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十多年前，阳光和雨水同样汪洋恣肆的烟花三月，我结束了在江南一带的漫游。回川时，我特意绕了一段路。在南京，我渡长江，过浦口，入安徽。与南京毗邻的，是安徽下辖的滁州。以往，曾在文献里读过古人对滁州地理位置的描述，所谓“金陵锁钥，江淮保障”；所谓“形兼吴楚，气越淮扬”——如果不是亲自开车走这一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性认知。因为，从南京市区到滁州市区，竟只有区区五六十公里。即便在以驴马为远行工具的古代，由滁州往南京，至多也就一天时间。
　　尤其重要的是，在南宋与金对峙时代，南北双方就以淮河为界。地理上有一个词叫江淮地区，指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大抵是长江和淮河冲积而成的平原，称为江淮平原。而滁州，地处江淮平原。市区到淮河，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就是说，当淮河作为宋、金国界时，滁州就是南宋的边关，就是拱卫建康（南京）乃至广阔江南的门户。
　　“环滁皆山也。”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知滁州时写下的《醉翁亭记》的首句。受此影响，在许多没去过滁州的人的印象中，滁州都是一座陷落在群山中的城市。我亦然。抵达滁州已是晚间，入城后，灯火星星点点，映着天上一轮明月。透过酒店的玻璃窗，远处似有黑黝黝的山影。我以为，那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环滁皆山”的某一座。天明才发现，其实那是一片还未竣工的楼房。举目四望，没有山——如果有，也被远近的楼房遮挡了。
　　必须出城，必须穿过宽阔或狭窄的街道，在城市的西北部，我终于看到了山。那是耸立于平原深处的一列覆盖着幽深草木的山。欧阳修说，“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指的就是它。不过，由于城市不断扩张，欧阳修时代的滁州城，在山的东北；而现在的滁州新城，在山的东南。
　　那山，便是琅琊山。
　　琅琊山上，最知名的去处自然是欧阳修的醉翁亭。一列山，一座亭，皆因一篇文、一个人而流芳千古。我特意绕行滁州就是为了登琅琊山，而登琅琊山，醉翁亭以及其他亭台楼阁都是必须看的。
　　当然，它们之外，我还想寻访一方石刻，一方在照片上见过的石刻。从照片上看，它是一块天然岩石，一面被打磨平整了，再刻上字。所以，称为摩崖石刻比较准确。
　　琅琊山上，碑刻与石刻众多，据统计，尚能辨识的有两百多通。其题刻人物，今人比较熟悉的有韦应物、王禹偁、欧阳修、苏东坡、曾巩、王世贞、文徵明——当然，还有辛弃疾。
　　我要寻访的那方摩崖石刻，它的主人就是辛弃疾。据说，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辛弃疾题刻。辛弃疾仕宦多年，脚步踏遍名山大川，他当年的题刻一定不少。只是，年代久远而世事变迁，它们要么损毁，要么藏在人迹罕至处有待发现。
　　寻访颇费功夫，走了不少弯路，问了不少路人，终于在琅琊山后山的一面斜坡上找到了它。那里，林间矗立着不少石头，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随意分布。其中一块，远观略似半身人形，颈部至腹部被打磨平整后刻上了字——那字，几百年风吹雨打后，即便尽力辨识，仍然只识得少许。
　　好在，碑文早就记录在文献里，道是：乾道癸巳正月三日大雪后二日辛弃疾燕世良陈弛弼周孚杨森慕容辉侯恕戴居仁丁俊民李扬王□李浦来游。
　　乾道癸巳即公元1173年，这一年，辛弃疾33岁。这通石刻，其内容，无非是那年的一场大雪后，他和一帮同僚、朋友到琅琊山游玩。但是，它却是辛弃疾在滁州两年唯一留存至今的物证。
　　32岁，辛弃疾出知滁州，这是他第一次以主官身份主政。到33岁离去，辛弃疾在滁州任职两年。两年间，他在这片靠近金国的边疆之地牛刀小试，展露政治才干的同时，也埋下了对未来的更大期许……


　　流淌着香艳与浪漫的秦淮河，自南京城中缓缓流过，河流两岸，诸多名胜星星点点。西水关古码头旁边，屹立着一座宋代风格的八角形歇山顶建筑，这就是赏心亭。赏心亭的修建者为北宋官员丁谓。当然，就像中国绝大多数知名建筑一样，初版的赏心亭早已不存。以后，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我们现在看到的，乃是标准的新“古迹”，它的历史还不到20年。
　　就像人们把岳阳楼和范仲淹联系在一起，把醉翁亭和欧阳修联系在一起，把鹳雀楼和王之涣联系在一起一样，人们也总是把赏心亭和辛弃疾联系在一起。1168年，28岁的辛弃疾又一次来到建康。这座长江之滨的六朝古都，于他并不陌生。当年，他受耿京之命南下，和宋朝联络归附之事时，就是在建康向宋高宗汇报的。以后，他又多次途经。只不过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是到建康履新的。
　　他的新职务是建康府通判。
　　在建康安顿下来后，辛弃疾慕名游观赏心亭——他一生三登赏心亭，而这是第一次。江南的秋天，山寒水瘦，秋风萧条，遥想发生在建康古城的诸多往事，作为一个生性敏感的文人，辛弃疾心中生出一丝丝不可抑制的伤感——他将六朝风流人物谢安引为隔代知己：谢安功名赫赫，却遭猜忌排挤，恰好与自己一样壮志难酬。这伤感，在他的词作里显露无遗：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这个秋天，辛弃疾身心俱疲。
　　首先是突如其来的?疝。?疝，疝气的一种，患者阴囊肿大，如升如斗。在今天，这种病可以通过手术根治，但在辛弃疾时代却难以治愈。到建康后，辛弃疾“忽得?疝之疾，重坠，大如杯”。烦恼痛苦中，好在，辛弃疾遇到了一个擅治此疾的道人。道人给了他一个秘方：用薏苡仁和东方壁土炒至黄色，入水煮烂，研成膏，以酒送服。所谓东方壁土，又叫东壁土。即建筑物朝向东方的墙壁上的泥土。中国古人认为，东向的墙壁受日光照射最早，气味甘，胜湿邪。而?疝的病因，乃是地气卑湿所致——辛弃疾原居济南，北方干燥，南下后居江南，正好地气卑湿。服用偏方后，辛弃疾的病慢慢好转了。后来，他的朋友中有罹患此疾者，他便向他们转授此方，“服之亦消”。
　　与疾病的折磨相比，精神的打击更让人痛苦。
　　六年前，22岁的辛弃疾生擒叛徒张安国南下，献俘行在，“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那是他浓墨重彩徐徐展开的人生高光时刻。那时候，他以为，他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人生，必将如天河倒悬，势不可挡。
　　现实却很快就让他领悟到了世事的艰难。高蹈的理想与泥泞的现实之间，是几乎遥不可及的霄壤之别。
　　在被朝廷任命为江阴签判前数月，宋高宗内禅，宋孝宗即位。孝宗还是太子时就有恢复中原的理想。登基后，“诏中外士庶陈时政阙失”，为岳飞平反，“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又起用主战派张浚、吴玠等人。
　　孝宗的举措，让刚刚南渡的辛弃疾异常振奋，他不顾自己是初出茅庐的后生小辈，立即向张浚上书，提出了分兵攻击金国的策略。辛弃疾认为，金军虽然强大，但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调发非常困难，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把军队调到战场。针对金军这一弱点，宋军应该分兵出击。具体说，趋关陕为一路，向西京为一路，望淮北为一路，捣海上再为一路，这样，金军一定会“首尾相应不及”。辛弃疾在金国生活了23年，自少年时起，就秉祖父之意，处处留意金国政治、军事及山川形胜，他对金国及金军的了解，显然在南宋诸多将帅之上。他的分兵击金的策略，应该说，具有比较充分的可行性。
　　然而，付出的是热忱的期望，得到的却是冰冷的拒绝。辛弃疾刚被任命为江阴签判，职低位卑，人微言轻。作为一方封疆大吏，张浚给他的回复很简单，“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张浚说的也是实情——此时，他还没有到朝廷任枢密使，还是一方诸侯，自然无权调动全国军队。
　　失望的辛弃疾只得前往江阴上任，做一名签判。所谓签判，即签书某某州（府）判官的简称。宋制，派京官到各州、府任签判，负责文书机要，相当于州、府首长的秘书长。
　　辛弃疾在江阴任上时，张浚发动了北伐。宋军兵分两路，分别由李显忠和邵宏渊率领。开初，宋军取得一些小胜。但宋军两位主将矛盾重重，等到金军援兵抵达后，双方在符离会战，宋军大败。
　　符离之败后，金军乘胜渡淮，宋朝只得再次屈辱求和，并达成了隆兴和议。消息传到江阴，辛弃疾悲愤无比。不过，作为沉沦下僚的地方官，再强烈的悲愤，最终，也只能是无奈。
　　40年以后，辛弃疾犹自对友人感叹：“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
　　江阴签判两年后，1165年，25岁的辛弃疾转任广德军通判。
　　广德军在今安徽宣城，包括广德县及周边地区。与江阴相比，广德地处山区，更加贫困落后。当然，与签判相比，通判级别更高。通判的全称是“通判州事”。宋制，诸州设通判一人，少数重要州府设两人，为州、府长官副贰，且还有监察地方官的职责。
　　广德军通判任上，辛弃疾写下了最能体现他政治、军事思想的《美芹十论》。这是他越级向宋孝宗言事。在分十个方面论述时局及应对措施之先，辛弃疾追述了自己的身世、南归的初衷及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坦言了对时局的担忧，最后，强调了恢复大业的信心。
　　第一论到第十论里，辛弃疾从不同侧面出发，或讲求用兵之道，或分析宋金局势，或提出具体应对方针。尽管文名为词名所掩，但《美芹十论》却体现了辛弃疾在词人之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眼光。郭沫若曾撰联称赞：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美芹十论》似乎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不过，对这位忧世成疾、孤忠耿耿的地方官，宋孝宗应该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广德军任职两年后，辛弃疾改任建康府通判。这是一次重要的改任。同样是通判，但建康作为六朝古都和宋金对峙的战略要地，其重要性远在江阴、广德之上。
　　按理，这样的调动，辛弃疾应该感到满意。毕竟，他才28岁。
　　然而，身体的疾病以及北伐愿望的落空，更加上文人感时伤遇的敏感，当他登上赏心亭，抚今追昔，不由长叹，不由伤感，不由拍遍栏杆……
　　庆幸的是，很快，辛弃疾就发现，在建康，他遇到了伯乐。
　　伯乐叫叶衡。叶衡，字梦锡，浙江金华人，长辛弃疾18岁，相当于辛弃疾的父辈。叶衡时为淮西军马钱粮总领，治所亦在建康，由是二人订交。对才华横溢，终日以恢复中原为望的热血青年辛弃疾，叶衡甚是欣赏。
　　在叶衡周边，还汇聚了一批主战派，如建康行宫留守史正志，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赵彦端，江南东路转运判官韩吉等。他们年龄比辛弃疾长，地位比辛弃疾高，出于恢复中原的共同理想，他们成了走得很近的知己。
　　由于叶衡的举荐，1170年，30岁的辛弃疾前往临安，宋孝宗在延和殿召见了他。及后，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司农寺掌朝廷仓廪、籍田和园囿等事务。
　　司农寺主簿任上，辛弃疾至少两次上书。其中一次上书对象为虞允文。数年前，金主完颜亮大军压境而诸军慌乱时，正以参谋军事身份犒劳前线将士的虞允文指挥宋军，取得采石大捷，宋朝由是转危为安。此后，他一路升迁，直至拜相，宋孝宗称他，“朕之裴度也”。
　　辛弃疾上虞允文一书，题目叫《九议》。《九议》乃是《美芹十论》的补充和完善，《九议》对宋金力量对比，优劣形势，以及出兵山东等策略，都做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辛弃疾的上书，得到了虞允文的认可——虽然许多建议，一时还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在虞允文眼中，辛弃疾就是难得的干才。
　　经虞允文推荐，1172年，32岁的辛弃疾离开临安，前往滁州任知州。


　　在欧阳修笔下，横亘于滁州城外的琅琊山“蔚然而深秀”；春天来时，“野芳发而幽香”。我前往滁州那个暮春，似乎整个千里江南，就是一个巨大的花园。而在滁州，在通往琅琊山的路上，公路两侧，到处是盛开的花朵，蜜蜂飞舞，蝴蝶来回，一派人间的安宁与祥和。
　　辛弃疾赶到滁州时，也是春天。我相信，尽管几百年的光阴足以改变大地上的若干景观，但它不能改变春天来时，花就要开、草就要绿的自然规律。那么，辛弃疾也看到了花红柳绿，看到了环滁的山峰里，低低伏着的那座小小的、寂寞的城。
　　进城后，辛弃疾见到的景象，却令他感到深深的意外，甚至是震惊。
　　滁州的前身叫南谯州，设于南梁。隋朝，改南谯州为滁州。南宋时，滁州领清流、全椒和来安三县，隶淮南东路，为上州。
　　宋金对峙，淮河即为国界，距淮河不到两百里的滁州成为南宋的抗金前哨。此前，辛弃疾就在上孝宗的奏疏中指出滁州的重要：“虏骑之来也，常先以精骑由濠梁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为最后。”可能正是辛弃疾在奏疏中对滁州重要性的阐述，宋孝宗和虞允文才决定让他出任滁州最高长官。
　　知滁州前，辛弃疾已在江阴、广德和建康三地任职，不过，三地均为佐职，而知滁州，是第一次担任一个地区的一把手。
　　屡经兵火的滁州，名义上是上州，是南宋的边陲重镇，但它“处于两淮之间，用兵者之所必争，是以比年以来蒙祸最酷”，破败得令辛弃疾意外。十多年间，滁州两次遭遇兵火，一次是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一次是1164年金将纥石列志宁入寇。这座原本秀美的小城，两度在落入金军之手后遭到焚毁和屠杀。雪上加霜的是，兵火之后，八年里，又有四年水旱灾害。
　　辛弃疾抵达滁州当天，“周视郛郭，荡然成墟”。他看到，当地人在一片瓦砾上，用茅草和芦苇搭了一些屋子勉强容身，全城没有像样的房舍。街上看到的行人，衣衫破烂，几不蔽体，集市上没有商贾，居民连猪和鸡都养不起，要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也相当困难。所谓“较之两淮，实为下郡；地僻且险，民瘠而贫。兵革荐更，慨莫如其近岁；舟车罕至，叹有甚于昔时”。
　　如何医治战争的创伤，如何收拾滁州这座烂摊子，这是作为滁州最高首长的辛弃疾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于是早夜以思，求所以为安辑之计。”
　　辛弃疾决定首先解决民众负担。尽管连遭战火和天灾，但多年来，政府不仅没有对滁州进行赈灾救济，甚至连租赋也像平常一样照收不误。民众无力负担，欠下的租赋一年累积一年，辛弃疾让人核查了一下，共欠五百八十余万缗。辛弃疾上书朝廷，请求予以豁免，得到了批准。
　　宋制，州、府每年以赋税和榷卖的粮、帛、银、钱定额上交给户部，称为上供钱。其他诸如盐、酒等专卖产生的无定额者，称为无额上供钱。滁州的上供钱，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约为十三万缗。当年秋天，辛弃疾“不避再三之渎”，请求朝廷，免除了当年的上供钱。
　　其次，招揽流民。不堪连年战争与天灾的的折腾，滁州人民大量流亡，大量耕地抛荒。辛弃疾许诺，只要流亡的农民回到家乡，就由政府贷款修建房舍，分给土地。至于从金国南下的农民，也分拨给予土地、种子、家具、牲畜，使之安居乐业。
　　复次，用减税的方式吸引商人到滁州做生意，减税的比例高达70%。
　　再次，组织民兵，平时耕垦，农闲训练。
　　最后，奏请将滁州列为极边。南宋的边境地区，划为极边和次边。同是守边人员，朝廷对极边比对次边更重视，待遇更优厚。滁州至淮只有160里，却与距淮600里的舒州和距淮900多里的蕲州一样划为次边。辛弃疾认为不合理，便奏请朝廷，将滁州由次边改为极边，有效地激励了滁州官员和守边将士。
　　应当说，辛弃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天才之举，而是一般官员也能做到的。但是，在他之前的数任知州，却没有人这样做，而是任由滁州“井邑凋残”。究其原因，乃是其时士风萎靡，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末世之风。高官厚禄，美人醇酒，官员个个趋之若鹜，至于经世致用，为国分忧，则纷纷袖手旁观。
　　不到一年时间，滁州这座奄奄一息的城市，又慢慢恢复了生机：大量流亡的农民返回故里，安居乐业；屯田的民兵劳作之余持戈操练；夏秋季节，粮食喜获丰收；市区商铺接二连三开张营业；小商小贩出没于大街小巷。“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如同今天的赏心亭乃是当代复建一样，在滁州，几年前刚落成的奠枕楼也是当代产物。
　　奠枕楼的修建者，正是知滁州时的辛弃疾。辛弃疾治滁，政令简要而直指要害，故此不到一年，滁州就“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为了满足四方商旅所需，辛弃疾“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民，创客邸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这座兼具政府招待所和商业场性质的客邸，名为繁雄馆。繁雄馆落成后，辛弃疾又在上面加筑楼宇，命名为奠枕楼。所以，奠枕楼和繁雄馆，实属同一建筑而有两个称谓。
　　奠枕楼竣工后，辛弃疾在楼上举办了一次宴会。席间，他对出席的滁州官员及父老讲了一番话：今天你们都安好了吧？壮者拥甲胄，弱者忙运输，高喊快走，势若星火，那样的战争年代，就会把太平视为安乐。水旱相仍，种地的农夫大量歉收，粮价高企，把家里的被褥床帐拿出去，都换不回一斗粟米，那样的饥荒年代，就会把丰收视为安乐。盗贼横行，民众为之担惊受怕；岁月饥馑，民众被逼入困境，亲人离散，无以相救，那样的困苦年代，就会把安居乐业视为安乐。现在战争暂时平息了，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家家户户各事生业，我与诸位父老登上奠枕楼，望瓦梁山与清流关和丰山，看山川秀丽，郁郁葱葱，享受林壑之美，怀想当年醉翁欧阳公的遗风，难道不是非常美好的事吗？
　　奠枕楼建成后，辛弃疾多次登临。有时是与父老或下属饮宴，有时是与友朋送别，有时则是独上高楼。——多年以后，老去的辛弃疾在作品里有几分自嘲地说年轻时总是“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当他追怀已然融入记忆深处的那一座座曾经登临过的高楼时，奠枕楼一定是最难忘的一座。
　　因为，虽然以后辛弃疾的官还会做得更大，权力还会相应地水涨船高，但滁州两年，却是他最遂心、最如意的两年。两年间，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这方小小的国土，并且，在短时间里见到成效。这成效证明，辛弃疾的确是治国之能手。
　　那时候，他重又燃起刚刚南渡时的激情之火。在滁州，他在基于对金、宋两国充分了解，以及深远的政治洞察力的基础上对友人说，“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他的预言后来全部应验了：60余年后，蒙古灭金，从而也拉开了南宋灭亡的序幕。
　　又一次登临奠枕楼后，辛弃疾挥毫写下一首《声声慢》：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应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此时的心境，与几年前登赏心亭时已有天壤之别。在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切，似乎都在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与之前在建康时动辄见尤，百计无依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对一个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人来说，辛弃疾的目标自然不只是小小的滁州；但万丈高楼平地起，滁州却是他施展政治手段的最初舞台。他小试牛刀，显露出不凡的身手。这自然让他更加自信，就像他后来在给友人的词作里说的那样：“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奠枕楼觥筹交错之间，辛弃疾送别了曾经辅佐他治理滁州的副手、通判范昂。1172年中秋节，这是辛弃疾在滁州迎来的第二个中秋。天气晴朗，月亮渐圆，可惜，月圆时，人却要离别了。渐渐吹起的秋风，很自然地让辛弃疾想起了张季鹰的莼鲈之思——张季鹰在洛阳做官时，见秋风起，忆及家乡吴中的莼菜和鲈鱼正美，于是辞官归家。当然，此时的辛弃疾顺风顺水，所谓莼鲈之思，只不过说说而已。正如他在送给范昂的《木兰花慢》中自称“老来情味减”一样，其实，他才30来岁，他本身没有老，他内心也未必真的以为自己老了。
　　不过，如同古往今来的文人一样，辛弃疾身上尽管有着热血男儿的豪情以及他所宣称的“男儿到死心如铁”的钢铁意志，但事实上，他也是敏感的，容易感伤的，大自然的风雨变幻，人世间的挥手别离，都让他顿起身世之叹、时光之叹和功业之叹。
　　在“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的感伤与感慨后，词的下片，辛弃疾更为真实的内心开始展露：“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范昂要前往行在临安，将受到皇帝召见，辛弃疾想象他被皇帝重用，要么留在禁中为皇帝起草机要文书，要么被派往边境主持筹边——他对范昂的这些想象，其实，寄托的是自己的理想：出将入相，辅佐明君，收复失地，恢复中原。如此，方不枉在人间走这几十年。
　　在欧阳修笔下，滁州城外的琅琊山“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给人的感觉是琅琊山乃得天独厚的大美之地；其实不然。老实说，与我去过的若干名山大川相比，琅琊山的自然风光只能说一般。
　　琅琊山的美和琅琊山在世人心中的重要位置，其实不是它的自然风光，而是它的人文遗留。当我行走在林间小道上且寻且看时，我想，对我来说，到琅琊山，就是为了寻找两个人的踪影，一个是欧阳修，一个是辛弃疾。
　　同为琅琊山游客，他们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
　　欧阳修是雅致的，适性得意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丰盈的承平时代。尽管其时也有契丹、西夏和大宋并立，但北宋的强盛和富有，既能通过以财富的方式换取和平，也有足够的军队抵挡二者入侵。那时，作为滁州的最高长官，欧阳修在公事之余，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闲情，在山花啼鸟的陪伴下觥筹交错，颓然乎其间。
　　辛弃疾比欧阳修晚生了130余年，此时北宋早已不复存在，南宋也只能以屈辱的方式，勉强维持半壁江山。并且，这半壁江山，还随时面临金军铁骑打击。至于滁州，它竟然从北宋的腹地变成了南宋的边疆。身为这个临近敌国的边关城市的军政首长，辛弃疾念兹在兹的是北伐，是恢复。并且，当他来到滁州，他面临的是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和欧阳修相比，辛弃疾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闲情。
　　辛弃疾没有为琅琊山留下一篇文章或是一首诗，一阕词，甚至，关于奠枕楼的两篇记，也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请友人所写。
　　1173年正月初三，一个大雪两天后的日子，辛弃疾在几个同僚和朋友的陪同下，骑着马，匆匆从城里来到琅琊山。他们不像是来赏雪的，因为雪两天前就停了，此时冰雪正在消融。他们应该也不是来游山的，化雪的日子天寒地冻，更适合猫在家里烤火饮酒。
　　那么，辛弃疾到琅琊山干什么呢？
　　我猜，有可能，他是为了探访民情——天气苦寒，治下的百姓是否有冻饿之虞？于是，他从城里一路视察而来，渐渐走到了琅琊山下。或许，为了试试马匹脚力，他挥动马鞭，驱马上山，洁白的雪地上，便留下了一行深深浅浅的马蹄印……
　　当然，这只是几百年后的猜测。
　　如今，我只能凭借小树林里那块坚硬的岩石，想象辛弃疾和他短暂的滁州岁月……


　　雪霁之日上琅琊后，还没等到又一年的大雪飘落，辛弃疾就离开了滁州。其时，他33岁。
　　离开滁州的原因，据说是“以筋骸之疚，退安闾里之居”。即筋骨方面出了问题，但问题似乎不大。回镇江居住了最多两三个月，辛弃疾前往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
　　其时，堪称辛弃疾第一伯乐的叶衡转任建康留守。参议官是幕僚，非主官，虽然叶衡很赏识，辛弃疾仍然不无落寞之感。并且，就在这一年，虞允文去世，辛弃疾更觉失去依靠，失去用武之地。
　　英雄再一次感到了人世的无常与前途的迷茫。
　　他第三次登上赏心亭。时值深秋，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天空有南飞的征雁在哀鸣。无人陪同，辛弃疾独自在楼头徘徊，思绪万千。检点南渡以来的是非成败，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然而，即使无力，他也不想就此退隐田园——一生中，他不断对陶渊明的隐逸表露羡慕。但无论局面多么艰危，诽谤多么夸张，党争多么激烈，他都不曾主动辞职。他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他一直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滁州以后，还有更多的风雨，更多的艰难等着他。法国画家米勒说，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受苦的。而对辛弃疾来说，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在希望与失望，失望与希望的反复折腾中，理想与现实的反复拉锯下眼睁睁地看着岁月流转，人生渐老，可怜白发生。
　　这一次登临，辛弃疾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