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

 

 

　　今年7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先生离世已经14个年头了。近年,我搬迁住址,每天上下班骑车途经带城桥路,过银杏桥时,能望见他依水而居的住宅,仍能清晰如昨地回忆起在他家聊天的一切。

 

　　那是一个国庆节前的下午,为了报社一篇专访,我敲开了陆先生家的门。开门的是管毓柔老师。她听说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老陆在楼上的书房里。

 

　　陆先生二楼的书房很宽敞,其实就是一个大房间,兼有书房与会客厅的功能。从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河面,并能望见银杏桥。陆先生大约是见我有些拘谨,就笑着对管老师说,去给客人泡茶吧。并对我说,如果能顺着同一所学校毕业者都可以称为“校友”的思路说,那么,我们可以称为“社友”,因为我与你管阿姨都是报社的职工。几句话,的确立马让我轻松了很多。

 

　　但陆先生婉拒了我的采访。他说,还是去采访那些有话可说的人吧,他此前被采访过,说不出多少新感受来,何必浪费版面。他欢迎我来他家玩,串门聊天,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但不要采访。譬如,谈一个外地人到苏州,如果要写作苏州的话,比本地生长的苏州人有其不足的短板,不知道风俗习惯,不知道方言俚语中的特殊含义,就不便将民俗中的人情世故徐徐道来。但也相应地有本地人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新鲜感。有些苏州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本地人看来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但外来者却感觉非常有意思,顺着探究下去,就能有过人的发现。这就是“居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也是俗话中“外来和尚好念经”的部分意思,没有过多的羁绊能够轻松上阵,大胆地质疑,这对于写作是有很大好处的。

 

　　那天下午谈到的事情很多,如果我根据聊天的内容整理出一篇专访非常容易,但我尊重他的意愿,一开始就答应了不写专访,他才愿意与我无所不谈的。所以,依约没写。陆先生与我谈到一个外地人在苏州写作的优势,其实有鼓励我的成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他本人就是一个苏州的外来者。当时的苏州中学是面对全省招生的,他从苏北泰兴七圩(今属泰兴虹桥镇)考进苏州中学读高中,并从苏州中学毕业。据他的同班同学告诉我,陆文夫原名叫“陆纪贵”,名字是他进高中时自己改的,意思也明白无误,就是不想做大富大贵的达官贵人,而甘于做“一介文夫”。陆文夫初进苏州中学时不会说苏州话,相比之下,泰州话的江北口音比较“土气”,不知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才导致瘦高的陆文夫不大爱讲话,只是忽闪着聪敏的大眼睛,静静地听人家说话。

 

　　陆先生说他在报社里做的是摄影记者的工作,用的是当时性能比较差的照相机,有时想要有俯瞰的镜头,那就得爬树,骑到树杈上来拍摄。他与夫人管老师都是报社职工,我曾有念头问问他们的婚恋故事,但感觉有些冒昧,而他谈兴正浓,我也不便多插嘴。他与我讲普通话,比较标准,看得出来,他对报社的这段生活是挺怀念的。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做新闻记者的同时,也早早动手写起了小说,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叫《移风》,当然是“移风易俗”的寓意,题材是写乡间禁赌的,人物塑造和叙述语言,明显带有新闻通讯的痕迹。但文里文外均意气风发,到1956年他28岁时,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便在全国一炮打响,并凭此小说华丽转身而成为专业作家。小说通过一个曾被卖入娼门的妓女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并一举奠定了他“小巷文学”的水之源、木之本。后因受政治迫害,被下放到工厂农场劳动二十年,吃尽生活艰辛的同时,使得他用更深邃的目光盯着生活的深处,在塑造人物上做了新的探求,但古城小巷依然是他解剖社会和人生的标本。　

 

　　陆先生在说外地人优势时,还具体将作家中的范小青与苏童做过比较。他说范小青对苏州的人情世故很熟悉,她其实也有外地人的文化背景,她的作品平静中蕴含有大气,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童倒是地道的土著,当然,他是天才,他的《妻妾成群》写的是江南古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却写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前途不可限量。

 

　　陆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苏州文化的理解。他说,苏州是一个最讲求精致的地方,苏绣很出名,而且苏州的园林、小巷、玉雕木雕、轻工产品和美食,都有着苏绣的韵致。他写小说,信奉的就是“小说小说,从小处来说”,不贪量多,一定要写一篇是一篇,像苏州的名菜馆那样,要有人家念念不忘的招牌菜,别搞成“快餐”盒饭,吃完盒子一扔就忘记了内容。他的短篇《围墙》不过一万多字,从初稿到最后改定,前后写出的字数起码在五倍以上。他引用孔夫子《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著名论点,说今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为主张吃的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另一种解释是不要因为食物做得好吃而吃得过多。其实在他看来,还可以理解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作家编辑的手下活就应该越精细越好。所以,他在古稀之年主编《苏州杂志》,不但每稿必看,一些修辞和标点不准确,他都要动手修改。

 

　　后来,还与陆先生有过几次相遇,看到他身边有人在交谈,不便打扰,不过彼此微笑着点头算是打招呼。有一次太湖边笔会,陆先生坐在轮椅上,上电梯时我本想抢先一把与之亲近的机会,但看到一旁的苏童,还是知趣地“让贤”。陆先生也笑着让苏童背他进电梯。我从背后望着他们,联系起了他们原名的细节,陆先生原名“陆纪贵”,苏童原名“童忠贵”,想到他们都天性不爱慕富贵,但都不约而同地用他们的心血和才智,给了他们的母亲城以高贵。

 

　　在我的阅读理解中,陆先生是深爱苏州这个第二故乡的,他不但用他的“糖醋现实主义”写出苏州的神韵,还推荐电视艺术名家刘郎来执导《苏园六记》,由央广名播音员方明、林如配音,结果大获成功。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他的小说《美食家》《井》《小贩世家》《清高》。其实,他对每一篇作品都极为用心投入。就说他最早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献身》吧,在同时代的作家都争先恐后地写“伤痕文学”暴露和控诉时,他这个最有资格写伤痕的作家,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命题,以知识分子的自觉献身、催人奋进形象,显示了作者不随俗的艺术眼光和超前半拍的艺术自觉。相对于那些将一手好牌打坏的人,他总是能将一手一般的牌打得不错；如果是一手好牌,那就要打得出神入化。就像食材相同,端上桌的菜肴却大相径庭一样,好厨子总是能演绎出什么叫精致。

 

　　我曾经到北京的地坛公园寻找《我与地坛》的意境,在古柏丛中静坐半日,那时史铁生还坐在他的轮椅上经受做人的苦难。我问过数名公园的工作人员,居然全不知道史铁生是谁。我也在高邮的出租车和宾馆问司机以及服务员,知不知道他们这座城市的汪曾祺,答复是不知道。这让我当时非常失落,但如今,我释然了。读者,只需要记住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作家的名字其实并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