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1年01月14日

　　本报评论员杜白羽

　　去年12月底，我从北京飞往首尔。彼时，韩国日增新冠感染者上千，疫情防控等级已上调至次高级(2.5级)。因报道需要，新华社派我“逆行”增援。
　　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空空落落，机场免税店店门紧锁，航班上座率不到一半。登机后，身着防护服的空乘给每个人发了一沓厚厚的表格。根据韩国的防疫要求，入韩人员须隔离14天，可前往指定酒店集中隔离，持长期签证者可居家隔离。
　　飞机降落在仁川机场，出境时新增了多个检疫环节。一是增设服务台，协助每个外国人下载居家隔离APP，便于每天三次按时测温打卡；二是核实每名入境人员在韩的联系人和电话，工作人员会现场拨通电话确认信息；三是行李抽查，找到我托运的行李时，发现箱子上多了一把“请配合通关检查”的黄色铁锁。
　　临近元旦的首尔，依旧红红绿绿，但昔日繁华的商业街如今冷清萧条，一些商店关门挂起“租赁”的牌子，品牌店门口写着BIG SALE(大甩卖)。林立的咖啡厅如今只能外带，也没了生意和氛围。“韩式防疫”给人以“外松内紧”之感——政府和社区更多的是指导协助，主要靠的是民众的自觉自律，没有谁严格看管。比如，我隔离期可以步行去保健所。
　　第二天，我要去做核酸检测，按规定预约了防疫出租车，司机仅用5分钟就将我送到了。在临时搭建的检测站外，一米线间隔着排了十几个人，检测完毕，我步行返回住处。
　　从第二天起，保健所每天下午3点会准时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手机每天收到七八次“紧急警报”响铃通报，比如，所在区域最新确诊人数；比如，请某一时间段去过某汗蒸房的居民自觉接受核酸检测；比如，节日期间请居民注意社交距离，不聚餐少外出，多通风换气……
　　收到第二次检测阴性的结果后，隔离结束。我和同事们驱车出门，雪霁天晴，零下19℃的汉江结了厚厚的冰。街上行人几乎不分年龄、性别、身高，清一色都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谁能想到，因为疫情，韩国女生冬天穿丝袜露腿的潮流不再，高度雷同的黑羽绒服成了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