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2日电（记者于长洪、胡晓光、丁铭、魏婧宇）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莫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寻救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了角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

　　时光荏苒，这条“国际桥梁”承载着“救中国”的历史风云，更凸显出“强中国”的现实风景。

　　1924年6月的一天凌晨，3辆马车从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国境线的方向。天光微明，12匹膘肥体壮的快马分别拉着3辆车奔驰，“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旷野中，惊动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车人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纷飞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5位代表，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占信说，“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条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侨修鞋铺……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满洲里地图，一个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点，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密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都通过满洲里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经过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出境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映着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年，中共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4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师、商人和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经满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来到满洲里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山地，然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土淼当时患有肺病，为了不被发现，一路捂嘴忍着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土淼病情加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分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尔滨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号码牌，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找到车灯上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车夫就会将他们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代表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浓雾中沿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杂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杂院，院里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杂货铺里还有个小地窖，来不及跑也能躲在里面。”86岁的杨文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1934年开始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亲林凤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工作打掩护。

　　1937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网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一家被捕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苦，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忆说，“母亲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没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杨文华母女三人后来被释放，但却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满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了两年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年至1937年，经满洲里出境的红色交通线存在了18个春秋。交通线被破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因为他们工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知道消息。

　　1950年7月底，一列苏联火车缓缓驶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多名孩子冲上站台。12岁的柴娥丽、13岁的肖苏华和14岁的李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处张望，他们回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批孩子多是在苏联出生、长大，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革命先辈沿着亚欧大陆桥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联工作学习；多年后，他们的后代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回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柴娥丽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父亲在晋察冀战役中牺牲。“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牺牲了，但我是党的女儿，从不觉得自己是孤儿。”柴娥丽说。

　　1966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车等进出口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易的发展。柴娥丽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进口汽车、工程设备产品，觉得都特别先进，到了80年代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起来，街上出现了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搞出口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的品类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

　　85岁的李多力回顾自己的一生，将1961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从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荣地入了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在坦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新成立的固体燃料专业，1961年他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转去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我就想为了国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我学啥，我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究刚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买了不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书学习。”1964年毕业后，李多力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1936年，肖苏华的父母从满洲里出境，沿红色交通线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年，肖苏华在莫斯科出生，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投身革命事业。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忠·维佳”，这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来的名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苏华才有了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取名“苏华”，象征中苏间的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肖苏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他融合红楼梦、白蛇传、三星堆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风格的舞剧推向世界舞台。

　　和李多力、肖苏华等一起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肖立昂，回国后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水下摄影师。他说：“我们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求自己兢兢业业，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2009年，李多力时隔59年再次回到满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觉陌生又激动。

　　矮小的火车站台、稀松的小平房、成片的庄稼地……这是李多力1950年回国时，满洲里留给他的印象。

　　繁忙的国门口岸、高楼林立的现代街区、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曾经的“红色桥头堡”满洲里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红色交通线”如今成了亚欧经贸往来的通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大批物资通过满洲里运往国内，有力支援了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王同月老人在1954年进入刚成立的满洲里铁路换装处工作，负责出入境物资的装卸，亲身经历了那个中苏铁路运输的繁忙时期。他曾回忆说：“票房以北是苏联车，以南是中国车，轨道上的车都是满的，我们1000多名换装工人，每天三班倒，不停地装运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满洲里一直是国际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东亚之窗”满洲里带来了新的使命与机遇。

　　悠扬的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国门，沿着亚欧大陆桥驶向欧洲。满洲里已成为中欧班列东部通道的重要口岸，经由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超过50条。

　　在全球疫情下，航空和海运出现不同程度停运、减运等情况。中欧班列发挥安全高效等优势，不断开拓新业务、增添新线路，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家物流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达3548列、324310标箱，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增长35.1%和37.6%。

　　火车驶出满洲里，进入俄罗斯赤塔，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秘密出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区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与内蒙古自治区共同开展跨境旅游。

　　“俄中边界全长超过4000公里，很有利于两国增加和发展经济协作。”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人工智能、神经技术和商业分析实验室主任铁木尔·萨德科夫说，“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贸易往来依旧密切。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15.4%，达到292.65亿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负责保护企业家权益的俄总统全权代表鲍里斯·季托夫说，俄中在合理的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按计划，到2024年，两国将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业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更加积极地安排成千上万俄中企业家相互往来。

　　张志强是满洲里一家商贸企业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妻子挎着背包往返中俄两国，进行小商品贸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商贸公司，代理出口农业机械、工程设备等大宗商品。“现在交通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来越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俄中研究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我认为俄中合作禁区和上限是不存在的。因为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是这种现实的、务实的双边经济利益，还有我们对时代大多数现实问题观点一致。”

　　亚欧大陆桥上的交通线，运送过探索救国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革命者后代建设祖国，又为新中国建设输送过重要物资，如今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担起更丰富的发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