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吉庆

　　众所周知，《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司马迁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经两千多年传写、翻刻，难免有不少讹误。虽经历代学者校勘考订，仍难恢复本真。李人鉴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撰写《太史公书校读记》，旁搜博采，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力求从汉代语言现象及司马迁撰述体例两方面探索《史记》本来面目，并是正文字衍脱讹误。这是一部以扎实考据见长的《史记》校读专著，为《史记》文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校勘实例。
　　笔者为李人鉴先生入室弟子，拜读之余，获益实多。兹不揣浅陋，对《太史公书校读记》的校勘特点谈一些学习心得，幸方家教之。
　　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中，将校勘的基本方法概括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极为周密。李人鉴先生《太史公书校读记》校勘的第一个特点是以本校为主，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即根据本书的上下文意，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词语等来校勘本书的错误。《太史公书校读记》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采用本校法，必须对该书前后融会贯通。李人鉴先生一生醉心于《史记》的校勘、考证工作，对《史记》可谓烂熟于胸。因此，用起本校法来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书中综合校勘之例甚多，如《项羽本纪》：“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李书指出：“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句，“吕臣”下“军”字衍。本书《高祖本纪》云：“引兵与吕将军俱东。”《汉书·高帝纪》云：“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又《项籍传》云：“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此纪倘作“与吕将军俱引兵而东”，自无不可。今上言“军”，下又言“兵”，则不可解矣。此盖涉下文“吕臣军彭城东”一语而误衍“军”字，“军”字当删。
　　这一则就综合运用了本校、他校和理校三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建国以后，李人鉴先生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传本《史记》中，因不明语法，特别是不明虚词的用法而衍脱讹误者，其例甚多。李人鉴先生用其所长，从古汉语语法的角度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这是《太史公书校读记》校勘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一句，李书认为：“本作‘示秦弱且怯也’。今‘秦’字作‘赵’者，后人以误解句意而妄改之若是耳。此文法上所谓双宾语句，‘示’之近宾语表所示之对象，其远宾语表所示之内容。”
　　李书从大量例证中总结出双宾语句省略近宾语的一般规律，最后指出：在古汉语由“示”字构成的双宾语句中，未有省去近宾语而远宾语为主谓结构者。倘作“示赵弱且怯”，有违于古双宾语句例。
　　《太史公书校读记》校勘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敢于对前人的研究提出不同看法。众所周知，对《史记》错误的考订，前人早已有之，李人鉴先生的《太史公书校读记》继承了前代学者许多优秀的考订成果。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盲目相信，全盘接受，对前人的一些疏漏之处，也当仁不让地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舍相如广成传舍”，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以为“传”下本无“舍”字。李人鉴先生根据司马迁行文惯例证明“舍”非衍文。王念孙是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大师，其《读书杂志》乃毕生精力所萃。对王念孙的论断提出异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太史公书校读记》对《史记》的标点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是正文字，兼及标点，是这部书校勘的第四个特点。
　　如《刺客列传》：“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李书指出：此当读“轲既取图，奏之秦王”。此叙荆轲事，取图奏之秦王者荆轲，发图者亦荆轲，图穷匕首见因持匕首以揕秦王者亦荆轲。各本乃误读“秦王发图”四字为句。夫发图者倘系秦王，则荆轲何由得持匕首而揕之乎？
　　此外，对于若干疑而未决的问题，作者总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李书发现：“此《传》叙事有不载年次者，载年次亦有与《世家》《年表》不合者。”在作了一番考证以后，作者坦言：“不知孰是。”对不可解的不强为之解，这才是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李人鉴先生为我们树了好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