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花季，骤然被卷入腥风血雨；青春热血，在街头狂飙中迷失了自我……

　　这些年轻人，是如何被绑架在失控的战车上冲向悬崖？虚幻的激情之后，有谁为他们被蹉跎的年华负责？在人生最需要正确引导的阶段，他们遭遇了什么？

　　2019年10月13日，黑衣暴徒在香港多处肆意破坏。警察阿力（化名）与同事奉命到地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人群中突然伸出一把利刃，直刺阿力颈部。

　　持刀伤人者，竟是一名只有18岁的中六学生。

　　一个多月后，病床上的阿力痛惜地对记者说：“这几个月，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袭击警察、市民，破坏商铺。我觉得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在修例风波中，青少年是最为狂热的一群。他们肆意纵火破坏、打砸店铺、毁坏公共设施、投掷汽油弹、攻击警察及市民。

　　但荒谬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警方依法处置后，有学校不但没有批评他们的违法暴力行为，反而发声明指责“警察违规及越权的暴力”，呼吁社会各界“接纳”施暴学生。

　　香港教师中不乏煽暴、纵暴者。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介绍，香港中小学校有6万多名教师，其中不乏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师，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较大。他们利用讲台进行政治宣传，蛊惑部分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走上街头。其中最暴戾的成员更被培养成不辨是非、蔑视法纪的“勇武”之徒。

　　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部门统计，自去年6月至今年1月底，共接获171宗有关教师有可能涉及专业失当的投诉，大部分涉及发表仇恨、诅咒等不当言论。一名中学助理校长竟诅咒“黑警死全家”“警察子女活不过七岁”。香港舆论称，这是“教育界之耻”。

　　作为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香港“教协”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所把持。该组织头目叶建源曾经表态支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港独”，将其美化为“有主见、有个人见解及关心时事”。

　　“如果说香港的教育‘病’了，那么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顾敏康撰文说。

　　教育者之外，教学内容也问题重重。“香港缺失正面引导的国民教育，却充斥着反对派负面宣泄、充满仇恨的‘教育’。”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通识教育在回归后成为香港高考必考科目，却变为香港无良教师错误引导青年学生的平台。

　　随手翻阅一些通识教育教材，赫然见到的是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对内地进行丑化污名化……有些教师自主编写的通识科教材，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文宣品，被用来煽动学生参与激进违法行动。

　　中国历史教育的不足和扭曲同样影响深远。2000年起，中国历史科曾长时间不再是香港学校的必修科，许多香港青年是在模糊了历史根脉、淡忘了历史兴替的课程框架里长大。

　　“一些在港英时代成长起来的教师，本身没有经历过爱国教育和中国历史教育，对历史和国情了解肤浅，甚至充满负面认知和偏见。他们对历史的阐述、对学生的引导，助长了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说。

　　香港时政评论员屈颖妍指出，有香港初中教材，“南京大屠杀这段‘国仇’只有75个字，大跃进、‘文革’那段‘家恨’却用了18页。于是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香港年轻人举着英、美国旗都不脸红”。

　　2019年六七月间，香港部分反修例示威者与执法警员发生冲突，随后部分警员的个人及亲属信息在网络上被公开，包括警员及其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

　　有警务人员说，自己及家人收到大量滋扰、恐吓来电及短信。据统计，短时间内移送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个案即达150宗。

　　在修例风波中，香港一些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沦为滋生暴徒的温床、教唆暴行的课堂，成为最大的乱港祸源。面对伴随互联网长大并对其依赖极深的香港青少年，只要通过种种手段抓住网络话语权，不断单向迎合他们的趣味喜好，激发他们的偏激与仇恨，就能诱捕他们的心灵，煽惑他们横行街头。

　　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近九成香港青年拥有智能手机，并平均每日使用3.5小时。以Facebook（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香港青年最常使用平台，接近一半香港青年以此作为获取公共事务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在香港推特、脸书、优兔等社交平台上，谣言无成本，谎话满天飞。“警察性侵被捕女子”“警察卧底扔燃烧弹”“8·31港铁太子站死人”……网络谣言将部分不明就里的年轻人推进莫名的“复仇”情绪中，失去了理性思考和独立判断。即使警方及相关部门拿出证据，证明网络传言纯属子虚乌有，煽暴分子仍在网上继续传谣，还在线下装神弄鬼，搞“祭奠”活动。

　　恶意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是煽动暴力、激发仇恨和恐惧的最常用手段。8月间，一些被恶意修改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流传。一张图片显示，一家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被防暴警察追打。而警方在记者会上播放的视频却清楚显示，警察是在护送他们到安全地方。那家人后来公开感谢警方对他们的保护。

　　在警方播放的示威现场视频中，一名年轻人突然跳桥，多名警察及时拉住他，避免了一场悲剧。但是，这一事件在网上却被描述为“警察把年轻人推下桥”。

　　暴力教唆在网络上不以为怪，甚至激变出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恐教学。以“连登”网上讨论区和“电报”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成为“黑色恐怖”的策源地和指挥所、暴行教唆大本营。

　　登录这两个网络平台，煽暴帖文扑面而来。想要自制攻击性武器并正确使用吗？这里有图文或视频教程，“手把手”教你如何制作并使用燃烧弹、烟雾弹、简易炸弹、腐蚀性液体弹。此外还有“打狗棍”、弓箭、改装弹弓……黑衣暴徒袭击警察、围攻机构时的“十八般兵器”，在这里都能找到“教战手册”。

　　“香港网络舆论环境特别恶劣。”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感受颇深。“反对派在流行网络上如鱼得水，各种造谣诬蔑的东西都畅通无阻。”

　　2014年10月，一个未满20岁的香港青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配发文章“抗争的面孔”。从那时起，“港独”分子黄之锋的人生如同进入“高光时刻”，被打造成了“政治明星”。

　　在始于2019年6月的修例风波中，与黄之锋一道成为反中乱港“急先锋”的“明星级”人物，还有岑子杰、刘颕匡、陈浩天、区诺轩……在媒体的镜头和麦克风前，他们声嘶力竭地鼓动煽惑，血脉偾张地打砸冲撞。对于一些未谙世事的香港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而言，追随他们如同追星一般刺激。

　　而隐在这些暴力“急先锋”身后的，是另外一串罪恶的名字：被称作“叛国乱港四人帮”的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以及其他反对派阵营的头面人物。

　　这些幕后操纵者勾连外部势力，极力将黄之锋之流树为标杆，通过他们向香港青少年灌输“违法达义”“公民抗命”等概念。他们炒作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引发年轻人的不满，诱导他们疯狂“揽炒”，误导他们自以为是从事一项“崇高”事业，是以另类方式“救香港”。

　　他们千方百计粉饰甚至美化暴力，鼓吹“有理”就可以胡作非为，而无需负上法律后果，一步步诱导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事逻辑。经过反中乱港势力“洗脑”的部分青年，在一次次暴力事件中蜕变成自私狭隘、自我封闭、仇视社会的黑衣暴徒。

　　去年11月，包括一些学生在内的黑衣暴徒占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占据桥梁向交通要道投掷物品，朝警方投掷汽油弹，手持弓箭与警方对峙，把校园当作“战场”，香港中文大学甚至被社会称为“暴大”。但该校学生会会长竟然叫嚣：“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对中大学生的肯定，我都以‘暴大’为荣。”

　　“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守法，便先学了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直言，以所谓“违法达义”将犯法方式“浪漫化”“英雄化”，诱导了许多少不更事的年轻人。

　　为将香港青年牢牢绑架在失速的战车上，反中乱港势力极力为违法开脱、为犯罪张目。他们诱骗年轻人“留案底令人生变得更精彩”，唆使他们漠视法纪，冲击警方。

　　1990年出生的香港社工黄晞华一直以冷峻的目光关注整个修例风波，他指出：“香港一直以法治备受赞誉，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青年不会不明白法治对香港的重要性，但在‘正义无错’论背书下，他们知法犯法。”

　　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国欢庆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香港荃湾，大批暴徒大肆袭击警务人员。现场视频显示，一名戴蓝色手套、手持盾牌的暴徒，挥舞手中铁棒疯狂击打警务人员，警员被迫开枪击伤了他。这名中枪者只有18岁。

　　任何稍具常识和理性的人都知道，暴力冲击政府会受到严厉惩罚，袭击警察更是重罪。反中乱港势力却教唆年轻人当“义士”“烈士”，去冲击政府、袭击警察、堵路纵火，千方百计制造流血事件。这名18岁的中学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了“炮灰”。

　　“其实，现在的香港，哪里有什么‘违法达义’？对于那些被外部势力包装、豢养的政治人物而言，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其实是‘违法达利’。”一位政治评论员如是说。

　　幕后操纵者和“政治明星”们有无良律师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千方百计规避法律禁区，更有境外势力各种政治利益和金钱的馈赠。而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得到的却是铁窗、眼泪，前途尽毁，心理上的摧残也许要陪伴很多人的一生。

　　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出，在反修例示威冲突中，一些暴力事件本质上已具有“本土恐怖主义”的行为元素。但是，社会部分人不但不谴责，反而将暴力行为“英雄化”“浪漫化”，推他人犯案而自己坐享政治红利。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年轻人受“大台”（组织、操纵者）误导，被捕才知道成为“炮灰”，而“违法达义”从来只是政治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