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1年07月14日

　　对于命运的安排尽管无奈，最终还是要接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这句话鼓舞着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成了其中一个。

　　回到老家的当天下午，我背上一把挖锄，跟随生产队社员一起去挖抗旱渠。同龄人见到我，七嘴八舌地嘲笑不停。

　　“你上午回来的吧，毕业了吗？”“你不出外工作，回来修地球？”

　　我偶尔回答一两句，手里举起挖锄拼命地挖。不一会，满手的血泡染红了锄柄。叔伯们围过来劝我歇着，可我强忍着，坚持到天黑。

　　对于我来说，想当一个农民也没那么容易，其实还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家庭关。“我吃了这多苦，就为你回来摸牛屁股？”父亲经常骂我没出息。有一次，他甚至生气地对母亲说：“他不出去工作，那我们出去讨饭。”

　　第二天，父亲真的去街上帮供销社磨豆腐，母亲也去了姨妈家。我收工回家，灶是冷的，米缸是空的。我跑到自留地扯回两棵白菜，没有油，加点盐，炒熟吃完下地干活。春节过后，父母见我铁了心，也只得随我。

　　第二关是社会关。从学校重新回到生产队生产，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不说：“俺冯家塝地势高，没有风水，出不了人才，读一百年书还是要扶犁尾巴。”队里的人都不喊我名字，见到就叫我“书呆子”。

　　对这一切，我听在耳里，但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出成绩让他们看。

　　我抽空打扫出一间空房，借了桌凳，又将自己所有的书搬出来，在家里办了个夜校：读书、学唱歌、拉胡琴、排练文艺节目……备课、刻蜡板、印小报，我经常忙到深夜。

　　我创办的《坡山新风》小刊，对队里的好人好事进行评论。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写，后来年轻人都拿起了笔。

　　春节，队里放假，我带领几十个年轻人，把村前村后的垃圾以及堆在堂屋多年的陈土挑到地里，挂上“试验地”的牌子。开春，又带头除草皮挑沙土，40亩烂泥田被改造成了丰产田，当年每亩增产一百多斤。

　　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队里有难活重活，几十人一起上，无论什么活都很快拿下来。

　　队长刘高兴见我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生产进度加快了，高兴得合不上嘴。

　　1964年8月，我提议在队里办半耕半读小学班。刘高兴同意了，答应承担一个民办老师的工分。第二天，我们几个青年骨干到各家去动员，全队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全报了名。

　　经验很快传到区里，他们来总结经验。这时我已经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又把经验传到各个生产队。在大队，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办起了业余耕读高中班。

　　第三关是劳动关。开春学犁田，我总掌握不了技巧，半亩田犁了大半天；打石灰又苦又累，一筐石灰三十多斤，我左手提着右手撒，风一吹，从头到脚都是灰；秋收割稻子，中午十二点，烈日当顶晒，我热得差点哭出声；冬天修水利工程，我总是穿双草鞋，泥里来水里去，有时还要破冰下水……经过几年的磨炼，一切农活都难不住我。

　　命运似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患血吸虫病而放弃高考、回乡务农的我，后来成长为卫生战线的一名公务员。

　　我先后当过镇卫生所所长、镇血防组长、镇卫生院书记、县医院副院长、县卫校书记、县卫生局纪委书记，长期奋斗在卫生系统第一线。

　　上世纪70年代，我带领专业灭螺队，长期住在湖区灭螺。通过摸索，我们发现湖区灭螺有效办法是水浸10个月以上。于是我带着灭螺队员，将湖沿岸的茅草砍倒，晒干后放火烧钉螺。之后铲草皮，洒药浸杀，将钉螺一网打尽。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让我颇感欣慰的是，早在10多年前，阳新县就实现了对血吸虫病的传播阻断。全县人群感染率、钉螺感染率已连续数年保持为零。

　　我的子女们都健康成长，不再因为疾病而重复我的苦涩人生。有2人取得博士后学位，2人取得博士学位，1人取得硕士学位，3人取得本科学位。2015年，我们家庭还荣获首届“全国最美家庭”和“全国教子有方‘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坚信通过奋斗可以改变人生。

　　 刘时粘（作者系湖北省阳新县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