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端着酒杯站起来,准备到刘教授身边敬酒时,都被他挡回来,“你废话,赶紧回去”。然后,他端着酒杯把对方推回座位去,很多时候是双方推推搡搡走到半道时,两个杯子碰出一声脆响,全场一阵欢呼,美酒顺着仰起的脖子直落九曲回肠。

　　刘教授职业不是教书育人,是我曾经革命过的地方一个领导。因为他是高级职称,我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晚辈没有以职务官衔称呼他,很多场合直叫他刘教授。他是我上司的上司,按我当时的岗位,我要走好几层才到他的那个级别,直到现在我也没走到那个级别。

　　但是,刘教授当领导没有领导的样子。当然,这和“站没站样,坐没坐样”不是一个样。他这个领导的样子,很多时候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搞得一点领导的架势和威严都没有,好像给他敬酒的人是他的领导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酒桌上的谦逊,还有工作上的关怀、包容和担当。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字惹了个大祸。写之前,我们向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带着我又做了该做的汇报。写完后,他做了审定。结果,这篇文字还是惹祸了。它惹祸的原因不是写不好,也不是有什么事实出入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向刘教授问责,要刘教授担责的地步。

　　一个周末的中午,一位关心我的长辈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刘教授不扛这个责任,这个锅肯定是甩给我。到时候,我被开除的可能都有。“他还没有找你谈话?”这位长辈问。我摇头。“他肯定会找你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长辈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是一个大山人,穿越无数羊肠小道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只为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现在,握在手中的饭碗快被自己砸掉了,我心中瞬间泛起莫名的恐慌。每天,我把这份恐慌满满装在心里,表面若无其事地上班,晚上怀揣着这份恐慌入睡,梦里有时还若隐若现看到刘教授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可是,我这么忐忑不安过了很长一段的日子后,也没有见刘教授找我,搞得那个关心我的长辈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怎么得以平息,也不知道刘教授因为这件事经历了什么。

　　后来,还是我主动在他面前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非常不好意思,我写的那篇文字惹了祸,给您添麻烦了。”我每次说起,刘教授就一句话:“你废话,不说那些事了。”

　　有一个兄弟有着和我差不多的遭遇。那年“非典”横行,人心惶惶,据说果子狸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位兄弟背着相机去拍果子狸,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动物,被人误导把竹鼠当成果子狸给拍回来了。不幸的是,他那条战线上很多人都不认识果子狸,认为照片上这个动物就是果子狸,导致竹鼠带上果子狸的名字,变成白纸黑字和数以万计的读者见面。

　　有读者认识果子狸,质疑声音顺着热线电话打了进来。责任一倒查,这个兄弟满满地扛着。有人要他写检讨书,要他直接面向刘教授做检讨。那时,这个兄弟刚刚参加工作,手里的饭碗还没端热,心想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没想到“非典”没把自己害死,先被果子狸给害死了。

　　他认认真真把检讨书写好,惶恐不安地走进刘教授的办公室,准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着这位他上司的上司做深刻检讨。没想到,刘教授接过他的检讨书后并没有看,而是若无其事地把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请这个兄弟坐下,给他递了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怪他,要他别把这件事当成负担放在心上,吸取教训,好好工作。

　　刘教授的话语间,没有冰冷的责备和严厉的训斥,只有暖暖的安慰和满满的鼓励。后来,这位兄弟无数次和我提起这件事,言谈间充满着对人情世故的无限感慨,对刘教授的无限感恩。

　　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废话的刘教授,做起事来有节有奏、有张有弛,小处不失格局、大处更显情怀,再大的事情做起来照样举重若轻有思路、轻车熟路有担当。我们一直觉得,和这样有真水平、真性情的领导共事谋事,真心感到事不折腾没压力、人不纠结心不累,心甘情愿为事业付出辛勤的汗水与心血,并能从中收获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领悟处世的胸襟与情怀、学到为人的格局与担当。

　　2008年11月的一个下午,他叫我和一个同事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他策划了一个叫做“八桂大合唱”的大型报道,要走进广西12个民族自治县和南宁市3个民族乡,近距离感受各族同胞生活的变化,聆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两个和他一起出去采访完成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报道,采访行程4300多公里,见报稿件达6万多字15个图文并茂的版面。但是,刘教授在策划这个报道时,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文字的方案,也没有召开任何一个讨论会议,一切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我们进入他办公室时,只见他站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广西地图。他简单地把策划意图、报道结构等内容和我们讲完后,指着地图征求我们意见,从哪里走起路比较顺,避免走回头路。我们3个人为此商量讨论前后不到1个小时,此后再也没有无休止的方案修改、没完没了的开会讨论。

　　历时18天的采访中,刘教授一路和我们走村串寨,聆听每一个温暖的故事,抓住每一个感人的细节。回来后,他没有再开什么会讨论选题,直接按照出发前口头定的方案来写稿组织版面,并全程把关按照一天一个版面的节奏,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第二天发完整个报道15个版。

　　这组报道连续获得了三个奖项。有新闻阅评员点评说,这些报道记述深入、气势宏大、宣传效果持久,是一组全面反映广西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结合得较好的策划报道。但是,整个6万多字的报道没有刘教授一个署名,版面策划一栏写“本报记者组策划”,采写一栏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根据各自负责采写的版面署名。

　　现在,刘教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一个不像领导的领导过上了真正不是领导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和他的关系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亲切,很多人和他见面就直呼其名,大家依旧乐乐呵呵,没有太多的官腔和客套,没有太多的阿谀奉承的寒暄和做作,酒深情更满,人走茶不凉。

　　我们几个晚辈每过十天半个月不见他了,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好久不见刘教授了,约一下他搞两杯”。有时候,他惦记我们了,会拿起电话问候交流,更多时候是相约“搞两杯”。席间,大家不分级别,不分辈分,天南地北,谈笑风生。刘教授要买单时,我们谁都挡不住,他一句“你废话”,我们谁都不敢废话,只好看着他给商家掏腰包数钞票。但是,他一举一动显现出来的长者风范,每次都给我们多一份感恩、多一份钦佩、多一份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