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视状况有多严重?两个数字提供了一个注脚。2015年首份《国民视觉健康报告》发布,报告称: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各类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在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由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6800多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

　　近视,作为一种病,在民众的认知体系中处于一个暧昧的位置。相比于其他病症,近视被模糊化、柔情化,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教育阶段可以被接受的“代价”。

　　在市场上转一圈不难发现,眼镜、滴眼液、“护眼仪”等各色产品,几乎都以一种轻快活泼的面貌出现,似乎近视是一种消费需求,而不是一个病。这其中有广告设计的考量,但也折射了一种认知:近视是常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是可以在辅助措施下解决的小问题。

　　从医学角度看,这种认知当然是局限的,比如高度近视会引起眼底病变,甚至有致盲的风险,近视是一种不可逆的病,医学上根治的空间极为有限。但专家调查发现,“把近视看成一种病的人少之又少”。补上认知层面的这一课,十分必要。

　　不过,把近视只归咎于认识上的浅薄,就不够全面了。医学上概念清晰的认知或许缺乏,但基本的致病原因与防治办法,不能说公众全无了解。

　　比如,“通过对比研究,专家发现近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课业负担”,这一成因,恐怕丝毫不令公众意外。比如,“让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会好,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尽人皆知。只是在课业负担、升学压力面前,对于近视更深层面的认知、更高层面的考量,被选择性地淡化了。在现实困境面前,社会心理只能趋向于将近视常态化、轻量化认知。

　　这也意味着,解决高近视率的问题,必然不是医学一个层面的发力,而需要全局性推动。近视不只是偶发疾病,它是教育、医疗格局在个体身上的终端呈现。4.5亿人、6800亿元、“国防、精密仪器等职业将来招不到人”,这样的后果,也需要从根本上刺激社会认知,从而扭转教育评价体系、医疗资源布局,把防治近视置于治理格局的更高位置来对待。

　　公众层面需要把近视当作疾病,治理层面也要把近视当作一个严肃课题。因此,局部治理是不够的。最近有一个有意思的新闻——杭州三墩小学规定学生视力低于5.0不能评三好学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不少人认为这构成了对近视学生的歧视。如果只是三好学生这一个评价范畴里重视近视,又没有贯通到教育指挥棒这种更高层级,学生、家长又该怎么办,在奖状和升学之间如何选择?

　　事实上这就是当前面临的困境,学校、专家苦口婆心,面对教育评价的大格局,依然是微弱的。防治近视,确实需要一场触动全局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