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

　　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中间宿主还未完全确定，但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这次疫情的病毒来源也指向野生动物。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悲剧却再次上演。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不会第三次踏入这条河？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车，欢迎订货！”1月23日，一个名为“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信号朋友圈中发布视频，画面中一只动物蜷缩在铁笼，眼神充满惊惧。发布者称，这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只。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

　　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在内的19名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随后，此商贩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并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销售野生动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贩子借着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野味帝国”。

　　记者发现，这些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网店等不断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红”，吸引嗜血食客：

　　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上，头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开膛破肚、剥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放大拍摄。拍摄者大喊：“看到没有，还有心跳，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羊应声倒地。“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

　　对野味食客来说，这些似乎还不够。贩子们会不断强调，自己卖的是正宗野味而非驯养繁殖。

　　视频中，竹林里的野猪中了陷阱想要逃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赶紧跑过去给镜头特写，大喊“实在是太凶了！”

　　有的贩子“花式杀戮”野生动物时，不忘加上配音：“纯野的，一丁点油都没有哦！”“纯野生野鸡，看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一下，野生的，腿上没有伤！”

　　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还有肮脏不堪的环境。贩子们往往选择山村中偏僻破旧的院子进行宰杀，成堆的动物死体直接露天摆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杂的垃圾。

　　“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来，视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白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常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鼠数不胜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供应；剥了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应30万只……

　　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

　　有着众多上家和下家的贩子们难掩高调。有的发动对外招商融资，召开股东大会，以一万元一股的价格出售原始股票；有的手上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动物园都要从他手上购买各种野生动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团队成员”，做品牌扩张，分享自己的梦想是把生意推广到全中国，拥有“成功者的辉煌”。

　　这些贩子十分狡猾。他们在视频中从不显示有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尔暴露的方言口音，几乎难以定位。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表示，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场、地下黑市、网络售卖三种方式。公开市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公开市场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及东北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地区则成为重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

　　“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候鸟，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副‘野味地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甚至还有成功培训野生动物作为“捕猎助理”。

　　媒鸭是猎人为网捕野生水禽、吸引猎物而驯养的野鸭。长期关注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刘懿丹介绍说，驯养媒鸭的捕鸭人基本来自特定的地区。每年中秋节后，他们就奔赴全国各地捕鸭，尤其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地区更是“集团化作战”。捕鸭人一般只负责抓野鸭，不负责卖鸭子，猎物则给“大老板”，每人每月可挣上万元。

　　配合偷猎的，除了媒鸭，还有猴子。森林公安查处的多起案件显示，每逢鹭鸟繁殖季，安徽部分地区“偷鸟人”，就会有组织地赴全国各地偷鸟蛋。鹭鸟喜欢在高树上集中产卵，“偷鸟人”便训练猴子偷鸟蛋。猴子带着口袋爬到树顶，把鸟蛋掏好顺下来。

　　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点。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如何通过非法途径运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过程。

　　当时他们接到线索，宁夏一些大巴车司机，常年与野生动物贩子勾结，将野兔、黄羊、野鸡等活体或死体塞入行李舱中运至各地。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的大巴车进行跟踪记录。他们观察到，仅一次运输过程，各个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接货物的车辆就有27台。

　　“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这只是我们一次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道不知道还有多少。”祁玉婷说。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关于全国客车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案例显示，这个网络几乎可以到达我国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动的各种动物，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物种，也有果子狸、旱獭、野兔等易于传播病毒的野生动物。

　　志愿者与司机攀谈得知，夹带野生动物的收益，远超运客收入。例如，拉一只野兔子收10元，一趟下来能赚5000元。有的大巴车，根本不拉带行李的旅客。在某种意义上，乘客成了野生动物的掩护，运输野生动物才是这些司机的主业。

　　这些司机不知道的是，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条产业链中的零头。多起案件显示，非法野生动物从捕获到最后售出，中间的利润可以翻十倍。一只天鹅的进价为2000元，转手就能卖到2万元。

　　按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运输野生动物出县境，必须要有检验检疫证明和合法来源证明。在实际工作中，相关检查远远不够。

　　“大巴车司机长期干这个，一出发就打电话。这边发车了，那边就说在哪里等，如果有危险马上通知换地方。”祁玉婷说。

　　志愿者还发现，上下货点一般集中在高速收费站、服务区附近的路边、空旷平地等。有的货点甚至在终点客运站，就在管理人员眼皮下。

　　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运送野生动物。

　　公开报道显示，有胆大妄为的野生动物贩子，公然将一车车野生动物拉至火车站转运。勾结铁路货运部门管理人员，身着工作人员制服，自由出入货运场所。

　　沪昆高速湘赣交界处的收费站，一辆装运苹果的货车放弃绿色通道，选择收费通道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开车厢，搬开一箱箱苹果后，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体出现在民警眼前：因是非法狩猎而得，许多动物腿部断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

　　按图索骥，在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发现了一张遍及全国15个省份、江西11个地市30多个县的犯罪网络，查出不少公职人员参与贩卖，非法开具运输证明。

　　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

　　“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生动物被卖掉。受疫情影响，现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库。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之前，这些野生动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源。”刘懿丹表示。

　　野味产业形成了层级分明的产业链条和庞大的销售网络。其中，根据“冷库”规模，就可以判断商家的地位。

　　上规模的“上家”，把厂房改造成冷库。小规模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冷库”就是冰箱或冰柜，散布在菜市场、街边小店、山区破旧楼房中，遍地开花，相关部门甚至无法提供基本估算量。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

　　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问题。

　　事实上，研究SARS病毒源头的多位专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最低。

　　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17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迅猛。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用企业1500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的发展目标。

　　“相对来说，确定可以商业利用的54种动物，比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动物无法进行人工驯养，但非常容易通过审批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让人气愤又无奈。”周海翔说。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2013年间，国家林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证养殖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养殖，实却是大肆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后门非法进，前门合法出，养殖场“坐地生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开做起“办证买卖”生意，惊现“办证集团”。

　　“证件办不下来一毛不收，有需要办的朋友请提前预约，年后要办的人很多，现在都有十几位预约了。”在名为“养殖珍禽交易服务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仅每天直播杀害野生动物视频，还称自己可以每个证2万至3万元的价格，帮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据其张贴的微信对话截图，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办证”生意十分红火。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空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