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本月2日再次宣布加息75个基点。自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6次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升至2008年1月以来最高位。美联储激进加息，美元急剧升值，在全球范围产生严重破坏性后果，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外流、偿债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一些国家甚至陷入货币或债务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转嫁国内危机，收割世界财富，损害他国经济金融稳定和民众福祉。美元霸权已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战机呼啸、导弹连发、建筑毁坏、平民伤亡……2011年3月，美国及其盟友发起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帮助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有国际舆论指出，除地缘政治因素外，卡扎菲此前提出不使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对美元霸权构成挑战，也是利比亚招致打击的原因之一。

　　美元霸权始于二战后期。美国借二战之机囤积大量黄金，主导建立起以美元与黄金挂钩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确立了美元的全球硬通货地位。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又借中东局势动荡之机，利用中东产油国对安全的需要对其威逼利诱，将美元与石油捆绑，建立起“石油美元”体系。从“黄金美元”到“石油美元”，美元霸权的确立、巩固和演化，有着鲜明的“战争烙印”。

　　美元霸权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在金融领域的反映，也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金融上的重要支撑。因此，维护美元霸权，就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惜动用武装冲突、“金融战”、“贸易战”等一切手段，也不惜对任何国家下手，包括自己的盟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令美国日益不安。为扫除隐患，美国政府胁迫盟友作出让步。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酒店，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签署《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受挫，经济风险陡增。这成为后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重要诱因，日元国际化进程也随之遇挫。

　　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其对美元汇率最初约为1比1.18。欧洲通过统一货币整合了内部力量，对美元霸权形成挑战。两个多月后，美国带领北约打着“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的旗号，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轰炸南联盟，挑起科索沃战争。战乱导致大量国际资本逃离欧洲，欧元对美元汇率一路走跌，至1999年年底已跌破1比1水平。

　　2000年，伊拉克宣布将石油出口从美元结算改为欧元结算。这显然对“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该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西班牙《起义报》指出，美国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华盛顿希望维持为其债务提供资金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作为主要贸易货币的统治地位”。

　　如今，熟悉的桥段再度上演。今年以来，在美方操弄下，乌克兰危机升级和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利空因素交织呈现，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非美货币暴跌，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却得以稳固。

　　印度评论家维贾伊·普拉沙德日前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不惜以其他国家可能因战争造成的动荡和大量伤亡，换取其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试图保持的霸权。“在谁要面对痛苦、谁来享受收益的问题上，其冷酷无情令我震惊。”

　　一张百元美钞成本不足一美元，而其他国家要获得这样一张钞票，必须提供价值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掌握美元霸权，就相当于掌握世界的“印钞权”，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就可以换取他国实实在在的财富，攫取所谓“铸币税”。

　　“嚣张的特权”——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其著作《美元陷阱》中这样描述美元霸权的掠夺本性。在他看来，凭借美元的主宰地位，美国得以“尽情享受由他国埋单的挥霍”。

　　长久以来，美联储按照美国利益需要，在“开闸放水”和“落闸限流”之间反复横跳，利用货币流动从他国攫取经济利益。美国货币政策处于扩张周期时，大量资本流向全球，助推资产价格泡沫，赚取高额增值收益；美国货币政策进入收缩周期时，资本回流美国，把本币大幅贬值、资产价格崩盘的恶果留给他国。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投资与就业，同时通过美元贬值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专家指出，当时美国动员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参与石油勘测与开采以打破中东产油国垄断，这些国家则为此借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导致美元升值、油价下跌，这些国家随即陷入债务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大肆印钞。货币超发通常会导致通胀攀升，但美国通胀率此后多年维持在较低水平，其原因在于，大多数超发的美元并没有留在美国国内，而是通过进口他国商品、投资他国资产等方式输送到其他国家。在“空手套白狼”换取他国财富的同时，美国也将通胀转嫁给他国。

　　美国还利用美元作为头号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为其债务进行外部融资，通过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市场，让美国的负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体外循环”。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初，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1万亿美元，远超美国去年约2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此巨额的债务，寅吃卯粮的美国政府不可能真正偿还，其应对方法就是由美联储大量增发美元，来直接偿还外债和稀释外债负担，其实质就是割其他国家的“韭菜”。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半个多世纪前对美元霸权的洞见至今发人深省。

　　今年10月2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50比1，刷新1990年8月以来最低点，迫使日本政府干预汇市。日本媒体评论说，日本被卷入“一场美国总统亲自下场参战的‘逆向货币战争’”。过去常说的“货币战争”通常是指国家竞相让本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带动增长，而现在的“逆向货币战争”则是指国家推动本币升值，以减轻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背后都有美元霸权作祟。在其他国家遍体鳞伤之时，美国往往能摆脱风险，甚至从中获益。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再次将美元霸权用到极致。有研究指出，仅在一年半时间里，美国就印了200多年来发行的所有美元中的近一半。这种“大水漫灌”导致通胀压力、动荡压力、资产泡沫压力不断外溢。今年美国又连续大幅加息，让本已风雨飘摇的国际金融市场再遭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严重受阻。

　　“美元升值正在动摇世界。”面对美联储的猛烈加息，《日本经济新闻》的文章充满担忧。不仅日元，伴随美元一路飙升，非美元货币普遍惨遭收割。欧元、英镑对美元汇率均跌至数十年低点，新兴市场货币也遭受重创。

　　美元大幅升值还严重加剧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负担，令其外部融资环境恶化。为应对资本外流、本币贬值，许多国家的央行被迫跟进加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丹尼尔·利告诉新华社记者，美联储激进加息令美元大幅升值，导致美元债务较多的国家偿债压力骤增。IMF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要么已发生债务违约，要么债券价格大跌，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表示，美国“任性”加息所倚仗的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元霸权，美国可以向世界转嫁危机，经济高度开放而基础薄弱的拉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尤其危险。

　　美国还将美元霸权变成一种地缘政治武器，频频祭出制裁大棒，大搞金融恐怖主义，对他国动辄采取冻结资产、阻碍交易和长臂管辖等手段，严重破坏国际秩序，威胁经济金融稳定。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制裁俄主要银行，并将大多数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导致国际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今年2月，美国宣布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外汇储备，令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货币武器化行动。”美国考尔德伍德资本公司对冲基金经理迪伦·格莱斯这样评价美国对俄金融制裁。他警告说：“这张牌你只能出一次。这是货币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美元霸权的终结。”

　　美国任性妄为，全然不顾他国，其后果必然是美元信用受损，美元霸权根基动摇。

　　作为“石油美元”主要支点之一的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近期与美国在原油产量问题上分歧显著。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要求沙特增产以压低全球油价，结果遭拒。这表明“石油美元”模式渐趋式微。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贾娅蒂·高希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超级特权”，任意印钞或对其他国家采取违反国际法的制裁措施。这导致美国信誉下降，越来越多国家考虑规避美元的替代性贸易和金融安排，“美元霸权今后将变得更加脆弱”。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豪尔赫·马奇尼看来，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在剧烈变化，人们该重新考虑美元的地位，“美元霸权的现实将会得到改变”。

　　事实上，近年来美元国际地位已明显下滑。IMF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比约为59.5%，而2001年美元占比曾一度高达72.7%。

　　种种迹象显示，许多国家“去美元化”正在提速。俄罗斯出台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算令”；印度央行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以色列在历史上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和欧元……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指出，世界经济“去美元化”趋势正在强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

　　“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将让美国自食其果，这只是时间问题。”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