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任继周在贵州调研。 新华社资料片

　　本报记者王京雪

　　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的房间里还不止一个——“你看，我家里哪都有钟”。在北京一栋老小区的居所中，即将于11月7日迎来99周岁生日的任继周说。他拿起桌上一个小巧的电子计时器，“好像有个钟，我就有点依靠，有点意思，不然就没着没落似的。时间在我身体里头很具体，总感觉今天要做点事，空空地过去是不行的。”
　　一辈子跟“草”打交道，这位自称“草人”的草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保持着一种惊人的旺盛生命力。在近一个世纪中，他历经战乱、动荡与创业维艰，“要是心眼小一点，早活不成了”。但无论外界如何纷繁复杂，无论身处逆境顺境，他自己的秩序屹立不倒。
　　99岁的人了，身体早不复当年翻山越岭做科考调研时的强健。任继周直白地说自己“生理机能全面衰退”。特别是近3年，走路越来越吃力，窒息性哮喘和肺炎让他的记忆力和听力严重受损，黄斑病让他的视力严重下降。跟人对话时，他用听力更好的右耳靠近说话人，镜片后面，深灰色的眼睛直视着前方。
　　不得不给自己“减负”。“减负”后的任继周每天7点左右起床，一天工作5小时。发现每次工作超过50分钟，血压就开始飚高，“我就定时钟！”任继周很满意地摸摸手里的计时器，演示如何定倒计时，闹钟一响，保姆听到就来喊他休息一下。这两年，他的许多工作——编书、写文章、思考、学习，与同道邮件往来、探讨学术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完成的。
　　哥哥任继愈是著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年长任继周8岁，“亦兄亦父，亦师亦友”，是他心里“神仙一样”的人。任继周上初中头一天，任继愈送他去学校，给弟弟定下“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引领，分秒必争”的座右铭，要他学习管理自己，并且每天写日记，不能间断。
　　任继周记得，哥哥常说，懒为万恶之源，救懒之道，是对社会常怀感恩之心，焚膏继晷，勤奋进取。
　　“他的话我都听。”任继周一辈子没懒过。一生中的每个阶段，他都给自己订了计划，直到如今，“我还有计划，要一个一个地写。”除了“文革”时期，他每天都写日记，记录日程和思考，检查计划进度。
　　任继周最新交付的工作，是由他担纲主编的新书《中国农业伦理学》。10月21日，“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办，这部书在会上首发。全国各地几十所草业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技术推广部门及草业企业负责人，草业界的学者专家等千余人齐聚兰大，参加这次研讨会，近3万人在线参会。任继周通过视频全程参加了开幕式。
　　“草地农业”“草业科学”“农业伦理学”……他奉献毕生精力的学科与事业几乎不被大众了解，但在业内，任继周早已声名赫赫。新中国草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几乎每段路，都印着他的脚印。
　　70多年前，目睹国人吃不饱饭、体质孱弱，有学者走向稻田麦地，而任继周走向了喂养牛羊的草原。
　　他是中国草业科学与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草业科学领域的首位院士；他创办了中国农业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草原系和第一个草业学院，是中国首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他编写的《草原学》教材，被原农业部选作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研制出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他综合提炼出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发展模式，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他组建了国内最早的草坪研发团队，为北京亚运会建植了足球场主场地；90岁时，他又在全国首开农业伦理学课程，主持编写教材，开创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继续为后来者破题开路……
　　任继周说，自己就像草一样，是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见缝插针，不与人争，“我就坐我的冷板凳”。
　　在宽广处和狭窄处都能生长，软薄如纸，却能钻透岩石。青草的词典里，没有空虚，没有迷茫，没有畏缩，只有生生不息，只有坚定无畏而安静地生长。“草人”的词典里，同样如此。
　　“草很要紧啊！什么地方都能长草。我写过一首小诗，说：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许多倍于株高的地方。”任继周说，“真是这样，草的根一般都比地面部分高，苜蓿的根可以长80米。很多树的根不深，风一吹就倒。草，你放心！”
　　任继周自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就是老老实实，做有一点深度的事。”他用自己的人生向人们示范了，如何用一株劲草的姿态度过一生。


　　1924年，任继周生于山东。因为战乱，1937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家人辗转鲁鄂川渝，一路颠沛流离，在5所学校里念完中学。
　　印象很深的，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人人都吃不饱。“盛米饭的小碗这么大”，任继周两手比出一个苹果大小的圆。印象更深的，是难得有同学花私房钱，买来长了点白毛的榨菜，大家吃了都没事，他吃了却得了长达两年的痢疾，骨瘦如柴。
　　1943年，任继周要考大学，已经读完硕士、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的哥哥任继愈说自己学的哲学虚了点，建议弟弟读点“实”的。
　　于是，19岁的年轻人在认真思考后，郑重填报了三个志愿：国立中央大学的畜牧兽医系、地质系和化学系。“畜牧兽医是第一志愿。中国人当时的营养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我认为最紧要的就是改善国民营养，让大家都能吃肉喝奶，我想过毕业后去搞牧场。”任继周回忆。
　　畜牧兽医系是冷门院系，多数考生都是调剂来的。入学面试时，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冯泽芳问任继周，你这样好的成绩，为什么要报畜牧兽医系？
　　“我说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他哈哈一笑，‘你口气不小！’”说着80年前的往事，99岁的任继周流露出怀念的神情，“他是用肯定、鼓励的语气，跟我这样说的。”
　　这是任继周在人生立志之初，做出的第一个重要抉择。
　　和哥哥任继愈一样，兄弟二人面对人生重大抉择，都跟随本心，结合各自对国家前途的思索，选择了一条跟多数人不同的路。
　　任继愈在北大读哲学，入学时本来就只有十几个同学，毕业时仅剩3人。任继周学畜牧，入学时有四十来个同学，毕业时只剩下8人。
　　报考哲学时，任继愈心里很清楚这个专业的冷僻，既难学，也难找到合适工作，但他“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抗战爆发后，学校南迁，由湖南到云南的一段路，他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了两个多月，“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与真理，如何与广大农民和农村发生关系？青年任继愈找到了自己的“大问题”，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周学畜牧专业，也一刻没忘记自己的“大问题”：如何通过所学，改善国人的体质。
　　国家不能这样穷，国民不能这样弱。在大学里，任继周遇到了更多“同道”师友，他们时时刻刻想的都是怎么让国家强大、让人民富起来，带着这样的志向，走出各自的人生之路。
　　“我有两个非常好的老师，一个是盛彤笙，一个是王栋。”任继周说。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王栋，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报国之心，在大洋上漂荡了40多天，回到炮火纷飞的祖国从教。任继周师从王栋，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看到王栋在自己编撰的教材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肉皆是草”。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盛彤笙，早年留德，取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出人意料地又攻读了兽医学博士，并选择以此为业。任继周说，在当年，盛彤笙本可以凭借留德医学博士的头衔，立足上流社会，但他却“倒行逆施”。“他为的什么？也是为改善国民营养。他也穷，也身体不好，也认为国人食物构成中，动物性蛋白质太少，要多吃肉、多喝奶，从兽医学切入农业畜牧业，我们两代人一下子凑一块儿了。”
　　任继周说，盛彤笙的举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他“自省的镜子”。“这面镜子洞彻人生鹄的，直奔终极理想，并忠于为到达此理想的行为准绳”，也因此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出乎“常理”。
　　如此说来，任继周从不是一株孤独的青草。他和一代代爱国学者们，都如青草般用力地生长，无悔地化泥，代代相传，生生不已，众草如此，方有草原。
　　1948年，任继周大学毕业时，盛彤笙正在兰州筹建国立兽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此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们在抗战胜利后纷纷“孔雀东南飞”，盛彤笙却跑到闭塞的西北办学。急需草原专业人才，他请王栋推荐学生，王栋推荐了任继周。
　　任继周临行前，王栋亲笔给他写下一副赠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说任继周像“劲草”，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股韧劲，疾风吹不倒，到哪都能萌发，受了伤也能迅速复苏。这股劲儿使任继周自信无畏，乐观豁达。
　　当年的西北，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在这种环境里，任继周的韧劲显出了作用。1950年，他带着妻子奔赴兰州，到兰州不久，就去考察草原。“出去一看，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草原，而且是各种类型的。”任继周说。
　　他在日记里记录：“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
　　之后几年，任继周跑遍西部数省的草原，一年跑破一双翻毛皮靴。他的草业科学事业就是从那时起，一步步跑出来的。
　　在当年的西北，草原调研可不容易。交通不便，任继周骑过马、骑过驴、骑过骆驼。毛驴爱溜着路边走路，有时路边是山岩，一路磨着任继周的腿，有时路边是悬崖，让人胆战心惊。
　　草原上的虱子无孔不入，任继周用各种杀虫剂泡过线衣、线裤，晒干了，贴着身穿。
　　新中国成立头几年的西北，山里有土匪出没，民族关系也很紧张。任继周去一些地区调查，需要背着枪的藏族民兵护送。“有一次，我在草原上检查草地、采集样本，陪着我的藏民非常紧张，一直牵着两匹马跟在我身后，说马不能栓，万一有情况，我们上马就得走。”他说着往事，笑起来，“怪得很，我很平静，觉得无所谓。”
　　只做流动调查还不够，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继周决定设立固定研究点，进行定点观测。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但他就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乌鞘岭上，建起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
　　起初，试验站不过是两顶帆布帐篷，一顶住人，一顶做试验。在6月结冰的高山上，任继周带着几个学生，“师生同薄帐，互道不觉寒”，他在诗中说，“天冷心中热，学子恋草原”。
　　“我迷上这个草原了。”回忆当年，任继周说。他当时每周一二三在兰州教书，四五六日跑到草原试验站搞科研。
　　试验站人迹罕至，夜里常听得到狼嚎，晨间有时还会在雪地上发现绕行帐篷的熊掌印。“怪得很，我不害怕。我在那环境里头特别沉浸，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很平静。”任继周说。几十年后，他怀念当年的祁连雪山和月光，说“冷月幽光照雪峰，夜半狼嚎千山静”。
　　“文革”中，任继周陷入旋涡，他的韧劲又显出了作用。在混乱中重整自己的秩序，他决心寻找自己的“安全岛”。“首先，把草原科学确定为我的心灵安全岛，力求做到专业以外，任凭风吹雨打，心无旁骛。”任继周在日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老师、学生把书当废纸卖掉，任继周从废纸摊上捡回来两本。他心头有苦闷，但从没有丧气和绝望。他总记得，哥哥任继愈跟他说过的话：逆流不会长久，历史总是前进的。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任继周作为代表参会，这一年，他54岁了。“草虫僵卧闻惊雷”，大地回春，还在开会期间，他就迫不及待找到有关领导，建议办一个草地生态研究所。第二年，他又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
　　“生态”在当年还是个新鲜词。今天，人们认为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起源于1981年“中国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而任继周在此前两年，便将“生态”的理念引入了农业科研。
　　回首一生，任继周说自己一辈子都没有颓唐过，总是精神昂扬。“我现在年纪大了，看到前景完不成，可以悲观，也可以不悲观。不悲观的意思就是历史总是在前进，谁也挡不住。我对这点有信心。事情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往前进想，你就乐观。我哥哥告诉我的，还有我自己的信心，都是一定要前进，死也要前进。”他爽朗地笑出声音。


　　有一次，央视记者采访任继周，问他是怎么克服困难扎根西北几十载的。任继周说：“没有困难，我在那住着好好的。”
　　他有过无数次机会离开西北，去国外，去大城市。
　　1981年，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请任继周去工作，待遇优渥，并且连他妻子的工作都给安排好了。也是这一年，他呼吁了3年的研究所通过审批——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成立，给了10个人编制和10万元经费。“我哪也不去，再困难，拼命干，也得把这个研究所办起来。”任继周说。
　　就是这个初创时人丁寥寥，所址落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看台下运动员休息室里的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在全国上千家地级农业研究院所评估中，名列第14；第二个五年，名列第9。
　　上世纪90年代，向任继周发出邀请的院校机构更多了，有高校承诺给他提供别墅和一年24万元的津贴。这些邀请，任继周一一谢绝，“我哪儿都不去，就想留在祖国，留在西北。”
　　七十多岁时，任继周还常奔波在草野。有学生记得，外出考察走山路，很多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
　　现在，由于健康原因，任继周离开西北，定居北京，却也时常恋念草原，仍然是“暂住”的临时户口。
　　有一年，他因病住院20多天。独卧于病榻，窗外沙沙的车声让他想起在草原野宿时，风吹雨洒在帐篷上的声音。似睡似醒中，这声音把他带回了草原，他觉得自己又静卧在那草原风雨中的帐篷里了，正被风雨击打帐篷的声音裹挟，融入浩渺无垠的天地间。
　　“入关复出关，独怜原上草。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莫学市廛儿，矜夸东南好。”任继周写过一首题为“草人形状”的诗。
　　“草人”是什么形状呢？
　　任继周说：“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而是‘戈壁风’‘大漠道’，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我更钟情于漠漠草原的雄浑风光，它所蕴藏的壮美情怀足够我草人终生陶醉。”


　　“那时候，我急着想走出校园，想尽快走出校园。”谈起1978年科学大会后的心情，任继周说。
　　从考大学时立志改善国人营养结构，而选择学习畜牧业起，他关心的就不止是知识，更是如何以所学服务国家和人民。
　　数小时采访中，任继周的讲述一直很平静，却在提及60多年前，亲眼目睹的农牧民穷苦处境时，瞬间红了眼眶，语不成声。
　　他分析农牧区的贫困，认为一个重要根结出在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瘸腿农业结构上。
　　从秦代商鞅的“垦草”种粮、汉代的“辟土殖谷曰农”讲起，任继周解释了“以粮为纲”的历史由来，指出中国传统的粮食观把“粮食”等同于食物，传统农业结构只注重谷物生产，把动物生产视为“副业”，也把土地资源局限于占国土面积11％的耕地，使其受到超负荷压力，而近90％的国土——包括比耕地面积大三倍的草地，则未被充分利用。
　　他立下新的志向：以融合农区和牧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改变传统农业结构，从而改变国民的食物结构——“光吃五谷杂粮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强壮的强国国民的”。
　　草原生态研究所成立后，任继周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试验地。
　　在北方，他们在甘肃庆阳建立黄土高原试验站，使用耕地面积的18％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种草养畜。“5年下来，粮食单产增加60%，总产增加40%，畜产品增加了一倍。农民收入增加一倍还多。”任继周说。
　　在用地更紧张、被认为不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南方，他们在贵州探索出“灼圃模式”“晴隆模式”等草地畜牧业发展模式，至今仍造福着当地农户，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扶贫开发。
　　2011年，常年辗转于穷乡僻壤的任继周，因为“贫困地区草地畜牧业研究”荣获国务院扶贫办“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
　　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任继周发现“技术的难题刃迎缕解，文化的变革任重道远”。他感到困惑：“很多技术成果如今仍然适用，但为什么往往草地农业施行的进度并不理想？”
　　1998年，是任继周投身草业科学的50周年。彼时，他当选院士不到3年，正值个人声名显赫之际。但这一年，74岁的任继周却数次流露出此前罕见的低落与忧虑：“困顿于‘以粮为纲’和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城之下，略无进展，不能成寐”，“悲时光之速逝，感所学之难成”，“惊韶华之易逝，感事业之难成”。
　　读到数学家华罗庚说的，作为科学家“树老忌空，人老忌松”，他觉得自己既“空”又“松”，几乎走上了学术的死胡同。
　　“乘改革之新风，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总体看来，进展缓慢，我们的学术核心思想，草地农业系统，远未取得社会充分理解。草地农业系统的落实，更渺茫难期。”任继周写道，“唯有深自反省，感恩时代赐予的宽恕与困厄，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跨越学术低潮。”
　　任继周最感忧虑的，始终是“以粮为纲”的惯性思维。他说自己是“草人忧地”，一再提醒人们，粮食安全不能走老路，农业结构还需改革。
　　“我们明朝才8000万人口，新中国建国初期4.5亿，现在14亿了，而水土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不够了啊，不能再搞单一粮食生产了。”任继周说。
　　采访中，他反复强调解决农业发展问题，需要把耕地农业转变成草地农业，同时保持开放，发展国际陆海农业系统。
　　2000年后，任继周年事已高，日渐难以躬亲参与野外工作，他转入书斋，从“以粮为纲”是怎么来的开始，对几十年科研实践中的郁结进行深入探源。
　　因为有大量亲身实践，他越来越笃定，单一的自然科学框架无法解开他的困惑，要改变农业结构，就不得不进入文化范畴，对传统农业文化加以探究，而在研究农业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他转入了农业伦理学研究。
　　任继周认为：调整自然生态系统，解决的是科学的“是与非”问题；而这个系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用，是“对与错”的问题。当下紧要的农业问题，不是科技不够，而是缺乏伦理关怀。
　　他进一步发现，在中国，医学、商业、工程、生态等学科都有自己的伦理学，但“中国的农业大学竟没有一家开设农业伦理学课程”。
　　任继周下定决心，建立中国农业伦理学。
　　有的人在任何年纪都能重新启程。2003年，任继周为年轻学子们写过这样一首小诗：“生命与路相约，走吧！哪怕是崎岖的路，艰难的路。走，哪怕还没有路！”
　　2018年，是任继周从业70周年。他说自己是“踉跄跬步”“老牛破车”地又过了十年，但其实，这些年，他简直如一团绿色的火，在快车道上“狂飙”。
　　2012年底，任继周抱病写成《草业科学论纲》，总结实践中的历史教训，他说这是一本“不可行性报告”，希望引起相关人员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老人向后来人乞求眷顾”。
　　2013年，经过3年多编撰，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出版。
　　2014年，经过十余年积累，90岁的任继周在兰州大学开设了全国首门“农业伦理学”。第一堂课，他全程站立，讲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任继周积极筹备农业伦理学学会，组织编写教材。
　　2016年冬，他在一场大病后瘦了12公斤，深感余年紧迫，立即组织同仁编写《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
　　“不累吗？”
　　“累啊，走路都走不动，坐也坐不住，坐一会儿躺一会儿。”任继周说。
　　两年后，《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出版。94岁的任继周喜极欲泣，“我们毕竟有了一部属于中国自己农业伦理学的学术专著”。
　　随后，他转身编起2021年出版的大学通识读本《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和最近刚刚出版的《中国农业伦理学》。
　　没人给任继周布置任务。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一个立志为国为民为真理奉献自己的爱国学者的拳拳之心。


　　任继周的书房内，挂着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
　　那是他当选院士后的第二年，任继愈看到弟弟忙得一塌糊涂，专门写给他的。
　　就像半个世纪前，哥哥送弟弟上学，为弟弟定下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这副对联成了任继周晚年的座右铭，提醒他不管外界如何纷杂，内心都要平静，胸襟开阔，虚心无我。
　　这些年，哥哥走了，老伴走了，自己老了，老学生们也已一头霜发，但草业科学是“日新又新”的事业。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常智慧，收到过任继周的这样一封邮件：“我想请教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5G得到一点什么进步？5G对农牧业有何影响？我很亲近的人告诉我，不要找新麻烦了，这样大的年纪，就像现在这样能用电脑安安静静地工作下去，就很好了。我基本相信这句话，但抱有一线希望。如有，请给以指点。”
　　又有一回，任继周问他：“什么是元宇宙？你们年轻人用元宇宙吗？”
　　今年年初，任继周还启用了公众号“草人说话”，与外界交流。
　　哥哥任继愈说过：“既然生为一个人，就要认真去做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活着，就要不失时机地为别人、为未来的社会尽力。”
　　他们两兄弟的确都是这样做的。
　　“我哥哥对我的教育，是对社会要有责任心，从社会舀一瓢水，就要还回一桶。”任继周说。他在数所高校设立了6个草业科学奖学金，累计捐款超过600万元。
　　“我有原罪感。”任继周说。
　　那是抗战爆发后，任继周读初中头两年的事。有一天，他在校园里看到一队坐在地上的中国伤兵，身上带着各种创伤，有的眼盲了，有的浑身打哆嗦。休息了一会儿，士兵们准备转移，一起身，留下一地血渍。“我难过极了，现在还难受得很。”
　　任继周觉得，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先烈的恩赐，只能竭尽所有地工作。然而，人的一生置于历史长河又是多么短暂！任继周说：“耕地农业转变为草地农业，陆地农业转变为陆海农业，完成这两个转变，我就可以瞑目了，不过我这一生是看不到了。”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树立大食物观”首次被纳入“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章节。
　　任继周看到，他的一些建议和想法逐渐在现实中落实。“很难，农耕文明的惯性太强了，过去饲料是不能入田的，现在可以入了，让我稍感安慰。”
　　他将更多希望交予后辈。在那本他抱病完成的“不可行性报告”《草业科学论纲》的书后，任继周做出这样的嘱托——
　　这本书反射了一串步履蹒跚的脚印。这串脚印的行者，曾跨越不同的年代，踏过不同类型的草原，一年一年走过来……但是，道路总是比我们的脚印更长，今后的路就拜托你们了！
　　郑重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