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箭,姑父王化凤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姑母吴心美也已辞世27年了,但姑父姑母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及对老人的孝敬、对晚辈、别人的关爱和勤劳、善良的美德,无时无刻不浮现在我的脑海。

　　姑父姑母家在鲁西南,出身贫寒。多灾多难的黑暗旧中国,贫困交加的窘迫生活,练就了姑父姑母不怕一切困难。他们勇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伟大洪流中。

　　淮海战役期间,姑父率领一支独轮车队,给浴血奋战的我方部队运送军粮。行至孟良崮时,遇到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正在偷袭我们的运粮大军。姑父命令运粮民兵迅速隐蔽,自己躲在一辆独轮车后面,端起枪向走在最前头的军官射出一梭子子弹。运送军粮结束后,姑父将缴获的一支驳壳枪交给上级机关,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并获得了立功奖章。姑母则带领全村妇女为解放军连夜赶制军鞋。那时,我们村庄制作的军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屡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姑父姑母在农村一直是中坚力量,始终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姑父率先在全乡成立第一个互助组,将壮劳力和病弱人群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共同提高。他先后担任村公安员、区组织委员、乡长、敬老院院长等职。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将工作干好,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姑父还会一门祖传绝活:安下巴。有的人下巴脱臼了,疼痛难忍,有些外科医生都无能为力,姑父却能轻而易举给安上。那时,经常有些外乡人,从几十里地外赶来,让姑父为其安下巴。姑父再忙,有时正吃着饭,放下饭碗就为患者诊治,而且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当患者表示感谢时,他一句“举手之劳”就把人家打发了。这门绝活和他无偿的热心服务,让他扬名方圆几十里村庄。

　　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重的1959年春季,饥饿的人们纷纷拿起抓钩,到上一年种过地瓜、胡萝卜的地里刨残留的根茎。光吃这些不能完全充饥呀,姑父姑母毅然将自己家中放置的4大囤谷糠全部贡献出来给乡亲们。原来,1958年春季,生产队种了很多亩谷子。这些谷子加工成小米时,由于当时正在吃食堂的大锅饭,大家对粮食不够珍惜,好多残碎的米粒遗留在谷糠中。生产队要将这些谷糠拉去倒掉时,姑母说:我家有个闲置房间,放那里留着吧,或许有用。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如果对外不说,足够全家人度过灾荒,但姑父姑母却毫不犹豫地分给乡亲们。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姑父为改善敬老院老人的生活,在炎热的夏天,独自骑车去郓城县请锻磨的师傅,以便将磨锻好后磨豆浆给老人食用,不幸途中突患脑溢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生活却不能自理。姑母默默地撑起整个家庭,服侍姑父到终年。我的祖母,长时间和姑母生活在一起,姑母对她老人家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精心照顾。正是由于姑母的尽心尽力,祖母才得以享有96岁高寿的天年。

　　姑母的善良远近闻名。那时经常有盲人来村里说书,他们吃着百家饭,有时却难觅住处,姑母曾多次让他们住进自己家中。她对别人总是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咱们提供点食宿方便,这是积徳行善呀!

　　邻里发生了矛盾,姑母总是千方百计予以劝解、调和,直到他们重归于好。

　　姑父姑母无儿无女,我们兄妹6人,我从7岁时就跟随姑父姑母生活。记得有一次我贪玩逃学一天,一向对我慈爱的姑父大发雷霆,脱下鞋子照我屁股狠狠打去。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逃学。姑父这唯一的一次打,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正是由于姑父姑母及父母的严管和支持,我才能将学业坚持下来,上学至高中,参军、入党、提干,又读完大专。从1970年底参军到1984年元旦铁道兵撤编,我一直在铁道兵部队工作。这期间,姑母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3个幼小的孩子。如果没有姑母精心照顾,我在部队不可能安心服役；我的妻子不可能连续获得中专、大专、本科3个文凭,最终成为国家正式教师；我的孩子也不可能顺利成长,升入大学。想想当年,姑母是多么辛苦呀,既要种地,又要支撑家庭,服侍年迈的祖母、生病的丈夫,照顾幼小的孩子。过度的劳累,姑母明显地衰老了,头发也变得花白,却毫无怨言。

　　1985年夏天,我调回地方工作,一家人在县城有了住房。姑母在家操持家务,处处整理得井井有条,院子里种满了瓜果菜蔬。那时,由于孩子逐渐长大,姑母的工作量明显减轻,加之生活改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整日乐呵呵的。

　　万万没有想到,姑母1986年初夏查出了乳腺癌,我们赶紧让姑母入院。经过一系列精心治疗,姑母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

　　谁知好景不太长,1992年初春,癌细胞又转移到姑母的肝部。6月,姑母与世长辞。

　　姑母就像我们华夏大地上千千万万可亲可敬的母亲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不言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