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王镜宇

　　9月24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天晚上，这份文件在C先生所在的一个有几百人的“球爹球妈群”引起了热议。

　　C先生的儿子小C今年9月刚刚被一所具有体教融合传统的国内知名篮球传统特色学校相中，就读初一。C先生和他爱人都不是体育圈的人，但小C的篮球天赋得到了一些圈内人的认可。C先生希望小C好好打球、好好学习，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至于能否进入职业队，就看机遇和造化了。

　　在C先生所在的“球爹球妈群”里，跟他想法接近的人很多，他们的孩子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少年。之所以群里议论纷纷，是因为《指导意见》中参与高水平运动员考试的门槛大幅提高。所谓高水平运动员考试，是指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承担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高校所开展的相应招生考试。2020年，全国有北京大学等283所高校处于此列。

　　家长们最关心的变化大致有三点，首先是运动水平门槛将从二级运动员提升至一级运动员乃至更高。具体说来，2024年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方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2027年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且近三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规定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者方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其次是文化课成绩要求。2024年起，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俗称“二本线”）；其他此类高校对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俗称“280”）。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规模不超过本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这一点没有改变。按照现行政策，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招生对文化课的要求分为三个档次：体育运动水平最高的考生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单独招生文化考试（俗称“体育单招”），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最低，拟录取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当年运动队招生计划的20%；第二是少数体育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高校可适度降低文化成绩录取要求，但不得低于生源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65%（俗称“265”），此类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当年计划的30%；第三类高水平运动员的录取分数一般不低于生源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二本线），人数约占当年招生计划的50%。

　　根据这次下发的《指导意见》，此类招生的文化课成绩门槛显著提升。简而言之，从2024年开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相应招生分数线都被提升至“280”；如果想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名校，就得达到二本线。

　　家长们最关心的第三个变化是招生新政对高水平运动员就读专业的限制。根据《指导意见》，2024年起，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的学生中，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下20分的学生，可申请就读相应的普通专业；其余学生限定就读体育学类专业，原则上不得转到其他类专业就读。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考上名校还想“选专业”，文化课成绩只能比普通考生低20分，仅达到二本线远远不够。

　　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杨倩是通过体教融合的途径在清华附中、清华大学成长起来的。当年，她就是在专业测试达标的情况下按照“265”的文化课成绩政策被清华大学录取，并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如果依照《指导意见》的成绩要求，在这条路径上，杨倩很可能就上不了清华了。

　　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是全国公认的在体教融合培养体育、文化“双优生”方面卓有成效的中学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创办至今，学校已培养了八名国际健将、34名运动健将、329名一级运动员，为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输送了645名优秀的学生运动员，其中包括何姿、施廷懋、周吕鑫、李翔宇、王宇等明星运动员。马约翰班的陈广老师直言，如果按一级运动员和二本线这两道硬杠杠来衡量，马约翰班培养的“双优生”中能够达标的寥寥无几，2027年按照全国性比赛前八名实施就更难了。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除了《指导意见》涉及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之外，目前运动天赋较高的考生上大学还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保送录取优秀运动员，接收高校没有明确范围，但对运动水平要求最高，需要达到运动健将、国际运动健将甚至更高水平。二是普通高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同样俗称“体育单招”，运动水平门槛是二级或一级运动员，文化课考试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难度低于普通高考；这部分高校目前有100多所，其中“一流校”十来所、“一流专业”不到20个，显然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范围上都比现行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要窄得多。

　　因此，一直以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事实上是绝大部分希望兼顾文化学习和体育训练、特别是希望上名校的学生及其家长的目标。这也就不难理解《指导意见》在家长群体中引发的关切。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认为，《指导意见》中的政策调整反映了国家对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发展方向的变化。他所指的是有关“为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支撑”的表述。

　　钟秉枢说：“以前讲高水平运动队主要是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提供人才支撑，现在加入为奥运会提供人才支撑，这是关键变化。这个变化决定了《指导意见》中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招生项目范围、报考条件和资格等。比如‘非奥运会或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未设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生源严重不足且连续两年录取数为零的相关项目，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再比如‘二级’变‘一级’，这些变化都表明今后高水平运动队要为奥运选拔人才服务。以前的高水平运动员很多是在‘为校争光’，今后的方向是‘为国争光’。”

　　钟秉枢还对其它一些细节做了解读。他认为，“其余学生限定就读体育学类专业，原则上不得转到其他类专业就读”，是鼓励高水平运动员学习跟体育相关的专业，将来毕业后从事跟体育相关的工作；“高校要把学生在运动队的考核，包括参加训练学时和表现、比赛成绩和突出贡献等情况另设为必修课进行管理”等规定，针对的是以前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升入高校就不参加训练的现象，新政要改变这种情况，严格管理；“加大监督及违规查处力度”，则是要防止招生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士介绍，《指导意见》是由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出台的，其主要出发点是提高生源质量，同时鼓励练体育、学体育的学生将来从事与体育相关的职业，而不是仅仅把体育当作进入高校的跳板。

　　她说，目前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和“体育单招”某些环节存在交叉和重叠。在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中，有少部分人因为运动成绩相对突出可以参加“体育单招”的文化课考试。另外，现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技术门槛同“体育单招”相同，都是二级以上，因此兼报考生很多。在2021年足球项目的招生中，报考“体育单招”和高水平运动队的总人数大约在11000人左右，其中有8000多是兼报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这两部分考生的定位将更加清晰，预计兼报的人数会大为降低。二级运动员会聚焦到参与“体育单招”，运动水平高、文化课相对较弱的考生走高水平运动队这条路的难度明显增加。而目前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280多所高校，有一部分可能会遇到生源问题，也许会有一部分改弦更张。

　　她认为，“新政的出台不会影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而会起到提质升级的促进作用。”

　　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运动学校曾经培养出赵蕊蕊、惠若琪、张常宁、肖钦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学校副校长金长庆认为，《指导意见》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短时间内可能会有各种异议或者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不管是对高水平后备人才的鉴定和发展，还是对体育院校的人才招收和培养，都是有利的。

　　金长庆说：“多年来，在高水平运动员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很多家长让孩子从事体育仅仅是为了能上个好大学，这跟这个制度设立时的意义和初衷是有些相悖的。现在的政策调整，我认为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北京交通大学男排主教练陈星飙曾经培养出武弸智、袁辉龙等专业球员。在他看来，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大方向无疑是积极的。

　　“首先，提高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门槛，可以减少‘混’文凭的。进入大学的体育生文化基础提升之后，专业课学习的压力也会降低，学训矛盾有望解决。以前有50%的高水平运动员要达到二本线，现在标准提高了，要求‘双优’，考生自然会朝这个方向努力，想上一流大学更得加倍努力。其次，‘限定就读体育学类专业’的规定，是国家考虑到了体育老师等人才的需求。做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既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也需要较高的体育专项技能，新政的导向对未来体育发展是有利的。现在，包括青少年培训在内的体育行业和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对于兼具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有更大的需求，练体育的孩子应该看到并顺应这种发展方向。”

　　从教38年的重庆南开中学体育老师肖素华认为，新政对新时期体育特长生的培养目标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拿到‘二级证’，就可以按二本线的政策上名校，还可以选专业，现在看这个标准是有些低了。”

　　肖素华认为，新政的实施对于基层教练员的单位时间训练效率和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在方向上与国外一些体教融合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是一致的。据她介绍，重庆南开中学的高水平运动员每天的有效训练时间是1个半小时，对学生文化课学习的影响相对较低。

　　她说：“中学训练是以育人为导向。无论孩子将来学什么、做什么，时间管理、器材（物品）管理、行为管理、情绪管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训练的时间保障是提高运动成绩的要素，但合理安排训练时间的能力是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需要重视的。新政策标准会促进教练员反思，训练成果是靠训练时间和环境‘泡’出来的，还是靠科学、有效的训练‘练’出来的？”

　　C先生说，《指导意见》发布以来，“球爹球妈”们普遍认为，走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这条路上大学更难了，对孩子的升学前景有些悲观。有不少家长判断孩子学习还跟得上，就吩咐他们从初中开始以学业为重、篮球为辅。也有一些家长感觉孩子读书比较费劲，就打算让孩子专心打球，朝专业道路发展。C先生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进入初一之后也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因为学校里有体育特长的孩子单独组班上课，C先生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是否能跟上学校的平均进度，心里有些不踏实。他考虑让爱人到孩子上学的城市陪读，从初中阶段开始把文化课学习牢牢跟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人士普遍认为，2024年新政实施之后，参与此类考试的人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一些学校可能会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

　　根据《指导意见》，届时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专业测试由“校考”转为“统考”，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组织实施。钟秉枢认为，这一转变的好处是减少考试中的不正常现象，降低一些招生规模小的高校的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体育类特殊人才的培养，各个学校、各个教练的要求不同，特别是对一些奥运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统一的基础性专业测试容易实现标准化，但是难以让考生充分展示其专业能力。

　　钟秉枢说：“以前北体大招生就有这方面的情况，一些专业成绩好的学生运动员在统一考试中‘显’不出来。再拿篮球等球类项目说，每个学校需要球员的位置、要求可能不一样。我个人建议，在2024年报名人数大幅减少之后可以逐步恢复学校的一些自主权。”

　　肖素华认为，新政把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门槛提高到一级运动员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应考虑项目差异和地区差异。

　　“等级运动员的标准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有利于各运动项目发展，而并不是为升学服务的，所以各个项目之间的情况不太平衡。比如，在中学阶段练田径要达到一级非常不容易，而游泳可能在高一就能达到一级。另外，与个人项目相比，足、篮、排等团队项目达到一级的难度相对低一些。各个项目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个人感觉，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此外，肖素华表示，提高高校体育类专业的文化课和运动等级标准，有助于改变外界对体育生文化水平欠缺的认知，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提升中小学体育老师的质量。

　　“以前有些中小学体育老师连二级运动员都不是，他们的体育技能无法满足教育部倡导的‘教会、勤练、常赛’的要求。提高门槛，有助于提高体育老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以前人们的印象是，搞体育就要培养成运动员，将来不一样，这些高水平运动员中的很多人应该为体育产业、全民体育发展以及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服务。”

　　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校长邓锁荣认为，参与招生的普通高校也应该加强体育类专业的建设，加强对“双优生”的吸引力。

　　“既然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定考生就读体育类专业，那么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的相关专业也应该升级，应该要有更多与体育结合度高的专业。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社会上需要很多既懂体育又懂教育、法律、经济、传媒的人才，高水平院校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应该有所考虑，有自己的清晰定位。”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总体方向应该是“双优”。不过，对于少部分体育专业特别突出的孩子，也应当按照“一优一合格”的标准为他们创造发展空间。《指导意见》也提出，“对于体育专业成绩突出、具有特殊培养潜质的考生，允许高校探索建立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机制”。相关高校会如何执行，尚待观察。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