起?它的文化历经怎样的起承转合?
 
  一切有待考古工作提供实证。
 
  25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南二里头遗址、时庄遗址、余庄遗址、黄山遗址和安徽禹会村遗址5项重要考古发现。这5项发现都与夏文化和中原文明形成发展相关。
 
  对于整个中国考古界而言,“夏”是一个悠远而宏大的课题。自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以明确寻找“夏墟”为目的的豫西田野考古调查为标志,学术界开展夏代考古工作已经60余年。
 
  国家文物局今年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2024),正是为了给全面复原和构建夏王朝的诞生背景、社会历史、文明成就、政治结构、国家体系等提供科学支撑,为解决夏文化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化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准确清晰的答案。
 
  在25日的工作会上,考古工作者们展示了自己近年来寻找“夏”的足迹——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九宫格”式布局、“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面貌更加清晰,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多个网格内均曾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基址和墓葬,显示出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结构布局。
 
  时庄遗址则发现了一处粮仓仓城,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城址中心发现一座连间房屋,房屋周围散布28座仓储建筑遗迹,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推测应为粮仓。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仓城。
 
  余庄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房址、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其中龙山文化M10是迄今河南境内已发现的随葬器物数量最丰富、等级规格最高、礼制色彩最明确的龙山文化墓葬。
 
  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出土大量玉石器制作工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均与玉石器制作密切相关,推测黄山遗址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聚落遗址,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区域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记载而得名。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并确认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年代距今4400年至4100年,整体规模超过18万平方米。
 
  “这5个遗址都是比较长期工作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是在不断突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点评说,我们所有的发现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理解夏文化。
 
  星散在各处的遗址,埋藏着中华文明的秘密。寻找“夏”、探知文明的起源,对今天的我们意义何在?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传下来、直到现在都有着内在继承关系的文化特征可称为文化基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说,揭示这些文化基因,就能够知晓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新华社北京电
 
 


 

 
河南洛阳发现2600多年前戎人王级大墓
河南洛阳发现2600多年前戎人王级大墓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 化
 
考古专家和学者在查看洛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发掘现场。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华社郑州11月29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天子脚下,为何会有外族久居;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史书中记载的陆浑戎到底在哪?近日,一座春秋时期西北戎人的王级大墓在河南洛阳徐阳墓地被发现,进一步印证了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融合的历史,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吴业恒介绍,这座标号为M15的墓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主要有饕餮夔纹铜编钟、编磬、玉璜、玉扳指等,且墓葬周围分布有陪葬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对应的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另外,从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青铜礼器来看,应该是一座王级大墓。”吴业恒说,这也是徐阳墓地考古发掘的第二座王级大墓。
 
  从随葬品和葬式葬制来看,15号墓与该区域出土的其他墓葬一致。“墓内随葬器物以及在车马坑内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习俗,与春秋时期西北地区戎人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相同。但随葬铜礼器、车舆规制等又显示其受到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
 
  “15号墓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说,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15号墓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体现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徐阳墓地位于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是2600多年前从中国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群,也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根据史书记载,陆浑戎自公元前638年迁入洛阳伊川,公元前525年被灭。
 
  徐阳墓地自2013年发掘至今,共清理墓葬150座,其中大中型墓12座,大中型墓葬均有与之对应的陪葬车马坑或马牛羊头蹄祭祀坑。“除了一些马牛羊头蹄等戎人祭祀的特征外,该墓葬群还出土了中原地区较为罕见的单耳罐陶器以及螺旋形金耳环和鎏金铜质挂件,这些都是典型的戎人习俗和装饰。”西北大学教授罗丰说。
 
  “无论从时间、地域,还是规模、习俗上看,徐阳墓地都与春秋时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陆浑戎对应。”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这是研究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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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出昆仑山,“白地”变“彩地” 新疆最大易地搬迁安置点的脱贫故事
搬出昆仑山,“白地”变“彩地”
新疆最大易地搬迁安置点的脱贫故事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叶城县阿克塔什镇,地名译为“白石头”,是新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17年以来,近1.4万名群众从更苦、更穷、更险的昆仑山腹地搬迁到这里。怎样让他们在这里住下去、富起来,成为当地脱贫工作的考验。

  三年来,他们平整荒漠,建起成片安居房,还配套兴建了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在“白地”中建起建制镇;他们开垦土地,引进企业,产业全面发力,给每个搬迁户找到一条致富路径,居民人均年收入近万元。

搬出“新牧民”


  宽敞明亮的厂房大棚里,一台饲料拌料机轰鸣着。

  58岁的阿布来提·依西木身穿工作服,戴着口罩,一边铲着青贮饲料,一边指挥工友向机器喂入干草、精料等——作为拌料组组长,他对每一份料都特别上心。

  阿克塔什镇搬迁户以前大多是牧民。搬到这里前,养了一辈子羊的阿布来提,从没想过有这么一天,会以这种方式养羊。

  “以前养羊就是割草喂、山里放,多少辈都没变过。”阿布来提说。昆仑山里苦,风餐露宿是常事;山上坡陡怪石多,他经常听说有人在放羊时掉下山崖摔伤。

  辛苦与危险却换不来好日子。家里10来只羊,每年生七八羔,吃一半卖一半,不过4000多元的收入,仅能维持生计,想发展其他产业几乎不可能。

  破困局还需挪穷窝。2018年,阿布来提一家从叶城县乌夏巴什镇搬到阿克塔什,与大山作别。

  为顺应搬迁百姓的传统生产习惯,阿克塔什在建设之初便引进一家现代化的肉羊良种繁育中心,阿布来提和60多名工友变身“新牧民”。

  易地搬迁,让搬下来的老羊倌,添了好些新笑容。

种出新生活


  又是一天清晨,40岁的麦麦提·多来提来到温室大棚,操作电机设备,打开覆盖在顶棚的黑色保暖棉层,检查西红柿长势。

  麦麦提是叶城县柯克亚乡2村村民,倒腾蔬菜是他曾经的营生。一年下来仅有的收入,连养活一家6口人都很困难。

  山里生活质量也不好。“以前吃的主要是土豆、洋葱,绿叶菜山里人没怎么见过,不会种也不太会吃。”麦麦提说。

  搬出来,他们才有了跳出贫困的希望。

  依托叶城县这个市场,阿克塔什镇改造3000多亩沙化土地,建成28座现代化温室大棚、1300多个普通的拱棚,向贫困户、困难户免费发放,发展蔬菜种植。

  今年5月,麦麦提承包了10个拱棚,种了辣椒、西红柿等多种蔬菜,7月又以每年5000元价格承包了一个温室大棚,种上反季节蔬菜。种菜加上其他收入,麦麦提一年进账超过6万元。

  在麦麦提的温室大棚隔壁,阿依吐尔逊·阿布都热西提的大棚里,三角梅、长春花、百合花等争奇斗艳,年仅19岁的她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种花能手。“把花送到县城巴扎上卖,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卖4000来元。”

  “这些天我正在考驾照,想买个车,将来还想开店、考大专、考本科。”阿依吐尔逊说,易地搬迁,给了她追梦的力量。

闯出小梦想


  走进阿克塔什镇产业园一间制鞋厂房,25岁的布艾吉尔·艾木都拉身着黑色西装来回巡查,时不时停下给工人做示范。

  搬出来以前,布艾吉尔只能守着5亩地过活。山区天凉地薄,种下的小麦、玉米只够家里4口人的口粮,套种的10来棵杏树倒是能卖点钱。“一年最多赚个两三千元,想逛个巴扎都难。”

  没产业、没技术曾是制约南疆不少县市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让越来越多农牧民“有事做,有钱赚,有奔头”。

  如今,在阿克塔什镇这块“白地”上,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产业园拔地而起,已有9家企业入驻。

  “现在我每周都会打车去县城逛一次巴扎。”现在的布艾吉尔靠过硬的技术升职为小组长,管理着20多名员工。

  在安置点另一侧,当地政府建了青年创业园,给每个入驻商户发放5000元创业补贴。

  33岁的依力亚斯·麦麦提的电动车修理店,刚刚开业两个多月。

  “虽然刚开业,但每天也能赚200来块。”依力亚斯说,修电动车是搬来后新学的,“有技术,搬到哪都不怕。”

托起新希望


  走进努尔艾拉·艾麦提亚孜的客厅,一张转角沙发、一张茶几、一台电视,墙上挂着三片仿画框的暖气片。

  “房子是两室一厅,62平方米,搬来时已通了水电气、网络。”努尔艾拉说,搬来时是拎包入住。

  一举告别漏雨透风、时常受洪水或泥石流威胁的土房子,固然让努尔艾拉高兴。更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她高兴的,还有搬迁后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以前乡里小学是土坯房,又临近山脚,一下雨就闹水患。努尔艾拉说:“一年有近一半时间在停课,怕洪水把孩子冲走。”

  阿克塔什镇2019年建成镇小学,1900多名应入学儿童全部免费入学。

  “现在学校什么都有,也不用在书包里带水、带馕了。”努尔艾拉说。

  搬出来前,缺医少药,乡卫生院只能治感冒之类的小症。

  现在,离努尔艾拉的家仅5分钟路程,便是叶城县中医(维医)医院阿克塔什分院。“特别羡慕这边的老人,不用担心没地方治病,大一点的病也有救护车来接,半小时就能到县上的大医院。”

     (记者许晟、马锴、阿曼)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消失的猎人
消失的猎人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扎尕那村,曾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身穿藏族传统服饰,手握猎枪,身影穿梭于林间,追逐着猎物的踪迹。

  他们是当地村民,也是在山林里讨生活的猎人。

  今年56岁的次日扎西,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打猎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扎尕那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丰富。但在过去,半农半牧的藏式田园生活,并不足以填饱所有人的肚皮。

  为了谋生,许多百姓拿起土枪钻进山林。从此,牧民也是猎人,农户也是猎户。

  夏季则成了狩猎季,狼、狐狸、盘羊等动物都出现在猎人的准心里。

  次日扎西也不例外,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就知道如何狩猎:打枪要“三点一线”、在猎物出没的地点放置陷阱、要站在猎物的下风口……“不打雌性猎物,也不打受伤的猎物,要遵守大自然的规矩。”

  17岁时,次日扎西第一次单独狩猎。

  那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藏服在自家牧场放羊,突然发现雪地上有盘羊的蹄印。他摘下帽子,循着踪迹进入林中,穿过白雪皑皑的林海,弯着腰走了快一公里,在一棵树下发现了猎物。

  举枪,上膛,瞄准。随着一声枪响,猎物倒地。

  猎物的皮毛作衣,骨肉果腹。

  猎户的日子很辛苦,不仅要防范动物的袭击,还经常白忙一场,有时冒着雨雪穿山越岭追踪猎物,到头来枪支哑火。算下来,狩猎十之八九都会落空。

  次日扎西回忆,打猎多了,动物都怕人,见人就跑。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国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更加完善,以及对枪支更加严格的管控,猎人从山林回到了田野和牧场,身影逐渐在时代的浪潮中淡去。

  次日扎西也回归到半农半牧的生活中,并且发现了新的“猎物”。

  2013年,次日扎西当选村里的村委会副主任,“贫困”进入了他的准心。

  过去,扎尕那村的道路是一条条狭窄的土路,车辆无法通过;村民住着低矮的藏式房屋,有的年久失修;增收效率低的农牧业依然是主要产业。

  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当地脱贫的主要手段之一。藏族风情浓郁的扎尕那本就旅游资源丰富,同时随着退耕还林等政策的不断实施,生态环境也日渐向好。

  于是村里的干部群众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一起修屋铺路,改善基础设施。在大伙的努力下,宽敞的硬化路连接起村庄和外面的世界,一座座藏家乐拔地而起,村里满是两三层的小楼。

  每到旅游旺季,游客纷纷来此体验藏式风情,扎尕那村热闹了起来。

  “打猎和脱贫致富一样,都需要目标、耐心和毅力。”次日扎西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扎尕那村群众自主经营主体已从2013年的10户,发展到现在的146户;农牧村群众年人均纯收入更是从2013年的51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1000元。2019年,全村共接待游客138万余人次,文化旅游综合收入8亿元。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盘羊、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时不时出现在村头巷尾,但再也没有冒着烟的枪口。

  现在,曾经的猎人与猎物在同一片天空下和谐共处。猎人放下了猎枪,而猎物则化作风景的一部分。

  11月,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次日扎西所在的迭部县早在2018年便实现脱贫。

      (记者崔翰超、何问)新华社兰州电

 
贵州印江:“文明储蓄所”的“正负清单”
贵州印江:“文明储蓄所”的“正负清单”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洗发水、大米、食用油,用积分兑换的这些物品很实用,主要是积分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形象。”在社区“文明储蓄所”超市里兑换物品的张江凤,很看重自己家的积分。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农村和社区建立“文明储蓄所”,围绕村民、居民日常行为建立清单,以“积分制”方式管理,并将积分进行结果转化,分数为正可兑换物品,分数为负则在评先评优等方面相应受限。

  张江凤的家在印江县兴民社区,这里是印江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党支部书记熊江说,为了让搬迁群众适应城市生活,社区最初通过举办讲堂讲座等,引导大家改掉不良习惯。一段时间以来,横穿马路、焚烧垃圾等不文明现象有了很大改观。

  特别是“文明储蓄所”建立以后,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的节奏加快了。“社区建立‘文明储蓄所’以来,已经吸收了1000多户。”熊江说,积分管理不断激发搬迁群众由村民向市民转变的动力。

  根据积分管理办法,印江围绕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公益活动、移风易俗等,以100分为基础分,制定12个加分项目、12个减分项目、4个一票否决项目,形成了正向加分、负向减分的“正负清单”。目前,全县已建立10个“文明储蓄所”推行该办法,纳入管理的村(居)民超4000户。

  积极参与产业发展,有一个以上主导产业的加20分;积极参加公路养护、亮化工程维护的一次性加10分……记者在印江县农村社区走访,村委会、居委会办公场所随处可见这样的评分细则。

  对加分项目进行明确的同时,减分项目也有相应规定。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有失学或者辍学的一次性扣20分。

  对于积分的管理,印江推行“一户一存折”“一事一积分”,将村民、居民的积分存起来。记者在印江县朗溪镇三村村采访时,驻村第一书记任林介绍,每个“文明储蓄所”设立一个超市,每个季度将积分用于超市商品兑换,一分可以兑换价值一元的商品。

  翻开村民的“文明存折”,上面标注了户主姓名、存折账号、积分数量、支取方式等内容。三村村村民普遍感觉到,村里有了“文明储蓄所”,大家无论在家还是出门,都会更加注意文明礼貌。

  村民任菜蓉说,村委会办公室有积分管理台账,家家户户都重视日常的表现,积分越多越感到光荣,谁都不愿意自己家的积分是负数。

  记者在三村村走访发现,村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里道路宽敞明亮。任林说,村民不仅把自己的居住环境清理干净,门前的公路也都会主动管理,这是近年来村里能看到的喜人变化。另外,村里有集体活动大家都积极参加,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很快“小事化了”。

    (记者汪军)新华社贵阳电

 
大别山下的“白领” 和“福尔摩斯”们
大别山下的“白领”
和“福尔摩斯”们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手指在键盘上跳跃,鼠标不停点击,在记者注视着的不到5分钟内,近50条商品信息在孔珍珍审核下快速划过屏幕。

  在这个位于大别山脚下的电商扶贫基地内,32岁的孔珍珍是一名商品审核专家。一年前还是留守妇女的她,如今每天处理近万条来自二手交易平台的商品内容。她觉得,如今自己不仅是“白领”,更是在人工智能算法加持下的“福尔摩斯”。

  近年来,河南省光山县通过与国内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引入内容审核、人工智能标注等对学历要求不高的新型数字化岗位,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还提升了互联网平台内容的社会治理水平,建立起了数字化“造血”扶贫新机制。

  像孔珍珍这样的商品审核专家,光山还有数百位。他们每天和海量的商品信息打交道,拦截违禁商品、侦测非法信息,虽然辛苦,但是却有着“斗智斗勇”的乐趣,收入也大幅提高了。

  “比如‘飞天壁画,支持面交’这样的描述,加上一幅壁画的商品图,一般人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但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真实目的是卖酒。”孔珍珍说,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她所在的电商平台禁止二手食品买卖,类似“53度”“贵州香水”这样的商品信息是他们审核的重点。

  在人工智能初审的帮助下,存在疑点的商品会被交由审核专家二次审核。一年多来,孔珍珍遇到不懂的,就会主动搜索,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如今,她能在1小时内审核700-800条商品信息,已经晋升成内容审核质检员,收入也涨了。

  “下午4点就能下班,赚钱和照顾家人、孩子都不耽误。”孔珍珍说,今年五月她丈夫遭遇事故不幸骨折,现在她每月收入最高时能有七八千元,平均四千元左右,家里收入基本靠她。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内容审核员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互联网社会化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人工智能发展还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机器学习需要更大的样本库,而网络新暗语、图片还在层出不穷。”互联网平台治理高级风险策略专家华茜说。

  今年三月,某互联网平台在光山县的审核员们帮助下,整理出了近300个涉嫌发布色情内容的账号,这批账号发布的商品多为吊带裙、丝袜等内衣商品。这些账号看起来既有40岁的家庭妇女,也有刚满16岁的学生,但几乎都使用同一品牌的手机登录。

  “从统计学角度,近300个独立个体使用同样的设备登录,是极小概率事件。更大的可能是系统性行为。”协助案件侦办的平台风险治理专家邱林说。

  警方介入后,该“黑产”团伙被破获,该团伙通过在国内各大论坛、社交平台、电商社群发布色情信息,诱导网民注册使用色情应用,并牟取暴利。

  据统计,过去3个月,在算法与人工结合的审核模式下,孔珍珍工作的二手交易平台拦截疑似违禁商品信息400余万条。该平台计划未来一年内新增300%内容审核力量,其中大量岗位都位于欠发达地区。

      (记者刘高阳)新华社郑州电

 
两个“马海龙”,脱贫路不同
两个“马海龙”,脱贫路不同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过去,“不适合人类居住”就是“95后”东乡族小伙马海龙所住山沟的“标签”,他一度认为这就是命。而在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陇中山区,另一个名叫马海龙的年轻人也曾经这么想过。

  在东乡族小伙马海龙的家乡——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光秃秃的梁峁把30多万群众阻隔在大山深处。

  在他家居住的布楞沟村,山旱地广种薄收,行路、吃水、住房等都曾是大难题。

  房前是山,屋后是山。一样的日升日落,不同的穷困光景。

  “90后”青年马海龙家住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村里人被“分割包围”在几条烂泥沟里,挂在梁峁上的薄田产量一直不多。

  村里人吃得糙,住得孬。

  原来,马海龙家仅有两间破屋,夏季漏雨,冬天透风。他早习惯了蜷在炕角学习。

  贫困程度虽相似,但精准施策却各有侧重。

  7年来,东乡县启动系列帮扶措施精准“把脉”,将妇女小额贴息贷款、惠农贷款等“小水滴”汇集成产业发展的资金池。有关单位捐资数千万元修起的硬化路通到了布楞沟,清洁的自来水也顺利入户。

  手握惠农贷款,住上新房的马海龙终于能“沟里养羊,沟外贩羊”。这两年,他还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了主管,把家乡特色食品油馃馃销往山外。

  如今,布楞沟也从“穷出名”的小山沟,变成远近闻名的摘帽村。

  最近,作为甘肃最后8个未脱贫县之一,东乡县正式脱贫摘帽。至此,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元古堆,另一个马海龙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2012年,苦读多年的马海龙终于能到省会兰州的大学念书“圆梦”。

  此后,家乡的新事一件接着一件。在政府和相关单位帮扶下,烂泥沟“退休”,硬化路“上岗”。挑水扁担进了陈列馆,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新建的小学、卫生室、敬老院等拔地而起。

  2013年夏天,政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援建的5间新瓦房,终于让马海龙一家安居。只要放假回家,马海龙就扫院擦窗,拾掇卫生。现在,马海龙已是渭源县第二中学的一名教师。今年初,渭源县已正式脱贫摘帽。

  目前,甘肃已动态消除义务教育辍学现象,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县乡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空白点”已全面补齐,有49.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入新居。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任燕顺介绍,7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后,甘肃将继续做好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等工作。

     (记者程楠)新华社兰州电

 
一场趣味十足的高原农民运动会
一场趣味十足的高原农民运动会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11月29日,农牧民运动员在拔河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11月29日,一名农牧民运动员在抱石头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当日,为期三天的西藏山南市扎囊县首届农民运动会在扎囊县体育公园进行。抱石头、套麻袋、氆氇缠线等多项趣味十足的运动,吸引了来自扎囊县5个乡(镇)、62个行政村(居)的450多名农牧民运动员参加角逐。每年冬季,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西藏农村进入农闲时期,当地农牧民就迎来了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
 
是“破坏性维修”还是网友“误会” 河北衡水安济桥修缮引发网友质疑事件调查
是“破坏性维修”还是网友“误会”
河北衡水安济桥修缮引发网友质疑事件调查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衡水安济桥中孔桥面已铺设新条石。   本报记者冯维健摄

  前不久,某自媒体发表一组图片,曝光衡水安济桥修缮“铺设水泥砖”,引发关注,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质疑“怎么能这样干?”

  记者采访了解到,“铺设水泥砖”属于主观臆测。但在修缮过程中,当地文物部门没有书面申请设计变更,就在中孔桥面铺设新条石。目前,已经铺设的新条石是否会对桥体造成伤害?设计变更能否得到上级文物部门批复?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本报记者王民、冯维健


  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的安济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563年历史。去年以来,当地启动安济桥修缮工程,然而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不少网友质疑其“为古桥铺设水泥砖”“破坏式维修文物”。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展开调查。

古桥修缮震动了文物圈


  前不久,某自媒体发表一组图片,曝光衡水安济桥修缮“铺设水泥砖”,并质问“换成水泥总少了一些味道,原汁原味‘不香吗’?”

  这组照片不仅引发当地群众关注,还震动了文物圈,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质疑文物部门,“怎么能这样干”?记者采访了解到,“铺设水泥砖”属于主观臆测,但在修缮过程中,当地文物部门的行为也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

  安济桥为七孔石拱桥,东西向横跨滏阳河。1937年,侵华日军的气垫船沿滏阳河南犯,行至此处,因洪水淹没桥孔不能通行,遂将中孔炸毁。1956年,当地群众以木桥衔接中孔。1982年,政府拨款将中孔木桥拆除,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引发网友质疑的,是安济桥中孔部分的修缮。根据史料记载,这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侵华日军炸毁,现存的中孔以上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建,此次修缮的是重建部分,不属于破坏文物。”衡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孔宪良表示。

  记者查询文件看到,经上级文物部门批准的《安济桥维修加固保护工程设计方案》提到,混凝土结构的中孔历经近40年使用,结构稳定,能满足通行需求,也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实物见证。所以,在修缮过程中,应保持中孔现有钢筋混凝土结构,适当处理外表面,使中孔色调与周边协调。

  针对此次修缮,有网友评论“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标志性车辙印没了,好好的古桥给毁了”。另有媒体报道称,“原有的石块布有裂痕,桥面中间有车辆长期碾压的车辙痕迹,呈现出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但桥面中间新铺上一截平整的石材后,车辙痕迹也被截断了。”

  对此,孔宪良表示,为了尽量接近原貌,施工人员计划铺设从河道淤泥中打捞的原有桥面石。然而,原有的桥面石被侵华日军炸飞,在河里打捞出来的不足以填满中孔上部桥面,所以才找了新条石替代。

  虽然当地文物部门称新条石与清代修桥时的原始条石来自同一座山,但新旧条石还是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

  有自媒体将新条石误认为水泥砖,并误导人们“整个桥面可能都这样铺下去”,引发舆论担忧。文物部门表示,“工程尚未完工,会对新条石进行做旧处理”。

  孔宪良说,他们在修缮过程中,也尽量采用打捞出来的原桥面石进行修复,可以做旧的新条石只起到填补作用。

未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


  据衡水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由于城市发展、道路改建等原因,安济桥两端及周边环境地势逐步抬高,古桥总体破损严重。特别是中孔部分,由于此前修缮工艺水平有限,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出现裂缝,不仅严重影响桥体的整体风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在经上级部门批复、资金到位后,安济桥修缮工程启动。

  在修缮过程中,施工人员将整个桥面的沥青路面剥离后,原始桥面的大条石和深深的车辙便完整显现出来。然而,当剥离完中孔正上方26米长的桥面后,工作人员发现,此段没有原始条石,而是三合土,这是原本工程设计方案中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此处如何修缮?按照规定,应该先停工,向上级文物部门申请设计变更,待批复后再复工。

  然而,衡水市文物部门没有严格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而是与专家“汇报沟通后”,采购新条石修补中孔正上方桥面。其他桥面则保留原始风貌。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局官方网站了解到,衡水安济桥修缮工程整体上按照设计方案批复实施。施工过程中,地方文物部门发现中孔桥面石位置为三合土回填,自行补配了中孔桥面石,此举未履行变更手续。对此,河北省文物局已责令地方文物部门停止施工,认真研究批复文件和设计方案,抓紧履行变更手续。

  据孔宪良介绍,接到河北省文物局责令暂停施工的要求后,当地正在抓紧进行设计变更申报工作,并与项目实施、设计单位沟通协调,制定变更设计方案。

  同时,当地还组织专家论证,研究条石做旧处理的可行性。“争取达到安济桥整体风貌的和谐统一,为城市发展保留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孔宪良说。

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需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近年来,一些文物修缮过程中的部分举措,被网友质疑为“破坏性保护”。

  针对此类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叶灿阳认为,保护文物必须从源头做起,理顺体制,强化文物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社会监督,优化保护修缮工程的决策与施工机制。

  目前,安济桥修缮已暂停施工,但衡水市文物部门一直没有公开回应社会质疑,反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一样,对舆论的指责视而不见。

  文物保护攸关文脉传承。古桥就如同先辈留在世间的一道彩虹,只有谨慎保护、合理开发,彩虹的光芒才不会黯淡。对于这起事件,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需要反思。

  安济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慎之又慎。古桥中孔部分本就已出现裂缝,剥离完中孔桥面的沥青,又覆盖一层新石板,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孔受力是否出现变化?是否对相邻石条结构桥体形成挤压?这些问题需要精确的力学测算论证,拿准了再做决定。

  但是,当地文物部门却在未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的情况下,就在中孔桥面铺设新条石。目前,已经铺设的新条石是否会对桥体造成伤害?设计变更能否得到上级文物部门批复?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另外,如果在修缮工程开始,当地文物部门就向公众讲清楚安济桥修缮方式,例如设置一个公示牌,将修缮方案简单通俗地呈现出来,就不会被人误解为“整个桥面都要铺设水泥砖了”。     编辑刘梦妮

 
有的重获新生,有的“认而不养”,有的“张冠李戴”…… 山西“文物认养”为何喜忧参半
有的重获新生,有的“认而不养”,有的“张冠李戴”……
山西“文物认养”为何喜忧参半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认养后的张壁古堡可汗庙。   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2017年,为挽救濒危古建,山西省出台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几年来,有的认养让文物重获新生,有的却“认而不养”“张冠李戴”……

  无论是认养主体、文保专家还是相关部门,都认可“文物认养”这一模式,但也一致反映目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硬”,尚未建立激励、保障等配套机制

  一位认养文物的企业负责人说,“认养文物就像认养了一个‘爷爷’,只能照料,无权处置,照料不好恐怕还得担责”

  本报记者柴海亮、吕梦琦


  和很多景区不同,张壁古堡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并没有实行免费。时下,天气转冷,景色单调而缺乏生气,但游客们依然愿意到山西介休,花40元钱买一张票,游览这座罕见的地上地下“双子城”。

  张壁古堡有1600多年历史,但声名大振不过是近10年的事。当地政府牵线,企业与古建携手,让这座曾经破落不堪的千年古堡重获新生,不仅成为知名景点,还入选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的佳话在文物大省山西不止一个,它们向外界展示,为挽救濒危古建而探索出的“文物认养”模式,并非一条“死胡同”。

  有的认养让古建重获新生,有的却“认而不养”“张冠李戴”……一路走来,山西“文物认养”喜忧参半。保护古建,需要打通政策“梗阻”,各方协同再加把劲。

探索文保“新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山西,表里山河,文化深厚。全省现存古建28027处,数量为全国之最。但受资金、人员、技术等条件所限,大部分古建缺乏有效保护,默默地散落在山林与村落之间,自生自灭,有的已经因为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永远消失。

  留住古建,才能记住历史。2017年,山西省总结基层文保探索经验,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启动“文明守望工程”,出台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经过不断努力,一批濒危古建得到抢救性保护,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山西凯嘉能源集团是“文物认养”的先行者之一。这家山西介休本地煤企,早在2009年就参与到张壁古堡的保护开发中,已累计投入资金近6亿元。

  文物专家考证,张壁古堡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曾是一座军事堡垒,系后赵豪强张平建造的众多乌壁之一。乌壁是古代一种防御体系,集中出现在十六国时期,山西、河南、河北分布尤多。

  张壁古堡地面布局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至今堡内仍保存着可汗庙、琉璃碑等诸多珍贵地上文物。地上有明堡,地下有暗道。尤其是北朝古地道长约万米,上中下三层,攻防兼备。

  虽然世所罕见,但受当地政府财力所限,张壁古堡过去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凯嘉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金祥说,在企业认养之前,张壁古堡内部很多建筑已岌岌可危,有的彻底坍塌,有的外墙开裂,私搭乱建等人为破坏也很严重。

  “公司接手后,在古堡附近建设了张壁新村,将村民从古堡内迁出,随后又陆续拆除了风格各异的现当代建筑和装饰,逐渐恢复了古堡原貌。”张金祥说,整个认养开发实现了文物保护、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治理等多重效益,去年景区门票收入已经增长到1000万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山西,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多处。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湘峪古堡,是明代后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鼎相兄弟的故居,过去并不知名。五六年前,记者到当地采访时,这里还是一副残破的样子。很多老房子已被废弃,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顶和门窗破损严重。村民在旁边修建了很多平房,古堡四周堆积着各种垃圾,城墙也大多倒塌,几乎没人到此游玩。

  在企业参与认养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湘峪古堡就获得修复保护和开发,周边环境彻底得到整治,古堡前的河道也在清理加固后重新复流。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湘峪古堡实行免费参观,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曙光说,去年山西已重点选出292处古建供社会认养,88处已被认养,不仅减轻了财政压力,还起到了良好的保护效果。

认养热度不高,甚至“认而不养”


  尽管山西“文物认养”模式不乏成功案例,但也逐渐暴露出认养“热”度不高、文物“活”度不足、政策“硬”度不够等问题。有的认养主体后续开发遇阻,继续认养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有的在开发保护中未能“修旧如旧”,饱受争议和诟病;有的干脆认而不养,迟迟不开工进行修复保护,放任文物“重病缠身”。

  说起自己的文物认养之路,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企业家冯才有一肚子“苦水”。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他认养修复的龙泉寺。寺庙占地面积不大,大殿内空无一物,墙上有精美的壁画。院子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

  冯才说,因为是一座空庙,没有人来,也就不安排人打扫,平时大门都上着锁,他自己看见就心烦,也很少过来。

  2012年,冯才响应地方政府“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号召,认养了龙泉寺。龙泉寺坐落于曲沃县南林交村,是一座元代寺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濒临“殿毁楼塌”。冯才认养后,立即聘请专业单位制定修缮保护方案,批复后马上高标准施工,连门廊上的描金用的都是真金,先后投入了400万元。修复后,龙泉寺从原来的“县保”成功升至“国保”。

  冯才认养龙泉寺的初衷,是想恢复寺庙的功能,可等“庙”修好了,他却发现根本塑不了“佛”。原来,龙泉寺后面住着一户村民,认为寺庙修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补偿金额谈不拢,就找出相关政策规定进行阻挠。

  “原文化部1984年曾规定,凡已毁损无存的宗教塑像,文物部门不准重塑。这户村民就拿着这份文件来反对,相关部门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人敢批准施工。”冯才说。(下转7版)

  (上接5版)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古建大部分是寺庙,佛像基本上都在“破四旧”时毁掉了,现在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可要是还坚持按这个30多年前的旧政策办事,谁还敢认养?

  不仅政策上有“堵点”,修复过程中也存在“跑偏”。文物保护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讲究“修旧如旧”。但有的企业在文物认养过程中,一味考虑如何有利于后期开发,导致文物修复时人为再造古建形制,构建“张冠李戴”,失去了修复保护的意义。

  山西省中部某县有一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后世多次重修,寺中有一明塔因采煤出现倾斜,其他建筑也年久失修。当地一家企业认养后,先后花了1.5亿元修复寺庙,开发旅游。但因为害怕担责,这家企业对最该保护的明塔没有采取多少保护措施,却将看上去“平庸”的大雄宝殿等建筑拆掉重建,建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该企业一位负责人说,原来的建筑比较低矮,外观和人们心目中的佛殿差距很大,如果按原貌修复,游客不愿看,很难转化成旅游资源。

  尽管有违文物保护原则,但这位企业负责人说出了“文物认养”面临的现实尴尬。山西古建以寺庙居多,很多“颜值”不高,难以吸引游客。

  还有一些认养企业或个人花重金,将文物修复得很好,却“活”不起来,最终只能“铁将军”把门。

  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古建要么地处偏僻,要么名声不大,游客不便去或不了解;二是一些古建修得花花绿绿,与文物固有气质不符,俗气逼人,游客不想看;三是一些古建修复了“外壳”,内无展陈,游客无可看。

  记者现场看到,因为无法塑像,修复已启动6年,龙泉寺现在还是一座空庙,各殿既无展陈也无佛像,平时只能锁着。“政策打架,梗阻难除,让一部分认养人有苦难言,也让不少后来者望而却步。”冯才说。

  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文物认养率明显偏低。今年,山西又增加了一批供社会认养的文物,30多家主体新签订了认养协议,但整体认养率仍低于50%。

  已被认养的文物,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复保护。有的企业“认”的时候很积极,“养”的时候却原地不动。

  这背后,既有认养回报的综合考量,也有企业生存压力加大的现实原因。一些文保人员和企业家认为,文物认养“热”度不高的主因,是近几年民营企业利润下滑,无力顾及。一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则以“国家无要求”为由,拒绝认养。另外,许多企业在面对政府推介时,不知道认养文物用来干什么,不敢“出手”。

  除了当地企业家回报桑梓或留住乡愁的情怀,文物认养主要靠相关部门做工作去推动。一些资源型企业,过去多是在开采地文物部门的“提议”下认养文物,但这一招目前已经不灵了。

  “以前,企业办理采矿权延续,需要有文物部门对开采区地上文物情况的核查认定手续。这项审批已在前几年取消,文物部门对企业约束力降低,说话不太好使了。”一位基层文物部门干部说,去年县里有几家企业认养了文物,也签了协议,可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没有一家投入修复。

“认”易“养”难,政策“短板”需补齐


  无论是认养主体、文保专家还是相关部门,都认可“文物认养”这一模式。但他们也一致反映,目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硬”,尚未建立激励、保障等配套机制。

  “虽然张壁古堡保护开发效果看起来不错,但我们投入巨大,回报太少。”张金祥说,近几年,公司每年亏损1000余万元,想进一步谋发展,配套土地又供应不了。

  “文物认养,‘认’容易,‘养’很难。”一位认养文物的企业负责人说,“认养文物就像认养了一个‘爷爷’,只能照料,无权处置,照料不好恐怕还得担责。”

  赵曙光说,虽然山西省近两年出台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等系列文件,但文物认养的奖补、周边土地配套等相关政策,仍未建立起来。

  从实践效果看,社会力量参与认养,是撬动民间资本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有效途径,但要想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还需进一步激发社会积极性。

  要根据文物活化利用价值大小,区分是以开发利用为主还是以修复保护为主,对症下药,分类施策。开发价值大的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只修不用的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吸引公益力量和各类基金参与。

  “对那些只修不用的文物,可以考虑在企业税收、发展用地、技工培训等方面给予认养人一定优惠,加大中央财政奖补力度,提高文物认养的吸引力。”曲沃县文旅局局长董朝晖说。

  要探索参与度更加广泛的认养模式。部分文物专家表示,文物认养应纳入全域旅游框架,实现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也应打破省界限制,积极探索全国认养,让有愿意、有实力的社会力量都能参与进来。

  此外,针对基层文物部门人员少、力量弱的现状,应当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能力。赵曙光说,要尽快建立健全专门的文物监管数字化平台,全省一张网,让文物认养的后续监管有“千里眼”“顺风耳”。编辑刘梦妮

 
狱中“帝王”牵出93名“保护伞” 山西“小四毛”涉黑案警示录
狱中“帝王”牵出93名“保护伞”
山西“小四毛”涉黑案警示录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查获的涉案工具。   受访者供图

  20多年间,任爱军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享受“帝王”待遇,还曾7次违规减刑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一些民警为了得到蝇头小利,竞相主动为任爱军办事,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有的民警甚至以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

  这起案件共查处涉案违纪违法人员93人。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分管副局长、重要处室部门负责人,到监狱长、监区长、监狱管教民警,大量人员违纪违法,形成系统性腐败

  本报记者孙亮全、王皓


  “我们盯他的时候,他也派人盯我们。”山西太原“小四毛”任爱军涉黑案专案组一名负责人说,侦办案件的近一年时间里,他每天回家都小心翼翼,不敢去家和单位之外的任何地方。

  “70后”任爱军是山西黑道赫赫有名的人物。20多年间,他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他在狱中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享受“帝王”待遇,还曾7次违规减刑。2018年,“小四毛”黑社会组织再次被打掉,牵出93名“保护伞”,山西省监狱系统的领导干部为此“倒下一片”。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这起罕见的涉黑型、系统性、塌方式司法腐败窝案,给我们敲响警钟:要加强“高墙内”执行环节监督管理,避免非法减刑、纸面服刑。

服刑相当于住宾馆


  在监狱里住单间、设小灶、用冰箱、玩电脑、用手机,甚至还有专门储存东西的仓库,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成为任爱军服刑期间的“常规操作”。“他服刑相当于住宾馆,别人都是服务员。”办案人员说。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嗜赌成性的任爱军在狱中甚至还用电脑参与赌博,涉及赌资上千万元。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面积烧伤。

  1972年出生的任爱军别名“小四毛”,是山西臭名昭著、全国广泛关注的黑社会组织主犯,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太原的黑道“新贵”。

  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证,任爱军1988年4月即因伤害他人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1994年12月又因参与抢劫、故意伤害、流氓犯罪,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9月,任爱军保外就医后,纠集刑满释放、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开设赌局、聚众赌博以聚敛钱财,并逐步扩大组织规模,购买枪支弹药和车辆,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殴打行政执法人员。

  2003年,被告人任爱军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6月28日提前减刑释放。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朱万君说,任爱军二次出狱前,积极笼络其他服刑人员,出狱后又迅速纠集、拉拢张天舒、任晓浩、张贵保等多人,以亲友、狱友等为纽带,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继续获得经济利益,树立强势地位,再次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办案人员介绍,任爱军借用善林资产管理公司和其实际控制的山西仁嘉实业公司、北京云奇峰亚讯科技公司、岢岚县集通集运公司等名义,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侵入住宅、帮助毁灭证据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

  “任爱军第二次出狱后违法手段相对隐蔽,从过去的暴力抢劫、伤害,演变为利用自己恶名威胁他人的‘软暴力’方式,并打算依靠公司运作来洗白自己的身份和黑资产。”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国涛说。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对外通报,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被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缴获枪支7支及大量管制刀具、电警棍、对讲机等作案工具,冻结追缴涉案资金1444.2万元,查封北京、太原等地房产25套,扣押轿车13辆。

把“减刑”用到极致


  2018年3月初,山西省委政法委接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报告和群众举报,反映“小四毛”任爱军在1994年和2003年两次服刑期间,存在内外勾连、弄虚作假、枉法减刑等问题。

  相关部门随即成立专案核查组,正式开展核查工作。经过对任爱军两次服刑期间的七次减刑逐一复查,发现每起减刑均不同程度存在伪造立功材料、虚构在监表现等情形;相关政法单位在此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弄虚作假、虚位监督、徇私舞弊等问题。

  1994年,任爱军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任爱军上诉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在对其虚假立功材料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6年。在任爱军首次服刑期间,太原市第一监狱为其出具虚假保外就医意见和重大立功材料,先后保外就医1年、减刑2年6个月。任爱军入监服刑时间仅7个月。

  2001年,任爱军因涉嫌绑架罪被逮捕,2003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7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在汾阳监狱、晋中监狱、临汾监狱、曲沃监狱服刑改造。

  调查发现,任爱军服刑期间把减刑用到了极致,基本上是能减必减,且每次都是顶格去减。他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从入狱到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次重大立功记录。

  “正常来说,提请减刑后,两年之内不能第二次提出。任爱军则交叉进行,利用积分减刑后,马上换地方,再进行立功减刑。”专案组有关工作人员说。

  任爱军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前妻张天舒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在他服刑期间,张天舒在外到处奔走、筹集资金,协助违规减刑事宜。

  律师郝某则通过检察院有关领导,认识山西省监狱管理局时任分管副局长、负责减刑相关处室的处长,又通过其他老乡,不断打招呼。经过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表现糟糕,积分却多到用不完。

  殴打服刑人员王某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需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点被任爱军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临汾监狱以晋中监狱认定的任爱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提请对罪犯减去有期徒刑3年。

  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事实上,这起命案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被同监狱的犯人检举过,等到任爱军检举时,监狱才将材料转到公安部门。别人举报过的事,又成为任爱军重大立功的理由。

  在服刑期间,任爱军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对其严重违反监规行为,监狱不仅不予惩处,反而多次为其记功、表扬,报请减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对相关减刑材料审查把关不严,将任爱军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法官徇私枉法,分别三次裁定减去其有期徒刑1年8个月、2年、1年10个月23天。自无期徒刑判决生效至2013年6月刑满释放,任爱军实际服刑仅10年2个月。

  专案核查组核查,任爱军服刑期间现实表现与监狱考核结果不符,记功、减刑、重大立功等涉嫌作假。

  2018年9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撤销被告人任爱军减刑的刑事裁定,对其恢复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9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任爱军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与先前所判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根据所犯罪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2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决。

  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程序违法被发现的“风险”


  对任爱军违法减刑问题调查过程中,专案核查组发现,相关政法单位不同程度存在弄虚作假、虚位监督、徇私舞弊等问题。

  2018年4月,山西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深挖“保护伞”、严惩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迅速协调省纪委监委,启动涉黑涉恶“保护伞”及腐败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严肃查处任爱军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及腐败问题。

  任爱军涉黑案件查办期间,山西省委政法委共召开专题会议7次,多次赴5市30多家单位调查,调阅案卷材料50余卷,谈话调查60余人,制作谈话笔录30余份。

  经查,任爱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共查处涉案违纪违法人员9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91人,律师1人,其他社会人员1人。国家工作人员中,监狱系统58人、法院系统15人、检察系统8人、公安系统10人。

  山西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这是一起监狱、法院、检察、公安系统人员和“黑”律师交织的司法腐败窝案。

  目前,查处人员中有12人涉刑事犯罪,其中4人为厅级干部,案件均已审判终结,相关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8年6个月不等刑罚;另有32人被给予党纪政务撤职以上重处分,4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任爱军违规减刑窝案,暴露司法系统部分领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为滥用职权提供土壤。部分领导干部知法犯法,以程序规避监督。

  以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多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

  办案人员表示,时任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为‘小四毛’违规减刑提供了帮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高奇在忏悔书中写道。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减刑必须公示,接受监督。任爱军在汾阳监狱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等表现,全监狱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监狱公示,必遭质疑。

  为规避“风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将任爱军调换到晋中监狱关押,并指令由汾阳监狱准备减刑材料,由晋中监狱提出减刑意见。最后,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与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程序违法、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

  按照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执行机关首先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然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专案组工作人员表示,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一些民警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使用电脑和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有的民警甚至以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

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多年来,公安部门侦办、法院审判的案件中,除正常的监督机制外,还面临受害者、原被告和社会的监督。而执行的环节处在“高墙之内”,缺少社会和被害者的监督,一旦程序监督失灵,枉法现象将难以避免。

  近期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也都是如此,他们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社会视线难以关注到的“高墙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纸面”上完成。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大批黑恶势力人员将被判刑投监,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避免公平正义在“高墙内”退步,保障扫黑效果,必须加强监狱等执行环节的监督管理,让阳光照耀“高墙”,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同时断绝其经济基础,避免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专案组民警表示,一开始“小四毛”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未揪出,犯罪资金没有彻底摧毁,导致其出狱后很快死灰复燃。任爱军出狱后,先后以实际出资人身份参与多家公司生产经营,投资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路效国表示,要进一步加大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查处力度,同时打财断血、摧毁其经济基础,谨防黑恶势力二次坐大成势。

  二是避免“重打”“重判”“轻坐”,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小四毛”减刑释放后,引起极其强烈的社会反响,对政府和司法机关公信力产生极大损害。“任爱军二次出狱时,很多人开着豪车轰轰烈烈前去迎接,这里面有曾经跟随过他的人,也有想利用他恶名干事的人。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李国涛说。

  “小四毛”专案组办案人员认为,扫黑除恶斗争中,必须坚持严打、严判,加大在执行环节的监督力度,避免“重打”“重判”“轻坐”,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避免部分人员违纪违法,其他人员充当“稻草人”。

  在任爱军减刑问题上,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分管副局长、重要处室部门负责人,到监狱长、监区长、监狱管教民警,大量人员违纪违法,形成系统性腐败。他们在金钱女色诱惑和黑恶势力威慑面前,丧失了政治信念和立场,曲解法律、徇私枉法,为任爱军减刑创造条件。

  而监狱系统其他民警则睁只眼闭只眼,充当老好人、“稻草人”。一些民警由于常年工作在相对封闭的监狱环境,思想禁锢、不思进取,“熬日子”“混饭吃”思想严重。

  受访者表示,滋生黑恶势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区域,必然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才能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四是弥补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手段,避免制度“空转”。

  受访者表示,从任爱军非法减刑案中可以看出,有的关键环节存在制度漏洞。2003年,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为了便于监狱管理和改造危顽罪犯,形成了一项对涉黑类罪犯集中轮换关押场所的不成文规定,这在实际执行中,却成为规避公示、违规减刑的手段。

  办案人员表示,任爱军在每个监狱服刑期间,均存在严重违反监规行径,却频繁被监狱给予记功、表扬,并确定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为避免在本监狱提请减刑引起其他民警和服刑人员公愤,省监狱管理局遂按照这项不成文规定,将任爱军先后三次调换服刑关押监狱。

  山西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任爱军利用虚假记功、表扬、重大立功等实现七次减刑,集中暴露了执法司法工作中的漏洞,必须完善“不能腐”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坚决杜绝减刑假释等环节出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确保做到对所有犯罪分子不姑息、不放纵。 编辑刘梦妮

 
刻意制造违约,汽车“套路贷”坑多
刻意制造违约,汽车“套路贷”坑多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康锦谦


  “我真的没受骗!”

  面对劝解,受害者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哭笑不得。

  这样的对话为何会发生?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破获的一起汽车“套路贷”案件显示,近年来部分“套路贷”作案手法越来越隐蔽、新手段层出不穷,致使有些受害者受骗后浑然不觉。

  2018年跨年夜,一声刺耳的警铃在绵阳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元通派出所响起:有人在八角社区遭遇抢车,现场发生聚众持械斗殴。民警迅速出击,第一时间制止了双方斗殴、砸车行为,挡获10余名涉事人员。

  “本以为只是一起普通的打架斗殴,但当我们对当事人信息进行核查时,却发现事情另有蹊跷……”,绵阳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罗书航说。

  警方记录显示,自2015年以来,斗殴一方多名涉事人员,都有3至5起因汽车抵押贷款纠纷引起的暴力斗殴记录。该异常情况引起了办案人员警觉。

  以该案为契机,办案人员梳理汇总出该团伙历年来涉及的所有警情,并通过走访数十名受害人,逐渐挖出以殷某某为首的涉恶“套路贷”犯罪团伙。

  “不还钱就卖车!”2018年2月3日,急需用钱的尹某,以自用汽车作抵押,与殷某某的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车辆转让协议和其他合同,双方约定半个月为一期。2月18日凌晨,殷某某等人以逾期为由,将尹某的车用备用钥匙开走,并向尹某勒索取车费,尹某支付4000元后,殷某某等人仍拒不还车。

  这样的案情不在少数。“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嘛。”面对质询,犯罪嫌疑人殷某某每次都这样狡辩。

  罗书航介绍,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殷某某摸索出了一整套逃避法律制裁的办法,不仅让受害者自认为没有被骗,连办案民警也曾被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合法”借贷合同蒙蔽,让犯罪嫌疑人以民事经济纠纷为由逃避了打击。

  经查,2014年以来,殷某某纠集周某、黄某等人,先后在绵阳城区多地租赁场地,成立数家车贷公司,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以“低利息、不押车”为诱饵,吸引借款人前来办理汽车抵押质押借款。

  殷某某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成员涵盖绵阳城区大多数汽车抵押“套路贷”公司老板,该群成为他们的网上“犯罪窝点”。“我们把他的车吃了,套路他”,在殷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民警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据专案组统计,从殷某某公司贷款的客户中,违约者达90%以上。高得出奇的违约率,是刻意制造的结果。

  民警告诉记者,该团伙不但不提醒借款人按时还款,到了还款日还采取“主动消失”、故意关机不接电话等手段,让客户违约。一旦“违约”,该团伙马上使用“软暴力”将借款人的抵押车开走。接下来,向借款人索要高额违约金、拖车费,也就“顺理成章”。整个过程还伴有暴力、威胁等行为。

  顺藤摸瓜过程中,办案民警还发现,犯罪分子为掩饰违法本质,不断变更公司名称。依附在殷某某身边的其他同伙,也注册了一批周边相关公司,并逐步发展成以殷某某为核心,既相对独立运营又互相串通关联的多个涉恶“套路贷”团伙。以聚众斗殴案为突破口,警方对殷某某等为首的多个涉恶犯罪团伙实施了收网抓捕。

  经过专案组审讯,在大量铁的事实证据面前,全部涉恶犯罪团伙成员对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利用公民信息等多项犯罪行为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已由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该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四川查处并宣判的一起涉恶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信用贷”“车贷”“校园贷”等民间借贷形式的迅速扩张,顶着借贷的幌子非法牟利的“套路贷”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套路贷”花样多,欺诈手段具有迷惑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这几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为“套路贷”定制了专门的“枷锁”。

  “越是隐蔽,越要肃清。我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严格督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明显。”四川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世成说。

  据悉,截至今年10月底,四川依法打掉涉黑组织124个,涉恶集团和团伙1269个,依法查扣、冻结涉案资产152.04亿元,有力巩固了基层政权,提升了办案质效,优化了营商环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编辑刘梦妮

 
靠什么“兜”住最后的贫困人群 河南武陟贫困兜底户群体蹲点观察
靠什么“兜”住最后的贫困人群
河南武陟贫困兜底户群体蹲点观察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杨凯兰老房子破旧成了危房。  受访者供图

  马大兴说,以前为了照顾孩子,除了种两亩地吃饭,啥也干不了。现在住到医养中心,孩子越来越好,自己还有了收入,算是看到希望了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三张床,我睡中间负责维护治安呢。”妻子和女儿都是重度精神残疾的刘新年自嘲,以前不得不出门时,就把两人分别拴在两棵树上

  杨变泉和村委会重新签订包帮托养协议:生活照顾和身后事都由村委会负责。去世后宅基地和房屋归村委会集体所有。以后不管谁当选村委会主任,无论换届与否,都要负责到底

  本报记者王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贫困兜底户因病、因残、因老而成为“贫中最贫、困中最困”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脱贫难、返贫风险大。解决兜底户脱贫问题,是实现小康路上不落一人目标、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河南省武陟县探索提出了贫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采取集中医养、亲情托养、邻里托养、慈善托养、包帮托养的模式,同时延伸公益岗位、就业培训、创业发展、金融贷款、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等服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服务体系,确保贫困兜底户生活有保障、有尊严、有依靠。

  集中医养“兜”住“贫中最贫、困中最困”


  2020年10月29日,秋风渐凉。

  在河南省武陟县大虹桥医养中心的康复大厅里,35岁的马伟双手拄着助行器,一圈圈地走着。

  “我一次能走10多分钟了。”马伟额头已经布满细密的汗珠,脸上却洋溢着微笑。

  1985年12月,马伟出生在大虹桥乡布庄村。从小习武,13岁那年冬天,不小心从武校楼梯上滑倒摔伤。

  去医院后,被诊断为“强制性脊柱炎”。从最初浑身疼痛难忍、无法站立行走,逐渐发展为全身关节僵直无法动弹,完全瘫倒在床。

  “全身只有胳膊和嘴能动,连翻身都不会。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是个仅能说话的‘植物人’。”父亲马大兴说。

  一方面四处看病花销巨大,一方面因为要照顾马伟,父母都无法外出打工,这个家庭陷入了贫困的深渊。2017年,马伟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4月,在武陟县健康扶贫政策支持下,马伟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实施了双侧股骨头置换手术。经过20多天的住院治疗,他可以拄着双拐慢慢行走。

  好景不长,一次意外摔倒导致病情再次急剧恶化。马伟身体越来越差,逐渐封闭自我,不再愿意与人交流。

  “亲戚朋友绝望了,劝我放弃这个孩子。”马大兴回忆。

  脱贫攻坚持续深入,同期的建档立卡户纷纷脱贫。马伟家不但没有脱贫,境况还越来越差,成了贫困兜底户。

  目前在武陟县,像马伟家这样脱贫难、返贫风险大的贫困兜底户共有465户。记者调研发现,这个群体中因病、因残、因老而缺乏劳动力致贫者居多,基本属于“贫中最贫、困中最困”的弱势群体。

  “眼下要紧的是怎么让他们能够脱贫,让他们能过上总书记所说的高质量生活。其次,这些是最弱势的群体,等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帮扶责任人撤离了怎么办?将来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和自己无力解决的大事小事以及各种隐忧去找谁?”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这是一个涉及贫困兜底户群体长效机制的问题,国家将来应该出台长期政策。作为基层党委,武陟县探索提出了贫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

  首先是按照焦作全市部署,以医养为中心,按照“分类管理、就近入住”的原则,全面实施集中医养政策。

  武陟县是焦作最早试点集中医养扶贫的县区之一。据武陟县卫健委主任王国强介绍,该县累计投入6000万元,依托县养老中心、精神卫生医院和大虹桥、圪垱店和嘉应观等6个乡镇卫生院,按照统一标准建设了8个医养中心,设置医养床位908张,优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重度残疾人员进行集中医养。

  2019年3月,马伟被列为集中医养保障对象,顺利入住大虹桥医养中心。他的主管医生分析研究了他的病情后,为他定制了个性化的康复保健计划,包括如何用药、如何康复、康复频次和具体时间等。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锻炼,马伟的病情开始好转,自己可以穿衣、走路、上厕所,甚至还能干些轻体力劳动。精神状况得到改善,人也开朗了许多。

  医养中心还聘请他的父亲来做护工,除了儿子,还护理其他6个人,管吃管住,每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以前为了照顾孩子,除了种两亩地吃饭,啥也干不了,即使这样孩子还是照顾不好。现在住到医养中心,孩子越来越好,我还有了收入,算是看到希望了。”马大兴感慨道。

  医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幸福一家人


  今年53岁的慕保记是龙泉街道南贾村人。妻子和女儿都是重度精神残疾。

  “以前需要时刻看着这娘俩,出去买个东西,都得一手拉一个。有一次我就到门口商店买点盐没带他们,两个人就把家里砸了个乱七八糟。”穆保记说。

  2019年3月,他们被识别符合条件入住精神卫生医养中心。现在,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可以享受“医疗、康复、护理、文娱、生活照料”五位一体的服务。

  在这里,除了妻子女儿,慕保记还看护另外两个人,每个月管吃管住,有2000元的收入。

  嘉应观乡西五村的刘新年,带着重度智力残疾的妻子和女儿也在此入住。在和记者交谈的几分钟里,他数次起身,“我就担心她们俩打起来。”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三张床,我睡中间负责维护治安呢。”他自嘲地说,以前不得不出门时,就把两人分别拴在两棵树上,“不能让她俩接触到,否则就打架。”

  “我都30年没外出打工了。”刘新年说,现在他在这里专职负责看护妻女,一家三口人吃住免费,妻女可以得到治疗。

  截至目前,武陟县入住医养中心的贫困重度残疾人162人,实现了应住尽住的目标。县财政按照四肢残疾每月2600元、精神残疾每月1600元、智力残疾每月2300元标准给予保障。

  武陟县委副书记、县长申琳说:“医养中心运营费用在整合残联、民政等部门相关政策资金后,不足部分由县乡财政兜底,确保实现‘医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幸福一家人’目标。”

  不是每个兜底户都愿意去医养中心


  与马伟类似,44岁的大虹桥乡大虹桥村的裴绪磊,也已经瘫痪在床20多年。

  裴绪磊自小成绩优异,还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他应该会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考上大学,毕业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就在高三那年,他患上类风湿疾病,最终完全瘫痪在床,大小便无法自理。妻子留下年幼的孩子离开,年迈的父亲不但要伺候儿子,还要抚养孙子。

  五年前,老父亲去世,儿子也上了大学,留下裴绪磊一个人瘫卧在家。扶贫工作人员多次劝他入住医养中心,给他讲种种好处,都被他拒绝了。

  “我在家,孩子放假回来,才有家的感觉。”裴绪磊解释自己拒绝去医养中心的原因。

  与裴绪磊同村的江文才,也不愿去医养中心。

  21年前,江文才因为一场意外导致高位截瘫,多年来,他和老娘以及抱养的女儿相依为命。老娘年岁渐高,身体不好,女儿也上了高中。

  “如果我去了,孩子咋办?妈咋办?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挺好。”江文才说。

  “集中医养确实很好地解决了绝大部分贫困兜底户的高质量脱贫的问题,剩下来的人怎么办?对于这些因病、残、老而无力靠自身脱贫的群体,如何也让他们能够高质量脱贫,同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秦迎军表示,长期以来,武陟县一边调研一边在寻找问题的答案。

  此外,一些不符合集中医养条件的兜底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的赡养关系。村干部多次调解,都被侄媳妇拒绝。

  “如何让农村鳏寡孤独老人真正享受兜底政策,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光靠给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武陟县委副书记胡欣华说。

  农村鳏寡老人也能“以地养老”“以房养老”


  经过充分调研,武陟县针对不愿入住、不符合入住条件或入住后家庭生活仍存困难的兜底户,按照“一户一策、精准定制”的原则,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拓展“亲情托养、邻里托养、慈善托养、包帮托养”四种兜底模式,作为集中医养政策的延伸和完善,切实筑牢兜底保障线。

  有近亲属愿意托养的,与近亲属签订亲情托养协议;无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愿托养,但有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愿意联养的,与街坊邻居签订邻里托养协议;没人愿意托养的,由村级慈善幸福院实施慈善托养;其余的与村委干部、爱心人士等签订包帮托养协议。

  于是,不愿入住医养中心的裴绪磊,由村干部杨佳佳负责包帮托养。双方以县委统一制定的协议模板为蓝本签字盖章,协议一式五份,双方、村委会、乡政府、县扶贫办各存留一份。

  在杨佳佳的协调帮助下,裴绪磊的邻居负责送饭和大小便照顾,杨佳佳负责其他大小事。瘫卧在床的裴绪磊没有了后顾之忧,在外求学的儿子也可以安心读书了。

  江文才一家同样享受了兜底保障,生活上无法完成的大小事,都由负责包帮托养的村干部协助完成。

  原本束手无策的村干部,也正好借此帮助杨变泉解决难题。按照杨变泉本人意愿,他和村委会重新签订包帮托养协议:生活照顾和身后事都由村委会负责。去世后宅基地和房屋归村委会集体所有。以后不管谁当选村委会主任,都是包帮托养责任人,无论换届与否,都要负责到底。

  协议签订后,村委会主任兼包帮托养负责人杨正标带人将老人又脏又乱的院子打扫归置干净,安装了水冲厕所,修葺了房屋。记者去采访时,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75岁的贫困兜底户冯静兰家住乔庙镇刘庄村。全家6口人,儿子、儿媳、二孙女都属精神残疾,大孙女是肢体残疾,只有小孙子身体健康,年迈的冯静兰拉扯一大家子,日子过得很艰难。

  后来,经过包村干部王海霞协调,今年4月,附近一家食品公司董事长、爱心人士职红海与冯静兰家签订包帮托养协议,为冯静兰家提供帮助。

  职红海多次前去嘘寒问暖,当他了解到冯静兰的二孙女是由于后天受刺激,精神才出现问题,治愈可能性很大,随即出钱将其送去治疗。

  两个月后,二孙女的病情明显好转。“二孙女的这个病,是我最牵挂的事,毕竟才23岁,看着她好起来心里真是高兴。”冯静兰笑着说,包村干部说,孩子再康复一段时间,还谋划着给她找个婆家呢。

  除了企业和干部帮扶,武陟县还针对每户不同情况,让近亲属、邻居以及慈善机构共同帮扶贫困兜底户,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建立机制帮助贫困兜底户脱贫。

  75岁的前冯堤村贫困户杨凯兰无儿无女,老无所依。按照国家政策,包村干部帮她申办了分散供养五保户的手续,同时她还被识别为贫困兜底户,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让老人的衣食有了保障。

  然而,老人心里还是有担忧:“我年龄大了,哪天走不动了,咋办?”

  扶贫包村干部给她讲解了县里的扶贫政策,根据她的意愿,与邻村远房侄女冉光华签订了亲养协议,明确了责任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生活怎么照顾、财产怎么继承,谁来监督等。

  鳏寡老人一般由近亲属赡养并继承财产是乡村千百年来的传统,但由于没有监督,往往出现不落实赡养责任只惦记继承遗产的情况。

  武陟县用公权力介入鳏寡老人的赡养和财产继承问题,签订协议书,明确责任义务,引入监督机制,促使赡养义务真正落实,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由于冉光华自身经济条件一般,她仅能对杨凯兰的生活进行照料。为了更好地帮助老人,包村干部协调本村的爱心企业家冯富生与老人签订包帮托养协议。企业家出钱、侄女出力共同照顾老人生活。

  托养协议签订后,冉光华和冯富生为老人建了3间新房,还用彩钢瓦搭了简易厨房,修建了院墙,装上了气派的大门,帮她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记者采访时看到,老人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白色墙面干净整洁,柜式空调、电冰箱、洗衣机摆放得当,屋里温馨舒适。

  解决“长贫难顾”,让托养人得实惠、受监督


  “托养政策能否持续地运转下去,托养责任人最为关键。”武陟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吉兴表示,为了解决“长贫难顾”的顾虑和激发托养责任人的内生动力,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帮扶贫困兜底户,武陟县进一步制定了延伸政策:托养责任人及其家庭,根据自身需要还可享受如公益岗位、培训就业、创业发展、金融贷款、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等8项服务。

  “这些延伸政策让托养责任人能够享受一些贫困户享受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有荣誉、得实惠,从而增加了动力。”王吉兴说。

  西司徒村干部郭转运,是本村75岁的兜底贫困户宋延登家的包帮托养责任人。多年前宋延登唯一的儿子出车祸去世,儿媳改嫁,留下一对孙子孙女,他和73岁的妻子常年患病。孙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孙女上初中,家庭非常困难,作为托养责任人,郭转运尽心尽责地帮助他。

  在可选的延伸政策上,郭转运选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可以和贫困户一样享受定期免费体检、定制医疗以及“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多种医疗服务。

  同样享受延伸政策的还有乔庙镇黄村兜底户张东伟的哥哥张永东。本身也不富裕的张永东,和妻子王艳红一直照顾着瘫痪在床的张东伟。以前王艳红一直在家务农,想就业但是没有就业途径,经过武陟县人社局和乔庙镇推荐,王艳红如今在当地一家塑料厂上班,月工资2000元。

  延伸政策的实施为托养责任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截至目前,武陟全县共认定托养家庭428户2024人,428户托养责任人家庭全部享受了家庭医生服务,金融贷款和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服务。

  激励的同时,也对签约托养责任人加强监督。

  根据每一个兜底户的具体情况,签订托养协议,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由村街上报至乡镇办事处备案,作为监管和政策延伸的重要依据。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村组干部、街坊邻居、五老人员(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军人、老模范),深入到兜底户家中,对托养情况进行监督,作为托养责任人家庭是否能够享受延伸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由县直帮扶单位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成员、帮扶责任人落实结对帮扶职责,通过周二蹲点日入户或平时沟通,全面掌握兜底户生活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465户兜底户已全部签订五养协议。共签订协议507份,其中集中医养协议62份、亲情托养208份、邻里托养2份、慈善托养16份、包帮托养219份。通过“五养八延伸”协议的签订,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为贫困兜底户稳定脱贫,实现老有所养,探索了路径、奠定了基础。

       编辑黄海波

 
售楼处看个房就被抓拍,人脸识别滥用又多一例
售楼处看个房就被抓拍,人脸识别滥用又多一例

( 2020-1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售楼处安装人脸识别系统,以此辨别自然到访客户与来自二手房中介等渠道的客户,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担忧。有律师表示,这种行为不仅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还存在价格歧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实地探访北京丰台、大兴等多家售楼处,发现均安装多个摄像头。经内部人士证实,售楼处摄像头确实在对看房者进行人脸识别。
 
  本期议事厅邀请房地产行业资深人士与相关领域律师,对此现象展开探讨。
 
策划主持


 
  完颜文豪
 
  李坤晟
 
访谈嘉宾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新锐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
 
  房地产公司区域营销总监 吴文聪
 
  房地产经纪人 李思明
 
  
售楼处为何要做人脸识别?


 
  “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先别一个人进售楼处”


 
  张大伟:在我印象中,2011年前后,业界出现了新楼盘通过二手房中介渠道销售的现象。当时海南的海景房为吸引外省客户,开发商摸索出通过其他城市的房产中介带客,成交后付给中介一定佣金的销售模式。后来,这种模式逐渐流行开来。
 
  这几年,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一些地方楼市降温,部分楼盘销售困难。开发商为尽快回款,对中介渠道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据我粗略观察,目前除了少数销售火爆的楼盘不需跟中介渠道合作,绝大部分城市的新开楼盘,通过房产中介渠道带客占比已超过40%,个别楼盘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李思明:目前北京新增购房需求,逐渐以改善型为主,二手房中介公司手握海量换房者信息。北京有的新楼盘八成客户来源于中介渠道带客,销售占比很高。比起坐在售楼处等购房者上门的置业顾问,我们熟悉客户的资金实力和个性需求,能在他们看房之前进行精准推介。
 
  主持人:本报记者实地走访售楼处时,房产中介特别提醒:“你也应该看到新闻上说,售楼处安装了摄像头。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先别一个人进去,一定等我过来。万一被拍到了,就不是我的客户了。”
 
  张大伟:目前行业的现状是,由中介渠道的经纪人带客看房,若最终能成交,开发商付给中介渠道的佣金,大致是购房款的3%-5%。而售楼处的销售人员每谈成一笔生意,提成只占房款的3‰-5‰。
 
  比如,一套1000万元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带客看房最终成交,可收取30万元至50万元的佣金。但如果是购房者看到广告,自己到售楼处,销售人员谈成这一单,提成只有三五万元。
 
  吴文聪:因为售楼处销售人员赚的提成,远低于中介经纪人的佣金,所以销售人员就有动力与中介经纪人勾连,让客户尽量通过中介渠道看房,但这样就不可避免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以前,开发商企业能做的,只是登记看房者的电话号码,但勾连作弊太容易了,企业防不胜防。
 
  近一两年,行业内对客户进行人脸识别,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不是为了刻意获取购房者的生物信息。照理说,除了识别是谁带的客户,开发商获取客户生物信息一点儿用也没有。
 
  李思明:站在中介经纪人的角度,安装人脸识别也是一种保护。
 
  有时候,开发商会与多家中介渠道合作。我带客户看房,跟售楼处谈价格,折腾好几趟,最后另一家中介给点好处,客户就去他那边了。如果不对客户首次看房的路径进行甄别,市场就乱了。
 
  行业内也有规矩,如果客户一直没有敲定合同。一段时间后,这名客户可算作一名新客户,重新划定带看者。
 
  主持人:近日,网上流传消费者戴头盔看房的视频。有评论称,这反映出购房者在看房比价时的无奈。
 
  吴文聪:戴头盔看房恐怕有表演成分。管理规范的房地产企业,不管是哪个渠道来的客户,都会一视同仁,折扣公开透明,必须全部给客户。
 
  李思明:我工作这些年里,还没见过戴头盔看房的,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是不是一种炒作?像我所在的大型二手房中介公司,不允许把佣金分给购房者。不排除中介经纪人私人花钱买点礼物送给购房者,但这样的钱不会从公司走账。
 
不拿数据牟利就不违法?


 
  人脸识别需要以正当性为前提,而出于佣金结算进行人脸识别,根本不足以构成正当性


 
  吴文聪:像贝壳这样的大平台,利用互联网,几乎整合了全部中介门店,同开发商谈判时非常强势。
 
  假设某个区域新开四个楼盘,三家跟中介渠道合作,一家不合作。那么,中介经纪人在向客户推荐项目时,如果不负责任地贬低不愿合作的这家企业,就会让对方特别被动。
 
  如果几个楼盘全部和中介渠道合作,这家给3个返点,那家给4个返点,中介经纪人就倾向于推荐返点高的项目,这是商业逐利的本性。现在有的楼盘,只要中介带人过来,不管是否成交,就先给200元购物卡。
 
  中介渠道像一副枷锁,如果不用,销售成绩上不去,用了就等于饮鸩止渴,进入恶性循环。现在大多数开发商毛利率都不到10个点,但近两年北京和珠海都出现过佣金10个点的项目。
 
  我所在的公司,去年通过中介渠道销售还不多,但今年实在没办法,基本所有项目都得跟他们合作。可一旦合作就必须对客户进行甄别,否则营销费用会超支。
 
  人脸识别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开发商没有拿数据干违法的事,没有牟利行为,不能就此说是侵犯客户的权利。毕竟,售楼现场总是要装监控的,就像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安装摄像头一样。不要拿恶意揣测企业,我们也希望市场更加规范公平。
 
  王新锐:人脸识别一般用在公共安全领域,或对个人影响相对较低的领域。有的情况还要经过论证,看有没有足够的正当性。售楼处出于佣金结算这种商业目的进行人脸识别,而且把客户生物识别信息,跟个人身份信息关联起来,根本不足以构成正当性。
 
  主持人:记者在走访几个售楼处时,一进大厅就能看到摄像头,有的还不止一个。有的工作人员承认了系统的存在,但辩称售楼处没有隐瞒客户,认为购房者看到摄像头,就等于知道自己被抓拍了。
 
  王新锐:先有正当性这个前提,才能说有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像售楼处这种场合,大家的注意力没那么集中,看到摄像头就构成告知这种说法,逻辑上说不通。售楼处采集人脸信息过程中,其实采集了很多并不一定是最终买房人的信息。有的人仅仅来看一看楼盘,连后续的合同关系都没有,就被采集了信息,这就涉及违法问题了。
 
行业潜规则为何引发社会焦虑?


 
  售楼处人脸识别侵犯个人隐私不存在争议,但背后还涉及价格歧视问题


 
  主持人:据媒体报道,提供人脸识别系统服务的公司称,售楼处的人脸信息、手机号码会永久保存,但房企内部一般只对指定的管理层开放数据查看权限。
 
  王新锐:购房这种场景的人脸识别,核心目的是为了清算佣金,所以强调要把这个人识别出来,同时把信息保存下来。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公司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其实是跟身份信息直接挂钩。此外,在数据保存安全方面,开发商做到什么程度很令人怀疑。这些数据一旦被黑客获取,后果不堪设想。
 
  售楼处的人脸识别,之所以让大家感到焦虑,是因为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在移动互联网端,人脸信息越来越重要,本身也是一个入口或账户。
 
  相比其他部位,面部天天暴露在外,更应该加以保护,不能任意采集。现在有很多深度伪造的技术,比如视频换脸,让人难辨真假。这种情况下,人脸信息一旦被泄露,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
 
  张大伟:售楼处人脸识别侵犯个人隐私,这方面不存在争议,但大部分去售楼处的购房者,最关注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他们担忧的是有没有选择权,背后涉及价格歧视。
 
  像媒体报道中提到的,有的中介经纪人向购房者私下返点优惠,导致仅仅因为首次看房的路径不同,购房者实际支付的房款差距巨大。
 
  应该进一步规范中介佣金的使用,不允许返还给购房者。但实际上,返还方式有很多种,过程又不太透明,确实很难监管。
 
  这种乱象还可能误导政府调控。佣金返还之后,政府掌握的房价,就不是真实的价格了。
 
  (应受访者要求,吴文聪、李思明为化名)
                                                                                         编辑黄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