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一辈子基本上都在编副刊,所以,他是民国文人中少有的以编扬名的人,写作并不是他的特长,也谈不上有传世的作品,所写以游记为主,《伏园游记》算是他代表作之一了。最早1926年10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封面系蔡元培题签,封面肖像出自他弟弟孙福熙之手。

　　这本书收录了他四篇游记,第一篇《南行杂记》1920年刊登于《晨报》,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副刊,此时孙伏园还没从北大毕业,但已经在《晨报》做记者。第二篇《从北京到北京》和第三篇《长安道上》,是他在编《晨报副镌》时编发的,最后一篇《朝山记琐》于1925发表于他主编的《京报副刊》上。

　　鲁迅在《晨报副镌》连载《阿Q正传》的时间是: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所以,1922年2月12日这天之前,孙伏园就出差了,等他回来,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可见,孙伏园回京已经是1922年3月或4月了。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第二篇《从北京到北京》时间稍稍吻合一点。但这篇游记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两星期旅行中的小杂感”,而且,文章最后注明写于1922年7月。如此看来,我基本也否了孙伏园出差和这几次旅行有关。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民国副刊名编去哪些地方玩了吧?

　　《南行杂记》写于1920年9月,当时孙伏园还在北大读书,因为母亲病重回绍兴,这篇《南行杂记》记录他此次南行的一些感想。

　　那时候北京、绍兴两地走,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孙伏园1920年7月13日下午从北京动身,8月1日还在安徽境内,大水把路、水稻等等都淹了。半个月多才回到绍兴。8月16日从绍兴动身,9月6日才终于到了北京。其中,在南京浦镇被大水滞留了13天。

　　和鲁迅、周作人笔下的故乡绍兴不同,孙伏园笔下的绍兴几乎没有好话,他在《故乡给我的印象》一节中,给故乡算了一笔总账,大致罗列了“故乡七宗罪”,我理解为刚刚离开故乡的大学生,看到的尽是“回不去的故乡”。“我到故乡以后,看见老岳庙之焕然一新,而学校之愈形腐败,不禁起这一种感想,以为前途一毫也没有希望。他们还把将来的眼光不放在看得见的活泼泼的儿童身上,却放在不可捉摸的死后的自己身上呢。”

　　虽然只是回故乡看重病的母亲,短短数日却看出故乡诸多的弊病,类似的感想在《故乡给我的印象》一节中比比皆是,“真是沧海里的一粟,其余为我所没有遇见,或遇见而此刻一时想不起来的,还不知有多少呢。仿佛记起从前在什么书上见过,到蜜蜂窝里取蜜,采取的人须得小心谨慎,使蜜蜂们觉得与没有人一样,否则便要被他们放毒刺,或者我无形中受了影响。但是,我敢深信,我不像采蜜的人一样,他们是越采得多越快活,我是越采得多越心伤。”

　　第二篇《从北京到北京》是赴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并游泰山曲阜两周的纪行。这篇纪行里,孙伏园重点描绘了给他印象深刻的几位同行者,陈颂平、田中玉(山东督军兼省长)、王伯秋(孙中山女婿)、张士一(教育家)等。“以上诸位先生的印象,在散会后还是萦绕在我的脑际,其余大大小小的人物举止言行,我细捡起来,留着的影子或是轻描淡写的,或是糊里糊涂的,都没有拿出来晒在白金纸上留作纪念的价值了。”

　　第三篇《长安道上》是1924年7月孙伏园写给周作人的信,讲述他和鲁迅一行到西安讲学的事情。应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邀请,鲁迅一行十余人赴西安讲学,孙伏园随同前往,当时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他们一行7月7日从北京出发,14日抵达西安。关于鲁迅在西安,有很多文章做了记录和考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鲁迅在西安》,几乎把他们一行的足迹摸了个遍。孙伏园这篇游记深度刻画了1924年间陕西风貌,这是孙胖子写的最像游记的游记,前面几篇,虽为游记,实则更像杂文或时评。

　　最后一篇《朝山记琐》则记录一行五人去北京妙峰山进香的感悟,此行中还有孙伏园新潮社同仁顾颉刚(此时是1925年,是鲁迅和顾颉刚1927年交恶之前)。妙峰山香市是北京一带民众宗教的代表,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研究和赏鉴民众们是不是真的信仰。孙伏园的态度是“我对于香客的缺少知识觉得不满意,对于乡间物质生活的低陋也觉得不满意,但我对于许多人主张的将旧风俗一扫而空的办法也觉得不满意。如果妙峰山的天仙娘娘真有灵,我所求于她的只有一事,就是要人人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也都有丰富的知识生活与道德生活。”

　　1925年,《京报》被查封,孙伏园南下,先后主编有《国民日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新民报》副刊等,这位“副刊大王”完美演绎了副刊人的精彩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