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日本作家荻原浩的小说《海边理发店》，我很喜欢。小说情节很简单，一对多年未见的父子相见却并未相认的故事。作为老理发师的父亲，离开家乡东京，来到僻静偏远的海边，开了一家小理发店，已经十五年。有一天，儿子突然来到理发店，是来告诉父亲他即将结婚的消息。几十年所有跌宕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恩怨，以及父子之间亲情的隔膜与交融，都浓缩在这个小小的理发店里涌动。
　　小说开头，先出现一架秋千，儿子一眼看到：“没有鲜花的院子里，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
　　这是作者有意的设置，方才如此先入为主。秋千，不仅起到小说情节的贯穿作用，更起到父子之间的感情，尤其是父亲对儿子复杂感情的描摹作用。
　　儿子小时候，在河滩公园荡秋千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河滩上都是石头，伤了儿子，在他的后脑勺上留下了一道缝过针的伤口。父亲担心儿子再到河滩上玩秋千会跌伤，便干脆买了一架秋千，装在自家的院子里。十五年前，父亲从东京把秋千搬到海边，安放在理发店的小院里。
　　小说结尾，父亲为儿子理发时，特意仔细看了儿子后脑勺上被针缝过的伤口，确认了这就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禁不住突然问儿子：“您后脑勺上这缝过针的伤口，是小时候摔的吧？”
　　小说在这里，让儿子不禁望了望父亲，逆光中的父亲的脸变成一团黑影，他看不清父亲的表情。这一笔写得真好，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其实更动人，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要在小说开头先设置一架秋千，而且，要让儿子一眼看见。一架秋千，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勾连起父子之间的感情，如此简洁，给漫长的时光和抽象的感情，都赋予了生动的形象。
　　读完《海边理发店》，我想起了孙犁先生的小说《秋千》。看小说的题目，就可以知道，这篇小说也写到了秋千。不过，写法不尽相同，秋千只是在小说结尾才出现，不像《海边理发店》那样首尾呼应。
　　《秋千》写一个十五岁的姑娘，日本鬼子烧毁了她家的房子，爹娘早死，从小吃苦，但是，她有个爷爷，曾经开过一家小店铺，有几十亩的地。农村定成分的时候，有人提起她爷爷的陈年旧事，要定她为富农地主。她一下子委顿了，和她一起的女伴们也一起失去了往日的快活，纷纷替她鸣不平。最后，她爷爷属于上一辈的事，她被定为普通农民。立刻，她和女伴恢复了往日的快活。那么，这快活劲儿怎么写？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她和她的这一群女伴的心情，还关系着她们的形象。
　　在这里，孙犁先生也运用了秋千这一形象化的细节，作为她们心情和形象的载体：
　　她们在村西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每天黄昏，她们放下纺车就跑到这里来，争先跳上去，弓着腰往上一蹴，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云彩下，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
　　秋千在大道旁边，来往的车辆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粮的。戴着毡帽穿着大羊皮袄的把式们怀里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着秋千上面。其中有一辆，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上翻了，白菜滚到沟里去，引得女孩子们大笑起来。
　　有了秋千，一下子，就有了心情，有了场面，有了主客观两方面的镜头，姑娘们一扫以往的阴霾，那样明亮而生动起来。姑娘们的心情和形象，都在秋千上面闪现，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把式观看，更不会有人翻车了。
　　同样是秋千，孙犁先生的秋千，和荻原浩的秋千，不完全相同。荻原浩的秋千，原来在海边并没有，是作者明显有意的设置，让秋千前后两次出场，让小说有了悬念和起伏；孙犁先生的秋千，原来就在村西头，只是最后出场，自然妥帖，恰到好处，点到为主，戛然而止。
　　可以看出，秋千作为小说中的细节，就是这样不可或缺，牵一发而动全身，起到情节所难以起到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忘记小说中具体的情节，却难忘这样动人的细节。
　　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有类似秋千的细节，足以打动我们自己，令人难忘。我们在自己的回忆中，或在向他人的诉说中，便可以不再只是说感动、难忘这样抽象的词语，而多了这样动人形象又格外特别的细节。
　　是的，要相信，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秋千”。


　　邱方的新书《花城拾花》，和她的上一本书《花有信，等风来》一样，还是顽强于看花、拍花、画花和写花的执着之中。稍有区别的是，这本新书集中于广州的群芳谱，让其中一百六十余种广州人熟悉和不熟悉的花卉，争奇斗艳地绽放在一本图文并茂、印制精美的小书里。这本小书，让秦牧那本有名的《花城》的书名，有了还魂的魅力；让广州这座花城的别名，得到一次芬芳四射的彰显。可以说，这是一本比植物园导游图更丰盈别致的广州寻芳图，是一本继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后崭新的岭南新语。
　　读这本《花城拾花》，我想起曾孝濂先生。
　　曾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之所以想起曾先生，是因为发现邱方和曾先生，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一样热爱并执着于看花、拍花、画花和写花；他们一样都是在退休之后，集中精力做这些事情的。只不过，邱方早，五十五岁退休后；而曾先生是在八十岁之后。在此之前，曾先生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植物标本，是其工作，而在八十岁时有了自己的时间，方才为自己的钟爱拾花试笔挥毫。
　　我不知道邱方退休之后的第一张画，画的是什么花。曾先生画的是鸡冠花。在这本新书中，邱方也写到了鸡冠花，她说：“鸡冠花可能是我们最为熟悉但又最没存在感的花了。公园里、路边有时会种上一片，貌不惊人甚至有点面目模糊，没人会为它呼朋唤友或停下脚步去细细观赏。”
　　曾先生最先画的，就是这种最不起眼的鸡冠花。鸡冠花，又叫雁来红，还叫老来红。知道了它的别名，我们也就明白了，曾先生为什么老来八十之后最先画了鸡冠花。尽管他早已经是有名的植物学家和画家，他为我国设计的花鸟邮票曾经风行一时。邱方在她的这本新书中说得对：“花的世界，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面镜子。”花与人，镜像互映。
　　邱方和曾先生还有相似之处，是他们对花的认知。邱方说：“花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交流媒介，承载着对生命的和世界的认知，也附着了人们的万千情愫。”曾先生为他八十岁后所画的90种花和100种树出版画集，命名为《极命草木》。他说：“‘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我们所的所训，极命草木，就是极尽所能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乃至所有的生命。”
　　邱方和曾先生更为相同之处，是他们对花的热爱，对画的热爱，是发自深心的，是致命的，是一生的。在谈到为什么如此钟情画花画树的时候，曾先生说：“我真的就是为画画这件事而来，为做这件事而去的。老了，病了，都不在话下。我只要一画画，就什么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我想，这也是邱方心里要说的话。她还不老，远不到曾先生一样的年龄，也没有病，如今腿脚爽快，还在四处乱跑，更是应该以曾先生为榜样，要“不在话下”地多画多写。因为，她和曾先生一样，都是为一生所钟爱的这件事而来的。《花城拾花》，不过是邱方所做的这件事中愉快的一笔。相信她会再接再厉。“对于爱花人来说，居花城是幸福的。”期待着她和曾先生一样，都抒写幸福的下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