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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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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一指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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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村庄的七十年巨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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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3-02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乡村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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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的夏日美如画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曹应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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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2018年4月,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吴巍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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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杜俊起给小朋友讲当年如何开荒(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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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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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游客在山东省蓬莱水城附近海域拍摄海鸥。新华社记者邵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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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一户村民家开设的农家乐(2月14日手机拍摄)。新华社记者魏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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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70年,白驹过隙。
70年,沧海桑田。
1949至2019的70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多少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各地农村采访,为您带来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用青春犁开亘古荒原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天津庄的84岁老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起往事。
1955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年9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年,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3000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多年后,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队”。
“苦人树”下,大寨人的改革进行时
在村里,不出正月这年就没过完。不过,“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雪未融,阳光灿烂。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215户、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
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就是一个曾以大寨为楷模的西北小山村。
“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岁岁人发愁。”这曾是73岁的老人刘玉秀眼中的家乡。
山穷水穷人更穷。“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她说。
这地里只剩个穷字了?人们不相信。大坪村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山顶种树戴帽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山底打坝蓄水穿鞋子”的办法,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
从1983年至2000年,大坪村人从来没停止过种草种树筑坝。2000年,大坪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坪村人改写了贫穷的历史,成功实践了“水窖+梯田+科技=稳定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模式。
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过时。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正月十五刚过,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就忙碌起来。他正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同样发生巨变的村庄又何其多!在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此时已经是农忙时节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着,微耕机嗡嗡作响。农户们忙着种植芹菜、收割白菜。
一棵菜称重后乘以棵数就是菜商收菜的重量——这就是他们在地头算重量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要求蔬菜大小基本一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对种植间距、水肥施用量等精准控制才能做到。
“大树社区任何一个农户出去,都可以当蔬菜种植培训的老师。”社区党总支书记赵思旺自信满满地说。
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传统,在这里和现代农业科技完美结合。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
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1950年,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开始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前好了。”
1978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30户农民有28户签字同意,1979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到1979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
(记者董峻、张文静、王建、魏飚、邵琨、杨静、周楠)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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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沧海桑田。
1949至2019的70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多少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各地农村采访,为您带来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用青春犁开亘古荒原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天津庄的84岁老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起往事。
1955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年9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年,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3000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多年后,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队”。
“苦人树”下,大寨人的改革进行时
在村里,不出正月这年就没过完。不过,“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雪未融,阳光灿烂。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215户、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
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就是一个曾以大寨为楷模的西北小山村。
“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岁岁人发愁。”这曾是73岁的老人刘玉秀眼中的家乡。
山穷水穷人更穷。“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她说。
这地里只剩个穷字了?人们不相信。大坪村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山顶种树戴帽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山底打坝蓄水穿鞋子”的办法,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
从1983年至2000年,大坪村人从来没停止过种草种树筑坝。2000年,大坪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坪村人改写了贫穷的历史,成功实践了“水窖+梯田+科技=稳定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模式。
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过时。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正月十五刚过,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就忙碌起来。他正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同样发生巨变的村庄又何其多!在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此时已经是农忙时节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着,微耕机嗡嗡作响。农户们忙着种植芹菜、收割白菜。
一棵菜称重后乘以棵数就是菜商收菜的重量——这就是他们在地头算重量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要求蔬菜大小基本一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对种植间距、水肥施用量等精准控制才能做到。
“大树社区任何一个农户出去,都可以当蔬菜种植培训的老师。”社区党总支书记赵思旺自信满满地说。
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传统,在这里和现代农业科技完美结合。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
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1950年,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开始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前好了。”
1978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30户农民有28户签字同意,1979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到1979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
(记者董峻、张文静、王建、魏飚、邵琨、杨静、周楠)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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