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管建涛 张曦月 黄腾

　　初秋的宁安农场，黑土地已经有了收获的颜色。
　　装载北斗导航的收获机驶过，一颗颗沾着黑土的马铃薯滚落在垄面，工人们跟在机器后面分拣、归堆、装袋，空气里混合着新鲜泥土和薯块的气息。
　　然而，将时针拨回79年前，这里面对的问题远非如此精细：没有成熟模式，没有足够机械，没有成片农田，甚至连农场究竟应该建在哪里，都要一步步试出来。
　　驱车穿行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许多看似寻常的名字和景象都会变成问题：北大荒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有如此多“八字头”的农场？为什么有五个人曾经背着地图走进完达山的茫茫雪原？为什么一个叫徐一戎的农学家用大半生研究寒地水稻，而梁晓声、晁楣等文学艺术工作者又一次次把这里写进小说、刻进木板？
　　从千里荒原到我国最大垦区，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变。然而，要真正读懂北大荒，仅看今天的万顷良田还不够。
　　一些答案，要从脚下的黑土里慢慢寻找。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这段话，正是“北大荒”名字的由来，泛指东北原始荒原。
　　今天，“北大荒”三个字几乎家喻户晓，但真要在地图上画出它的边界，并不容易，甚至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它。
　　因为，北大荒从来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名称。它既不是市，也不是县，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大荒”，更多指向黑龙江垦区以及由这段开发建设历史形成的地理、文化概念。
　　从空间上看，它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等广大区域，一座座农场散布在黑龙江东西两翼，有些相隔数百公里。如今北大荒集团经营区域土地总面积5.36万平方公里，稳定性耕地面积4874.4万亩，是我国最大垦区。
　　了解北大荒的分布，就要了解它的开发史。
　　在成为“北大仓”以前，这片土地中相当一部分长期河流纵横、沼泽密布、交通不便，高纬度寒冷气候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限制。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公营机械农场陆续建立，此后复转官兵、地方干部、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农业科技人员等不同群体接续进入广袤荒原，黑龙江垦区也从零散建点一步步形成规模。
　　“北大荒”三个字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它最初更多是一种关于边远荒原的地域称谓，随着农垦事业发展，逐渐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称，2020年改制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这也解释了一个外地人常有的疑问：宁安农场在牡丹江一带，八五二农场在完达山北麓，七星农场远在三江平原，为什么它们的故事也都属于“北大荒”的故事？
　　电影、文学、版画等文艺作品不断把北大荒的故事带向全国，使“北大荒”逐渐超越一个地理称谓，成为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记忆。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可以触摸的起点，人们往往会把目光投向1947年。
　　那一年，北大荒还没有后来纵横千里的农场群，一支只有18人的小队先出发了。


　　宁安农场场史馆入口处，“国垦第一场”几个字十分醒目。
　　这里的“第一”，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在宁安农场创建前，黑龙江地区已经有一些县营农场和小型生产农场，其中不少主要承担机关、部队等单位的口粮、副食品供应，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有限。
　　宁安农场之所以被称作“国垦第一场”，更多指向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大规模国营机械化农业的一次早期探索。黑龙江地方史志则将其记载为全省乃至全国最早创建的国营农场之一。
　　1947年6月13日，18名建设者来到当时的珠河县（今尚志市）一面坡一带，在一处院落安顿下来，当时的松江省营第一农场由此成立。建场时，他们几乎什么都缺：没有充足建设资金，技术人员寥寥无几，管理没有经验，生产生活保障也十分有限。
　　更大的问题则来自脚下——最初选定的土地并不适合建设预想中的大规模机械农场。
　　第一次开荒没多久，可供继续开垦的土地便所剩无几；此后农场迁至延寿一带，却又发现地势低洼、地块分散，不适宜成片机械作业。到1948年8月，建设者再次迁场，终于在宁安县境内找到较为充足的土地。从一面坡到延寿，再到宁安，这座后来被称为“国垦第一场”的农场，最初走过的并不是一条笔直道路，而是“三次开荒、两次迁场”的曲折过程。
　　这种“不顺利”恰恰是宁安故事中最有意味的地方。它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找到了最佳答案才成为“第一”，而是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出什么样的土地适合机械农业、什么样的组织方式能够把农场办下去。
　　场史资料里还有一个颇有画面感的细节。农场创建之初，从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副场长刘岑驾驶“火犁”，在荒原上翻开第一道犁痕。这一幕后来被称作“东方第一犁”。
　　机器有了，会开的人却不够。1947年冬，农场又开始办拖拉机手训练班，学员从呼兰、宾县等地赶来，连续举办3期，培训400余人，不少人后来成为黑龙江农垦机械化建设的骨干。
　　今天回头看，宁安农场最早留下的，并不只是一道犁沟。它还留下了一种做事方式：土地不合适就重新找，技术不会就自己培养，经验不足就一边干、一边学。
　　79年后，收获机在宁安农场重新翻开黑土，只是这一次，土里滚出来的是一颗颗马铃薯。


　　与宁安这样以地点命名的农场不一样，北大荒还有很多以数字命名的农场：八五〇、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六、八五九……
　　对于第一次到北大荒的人，这些编号颇显神秘。其实，它们保存着一段军垦历史。
　　“‘八字头’农场并非北大荒所有农场的统一编号，而是源于铁道兵的部队番号。”今年7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陈彦彦在“龙江讲坛——龙江文化自信通识课”讲座上介绍，“八五〇”来自铁道兵第五师“八五〇五部队”的番号，此后这一命名方式被延续下来，成为铁道兵军垦农场群特有的身份标记。
　　1954年，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来到黑龙江，把目光投向三江平原，不禁惊叹：这里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一个在此安置转业复员官兵“开垦戍边”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时，国家需要尽快恢复生产、增加粮食，也面临大批官兵转入经济建设的新任务。此前从南泥湾到新疆，人民军队屯垦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到了北大荒，“英雄解甲重上战场”，昔日建设铁路、抢修桥梁的铁道兵，开始学习如何建设农场。
　　1955年元旦，八五〇农场正式成立，王震亲自点燃了北大荒军垦第一把荒火。1956年春，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筹建，铁道兵各师一批复转官兵在自愿原则下重新编组，沿用师、团、营、连的组织方式进入北大荒。从1956年起，铁道兵多个师的1.7万余名复转官兵先后来到这里，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五、八五八、八五九等农场陆续出现在荒原上。
　　这些名字由此成为一种写在地图上的“军籍”。
　　从铁路到田野，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却有一个共同点：都要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先打开一条通道。铁道兵擅长工程组织和大兵团作业，到了荒原，他们依然按照工程思维修公路、架桥梁、建场部、开耕地，把军队的组织能力转化成大规模农业开发能力。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说“八五二农场”“八五六分公司”，很少再想到这些数字从哪里来。但只要顺着名字往历史深处走，就会发现它们其实记录了一代军人的特殊转身——战斗任务结束后，他们没有真正离开“战场”，只是手里的工具从枪和钢轨，换成了犁铧和拖拉机。
　　在更多“八字头”农场向完达山南北麓铺开之前，还有一件更基础的事情必须完成：先弄清哪里能够开垦、哪里适合建场。


　　1956年3月，完达山北麓还没有后来纵横交错的农场公路，也没有今天规则整齐的万亩良田。
　　时任铁道兵第三师代师长黄振荣来到宝清后，很快接到一项任务：为准备进入这里的大部队寻找可以建场的土地。
　　第二天，黄振荣带着计划员甄科、生产股长李法海、通讯员张寿泉，又请来一名熟悉当地地形的老猎人，五个人带着地图、干粮等物品，从宝清附近向荒原深处出发。往前走了一段，路渐渐消失，老猎人告诉他们：“进入荒原了。”
　　踏查中，他们一边借助军用地图，一边结合老猎人的经验，根据地势、水系和已有遗迹寻找适宜建场的位置。第三天，在一处较高岗地上，他们发现了掩埋在积雪下的旧遗迹。黄振荣把地图铺在雪地上，在预定场部的位置画下一个红星，并写下三个字——“曙光镇”。
　　相关史料记载，这次踏查前后历时7天，他们在军用地图上标记了170多个可开垦点。回去以后，黄振荣拟了一封很短的电报：“完达山北有300万亩可垦地，请大军北上。”
　　可开垦点被一一标注后，完达山北麓这片荒原有了清晰的“家底”。
　　接下来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人和机器进去。春季解冻后，河流开化、道路泥泞，为迎接后续部队和机械进入，铁道兵又组织力量抢修虎林至宝清公路，打通进入完达山北麓的陆路通道。此后，大批官兵和机械陆续进入，新的农场建设迅速展开。
　　很多年以后，版画家晁楣创作《第一道脚印》，画面中几名勘测者迎着低沉天空走过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足迹。这幅作品后来成为北大荒版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那幅画并不对应某一次具体踏查，却准确捕捉到了北大荒开发初期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机器能够进入以前，总要有人先走进去。
　　自1947年开发建设以来，先后有14万复转官兵、上万名地方干部、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投身这片荒原。


　　今年7月，在北大荒集团前进农场数字农田示范区，技术人员不再需要蹲在水田里一株株地数水稻叶片。摄像设备将田间图像实时传回系统，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识别叶龄、株高、分蘖等参数，再根据生育进程辅助作出施肥、灌溉等管理决策。
　　“叶龄”这个看起来颇为专业的词，在北大荒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几十年前，徐一戎同样每天盯着水稻叶片，只是当时没有摄像头，更没有算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到北大荒时，徐一戎面对的是一个远比“怎样管理水稻”更基础的问题：北大荒究竟能不能大面积种水稻？
　　这里过去一直以小麦、大豆等旱田作物为主，高纬度、低温冷害使水稻种植面积很小、产量不稳。为了寻找适合寒地生长的水稻材料，徐一戎用6年多时间跑遍北方多个水稻产区，行程近万里，搜集近千份品种材料。
　　研究条件很简陋。早春泡田，水里还挂着冰碴，他挽起裤脚下田；为了观察品种差异，他把试验田分成一个个小单元，设置近300个调查点，每隔几天就重新调查一次。白天记叶片数、叶长、叶面积和植株状态，晚上再分类整理，没有计算机，大量数据只能用笔、算盘、计算尺，甚至借用手摇计算器一点点算出来。
　　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把已经取得的成果当作终点。
　　1991年至1992年，建三江地区连续遭遇洪涝，垦区推进“以稻治涝”和低产田改造。此前徐一戎研究的寒地水稻直播技术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面对更大面积推广需求，他又意识到原有办法仍受积温限制，于是继续吸收和改进旱育稀植技术，使其更适应北大荒气候、土壤条件。此后，他又推动寒地水稻优质米生产技术、叶龄诊断栽培技术等不断完善。
　　1997年12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授予徐一戎“终身不退休研究员”称号。据北大荒历史资料记载，听到这个消息，徐一戎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己可以继续和水稻、稻农待在一起。
　　从当年用算盘计算叶龄数据，到今天AI自动识别水稻生育进程，中间隔着几十年，却有一种奇妙的连续性：科技手段不断变化，人们对这片土地的追问却从未停止。
　　最初的问题是“能不能种”，后来变成“怎样种得更多”，今天又变成“怎样种得更精准、更绿色、更高效”。
　　北大荒的“开荒”，早已不只意味着把一块荒地翻成耕地。


　　盛夏，在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七星农场、友谊农场等地，水稻不仅长出了庄稼，也“长”出了画。
　　从空中俯瞰，不同颜色的水稻拼出巨幅图案，黑土地变成一块巨大的“画布”。这些创意稻田画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新景观，也让传统农业生产与旅游、文化有了新的连接。
　　其实，北大荒和艺术的缘分远比稻田画早得多。
　　很多人没有来过北大荒，却通过一本小说、一幅版画、一首歌曲认识这里。
　　1968年，梁晓声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度过7年。他开过荒、割过麦、打过马草，也当过小学教员；因为擅长写作，后来进入团报道组，并在《兵团战士报》发表小说《向导》。1974年，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看到这篇作品，专程到黑河找到梁晓声，他由此进入大学。
　　北大荒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退出他的生活。《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知青》等作品一次次回到那段经历。梁晓声后来成为知青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北大荒七年的风雪、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源泉。
　　梁晓声只是北大荒文化的一条线。另一条影响深远的线索，是版画。
　　20世纪50年代末起，一批身处垦区的美术工作者拿起刻刀，把正在发生的开发建设刻进木板。以晁楣为代表的第一代北大荒版画家，逐渐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北方九月》等作品描绘雪原、麦场、劳动者和拓荒生活；后来由知识青年组成的第二代创作者，又把知青生活和农业现代化带进画面，经过数代发展，北大荒版画形成中国现代版画中极具辨识度的一支。
　　在北大荒博物馆，一幅幅俊美秀丽的版画镌刻着北大荒的时代烙印。
　　数十年开发建设中，军旅文化、知青文化、黑土文化等多重文化脉络在这里交融，也孕育出文学、版画、摄影、影视、音乐等丰富艺术表达。
　　陈彦彦讲到一个细节：带学员来到北大荒田间，有时只要熟悉的北大荒歌曲旋律响起，一些有过相关经历的人便会一下子被带回过去。她认为，理解北大荒精神，并不一定只能从概念进入，文学、音乐、版画、影视这些艺术作品，往往能够让人先“感受到”，再去理解那段历史。
　　从刻刀下的雪原，到小说里的暴风雪，再到今天长在田里的巨幅稻田画，这片黑土地不仅生产粮食，也一直生产故事。


　　如果把不同年代的北大荒照片摆在一起，会看到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反差。
　　早期照片里，有人拉犁，有人肩扛粮食，有人站在泥水里运输麦捆；今天的航拍画面中，几台大型农机沿着笔直垄线同步作业，驾驶室里的人甚至不需要反复转动方向盘。
　　今年6月，新华社的镜头记录下北大荒多个农场的夏管场景：农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精准中耕、追肥，无人机在水稻地块飞巡，智能变量机具根据田间情况调整作业参数，垦区正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田间苗情、墒情和病虫害动态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
　　这些，都是高产稳产、实现“二十二连丰”的底气，北大荒粮食总产已经连续15年稳定在400亿斤以上。
　　2025年，北大荒集团粮食总产达到463.14亿斤，比上年增加5.5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商品量约440亿斤。
　　如果只看产量，还没有完全理解北大荒。
　　自1947年开发建设以来，北大荒集团累计生产粮食11398亿斤，输出商品粮约9853亿斤。
　　“商品粮”三个字，点出了北大荒的重要功能。
　　这里生产的大量粮食并不只在当地消费，而是要走出垦区，进入更大范围的粮食供给体系。这意味着衡量北大荒的价值，不能只看丰收时地里打出多少粮，更要看国家需要时有多少粮能够真正进入流通体系。
　　正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48小时内发出2460吨大米，这也是“抓得住、用得上”的含义。北大荒的形成，从一开始就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连。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早期机械农场承担粮食生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粮食供应和经济建设需要，大规模农垦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以后，垦区实施商品粮基地建设、“以稻治涝”、科技兴垦；进入现代农业阶段，集中连片耕地、规模化组织方式和高水平机械化，又成为稳定粮食产能的重要基础，让这片荒原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北大荒精神不是停留在历史展柜里的符号，而是在一代代建设者实践中不断延续的价值追求。”北大荒精神研究会秘书长向世华说。
　　走过北大荒之后，会发现北大荒精神并不遥远：可以是一道翻开的犁沟，可以是雪原上的一行脚印，可以是一页写满水稻数据的笔记，可以是一幅刻着拓荒者身影的版画，也可以是老照片里那些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仍然笑着的人。
　　北大荒何以走到今天？北大荒精神在哪里？
　　答案，就写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