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垃圾围城”现象备受关注,在政府部门积极治理和引导的同时,以垃圾治理为核心业务的NGO逐渐涌现,进行了如源头减量、分类投放、焚烧监督等诸多开创性努力。

　　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NGO集结为网络型组织“零废弃联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推动垃圾危机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联盟已经链接了覆盖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机构80余家,并通过战略性配合,打造了“一体多面”的民间垃圾治理体系。“一体”为零盟秘书处。作为联盟核心,其专注于网络建设、成员赋能、政策倡导等。“多面”则是指联盟成员依据自身特征,在垃圾治理全生命链条中扮演多元化角色,实现战略性配合。角色一,宣导员。此类机构以宣传教育为主业,致力于培育公众环境意识。比如深圳市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依托其强大的志愿者团队,推出如“零污染”“有害垃圾回收”等宣传项目,并在政府支持下运营“零废弃体验基地”,做垃圾分类的传播使者。角色二,先行军。此类机构利用NGO行动力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的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垃圾分类试验,从而推动公众行为变化。如上海爱芬环保多年扎根社区,首创湿垃圾除袋法和垃圾厢房改造标准,打造了普适于街镇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角色三,监督方。此类机构旨在推动垃圾末端处置设施的运行安全无污染。如安徽芜湖生态中心基于信息公开申请和实地调研考察,搭建了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确保公众能便利、直观地监督焚烧厂运营。角色四,倡导者。此类机构政治资源较为丰富,善于提炼实践经验、进行政策倡导,尝试推动法制进程、优化垃圾治理环境。

　　2017年,随着政策向好,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进入垃圾领域,与零废弃联盟衔接为一条完整的公益链。链条上游是诸如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会、万科基金会等支持型组织,其通过“壹起分”“创绿家”“社区废弃物管理”等公益项目为草根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提供资源；链条中游是零盟秘书处,聚焦成员网络发展以及政策研究与倡导；链条下游则是分布于各个城市的运作型NGO,其扎根一线,切实推动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减量分类、垃圾资源化处置、安全清洁焚烧等关键议题。

　　“社会组织对垃圾问题了解更充分,也更擅长社区动员,可以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分类更有效推进。”“这些(NGO的)小姑娘很不容易的,天天待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块儿管垃圾。”笔者在一线走访时,政府和居民无不对NGO的努力表示认可。

　　虽然成绩不俗,但垃圾议题NGO也面临诸多亟待回应的挑战:

　　首先,NGO如何拓展网络,与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建立协同关系?现阶段,仅有少部分城市实现了垃圾的多元主体共治,更多区域的NGO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状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因缺乏互动而导致资源耗散,削弱了行动绩效。对此,需要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放权赋能,激励社会组织进入垃圾治理领域。也期待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分别考虑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长项,不仅依托前者的垃圾分类新技术,也重视后者的社区工作经验,推动社企合作,整合先进科技与人文关怀,共同打通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NGO如何基于垃圾分类撬动社区自治,实现“进得去”也“出得来”?当前,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陌生人社区”占据主流,这给垃圾分类带来很大挑战。NGO进驻虽然成功营造了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但随着其工作人员撤出社区,因缺乏人情、面子、礼俗等纽带作为联结和约束,居民的分类意识与行动则会逐渐回退。为解此困局,NGO需要与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力量密切配合,将垃圾分类嵌入社区自治框架,也即以分类为契机开展社区营造、链接社区关系、发掘社区能人,从而打造社区自身的互助、互督、互利机制,确保此前积累的绿色资本得以持续运转。

　　最后,NGO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效服务于垃圾治理?笔者对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其工作困境主要包括人财物等资源匮乏、在部分领域受干预较多等。

　　有鉴于此,一方面NGO需要自我增能,争取社会信任,提升造血能力,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从多方面给予其理解和支持。不仅以客观、包容之心重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将其视作公共服务与社会监督的亲密伙伴。同时,也需避免将垃圾分类视为政绩跑步机,大干快干,片面追求效率。应树立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NGO共同讨论与探索,以绣花针精神着眼细节、滴水石穿。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