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

　　本报记者吴晓颖

　　25日晚,初夏的蓉城飘着微雨,气温骤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93岁。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坚定不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毕生坚持提真问题、做真学问,几十年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中国经济改革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力。他在耄耋之年还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奋战在学术研究一线,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

　　记者26日中午来到林凌教授家中,客厅里布置了一个简易灵堂,正中挂着林老的遗像,周围摆满了菊花,不断有人前来吊唁。

　　林凌的二儿子何普告诉记者,父亲5月2日感冒生病被送入医院,后来引发肺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近十天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25日下午6点多医院对父亲进行抢救,19时05分父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

　　“林老住院陷入昏迷前还一直惦记着由他执笔,正在修订的书稿《林凌改革四十年亲历》的编纂情况。”与林凌共事数十年的同事、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邵平桢说,没想到这竟成了林老最后的遗愿。

　　林凌原名何颖达,1926年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专业,他曾就职于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首都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企业管理等工作。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年52岁的林凌也迎来了个人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从中共四川省委被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事经济领域研究工作。

　　在中国经济改革各种关键性问题、重大改革实践活动背后,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林凌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等,先后提出国有企业扩权改革、建立中心城市、发展成渝经济区等思想,亲身参与、推动了企业改革、城市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制定首都钢铁公司“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和推动建立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2年,林凌与经济学家蒋一苇在首钢调研一个多月后,提出的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被国务院采纳,首钢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掀起一股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浪潮。同年,林凌和蒋一苇向国务院建议在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从此掀开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

　　研究改革开放、投身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既是林凌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后半生从未停止的执着追求,他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多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熟悉林老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者,他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出来的,而是靠脚调研出来的,他是位实践型经济学家。给研究生上课,林凌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总结出科研“三部曲”:深入实际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即便年事已高,他依然坚守着看家本领“调查研究”,与年轻同事一起上高原、下工地,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做了大量实地调查,步履不停。

　　见过林凌的人都对他的诚挚谦和印象深刻,但他又是经济学界的“炮手”。

　　1978年改革之初,围绕从哪入手推进改革,有着激烈的争论。林凌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业是生产力的基础所在,应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权、销售权、人事权等。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作法,当时却招来许多反对声,有些人称: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同时”进行,否则成功的机会很少；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企业外部条件成熟后才能进行,否则会产生混乱。林凌不同意这些看法,写文章反驳道: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中国式的、逐步过渡的、不能搅乱经济生活、引起经济折腾。

　　在40年的研究中,林凌始终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向,致力于提真问题、做经世致用的真学问。邵平桢评价道:作为老一辈革命者、共产党员,林老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贯穿于他毕生研究中,他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自幼父母双亡、家境清贫,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苦涩、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林凌一生中遭遇不少惊涛骇浪,却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对他人真挚的情感。在林凌周围,有不少志同道合、并肩前行的良师挚友,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其中一位。

　　1978年林凌陪孙冶方去四川西昌、攀枝花调查讲学,一路上孙冶方给林凌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和学术思想。虽在文革时期入狱七年,孙冶方出狱后“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为学术研究献身的精神让林凌颇受感动。“这次和孙冶方的相识相交,让老林认识到经济学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坚定了老林搞经济研究的信心,可以说孙冶方是老林的老师、领路人。”林凌发妻、90岁高龄的高众说道。

　　“父亲常说,60岁是人生的第二春,没有家庭负担,能腾出更多精力从事喜欢的事业。”何普说,父亲的许多重要经济研究成果都是在60岁后完成的,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调研、写作上。

　　林凌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晚上一般12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写作、学术交流、作报告、指导青年学生是他工作的重心。林家最大的一间房是林凌的书房,整整三面墙被装成了书柜,有近万册书。不出差时,他会每天在书房里完成六七个小时的写作。

　　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90后青年教师巨栋颇为感动的是:林老耄耋之年还奋战在科研一线,保持着高强度工作状态。

　　他说道:“每次有课题,林老都会亲自带队调研,并撰写最重要的部分。2015年林老在外出差时间长达十个月,即便近两年他身体不太好,还是坚持在病床上写稿、改稿。”

　　一些受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毕业生、青年学者告诉记者,身为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林老没有一般“权威”的威严,也没有一般老年人的保守,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他最喜欢用的工具是电脑,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一些文章,还会跟我们交流最近的新闻。”巨栋说,永葆一颗年轻的心,对科研充满激情,这或许正是林老保持长久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在林凌的小孙子何夏阳看来,虽然在他的一些重大人生选择中祖父很少干预,但在潜移默化中总会受到祖父的影响。从国外留学归国后,他进入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结构工程师,投身于国家基础建设事业。在遇到困难时,祖父自强不息、乐观豁达的精神,成为鼓励他不断前行的“精神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