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清明节了。前几天,哥哥打来电话,商量相约到父母墓前祭扫的事宜,这已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

　　放下电话,父母往日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现在眼前,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父亲的琴棋书画。

　　父亲原是武汉机床厂的高级工程师。1956年,国家决定研制“两弹一星”,不久父亲奉调来京,参与回旋加速器的研制设计工作。

　　父亲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来。

　　先说“琴”。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父亲闲暇时就会拿下来拉上几曲,经常拉的曲子有《二泉映月》《洪湖水浪打浪》《喜洋洋》和京剧等。他拉琴的时候会闭着眼睛昂着头,自我陶醉在音乐世界中:《二泉映月》的哀怨、《喜洋洋》的欢快都能得到准确的表达。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坐下来,一起静静地聆听欣赏。此外,父亲的笛子和口琴吹得也不错。

　　再说“棋”。父亲平时很少下棋,家里甚至连副围棋都没有。他喜好围棋的唯一“痕迹”是床头常年放着一本吴清源的《中盘战术死活和收官》。据哥哥回忆,有一次他去观看父亲参加研究院里的围棋比赛,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获胜后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次比赛父亲获得了第三名。

　　然后说“书”。父亲的书法属于行草,流利畅达,既没有楷书的工整刻板,也没有狂草的豪放张扬,一如他的为人,谦逊低调内敛。1968年至1976年,大姐在北大荒插队八年,这八年是父亲写信最频繁的时期,我也由此得以常见父亲的书法。特别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前挥笔疾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每次给大姐写信,父亲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据父亲自己讲,他用毛笔和用钢笔写字的速度一样快。

　　最后说“画”。父亲的绘画才能是偶然显现的。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交一张反映自然风光的作业。交作业的头天晚上,我一筹莫展长时间呆坐在桌前,拿着水彩笔不知如何下笔。父亲看到我十分为难的神情,便给我讲解绘画要领,同时帮我完成了作业。这张画后来得到老师的表扬,殊不知是父亲的“捉刀”之作。从那以后,似乎激发了父亲的绘画激情,他用我剩下的水彩和炭笔又画了一些山水和人物素描,张张都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绘画功底可能与他长期从事的机械制图工作有关。

　　遗憾的是,父亲并没有把自己的才艺传授给子女。说来惭愧,琴棋书画中我仅粗通围棋。我与围棋结缘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如今差强人意的棋力也是在与同事的不断切磋中得以磨炼提高的,可以说和父亲没有半毛钱关系。父亲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学习琴棋书画,更没有亲自教过我们。或许是他认为这些毕竟属于“无用”的闲情雅致,当不得谋生的饭碗吧。

　　金庸小说中对于琴棋书画的描写之精,非《笑傲江湖》莫属。孤山梅庄的大庄主黄钟公好琴,他在琴音中贯注内力,七弦无形剑堪称武林绝学；二庄主黑白子整日被王质在烂柯山遇仙棋局等名局搅得坐立不安；书法还是老三秃笔翁玩儿得溜,他写秃了千百支笔,把书法融入于判官笔之中,既有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又有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笔法；老四丹青生自诩好酒、好画、好剑,酒为首,丹青次之,剑道居末。江南四友虽然个个武功超群,但最终都因自己的爱好中了圈套,落得或死或生不如死的结局。金大侠是否在以此告诫世人切莫玩物丧志呢?

　　的确,琴棋书画的实用性不强,过度沉溺其中甚至有害,但不可否认的是,琴棋书画对人的整体素质有着全面培养的作用。古人把琴棋书画称为“四艺”,是文人骚客修身养性必须掌握的技能。善琴者通达从容,善弈者筹谋睿智,善书者至情至性,善画者至善至美。因此可以说,琴棋书画是今天所倡导的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识教育的本质是素质教育,重“育”而非重“教”。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注重开发、挖掘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其最终目的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的通识教育存在严重缺憾,文科生与理科生可谓是泾渭分明。文科生对于自然科学敬而远之,理科生谈起文史哲则是一头雾水。文理俱佳的人堪称凤毛麟角。

　　相比而言,像我父亲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通识教育要强得多,不少科学家的人文素养一点也不亚于文史大家。化学家黄子卿能够随口背诵《左传》《史记》；物理学家王竹溪记围棋古谱就像电路图一般工整准确；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更是众所周知。那一代科学家既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培养,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轮子同时驱动,是他们取得骄人成就的无形力量。

　　随着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有理由相信,通识教育这棵大树在不远的将来定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