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新民学会诞生百年。1918年4月,由湖南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以湖南为主要活动地的组织集合了当时中国最早觉醒的一批贤达志士,其中就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从登上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开始到渐渐离开人们视界的短短几年里,新民学会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其进步作用弥足珍贵。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有西方文明尤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更有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孕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因。那时,新思想如雨后春笋争先破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湖南就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一方热土,其中新民学会就是这个时期孕育进步革命的温床。

　　辛亥革命后,积弱积贫的中国社会变革跌宕。作为湖南追求中国进步的开明士绅,熊瑾玎(1886—1973)即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熊瑾玎出身长沙一个中医世家,幼时读私塾,十岁学医,青年时期便兼作经商和教育。今天很少有人知道熊瑾玎对百年前湖南教育的贡献,即便是长沙著名的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史也因熊瑾玎本人的原因而未详见于记载。年纪稍长的人大多知道毛泽东就读过长沙师范,后来被称为“湖南一师”。但他同时任教于其附属小学,就没多少人了解这段经历的背景。湖南一师成立于清末的1903年,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省政府公立学校,其附属小学则由开明绅士出资经营,其中熊瑾玎是最大的股东(当时叫“校董”),负责聘任和管理。1920年夏至1922年冬,毛泽东被聘为附小“主事”(就是校长)。当时的附小还曾有李维汉、谢觉哉、萧三、陈昌等革命先贤在此任教,但最著名的教师非徐特立莫属,因为他曾做过少年毛泽东就读附小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熊瑾玎的至交。与毛泽东同为附小校友的还有任弼时、毛泽覃、廖沫沙等人,至今附小依旧享有“名校名师育名人”的名望。徐特立素有党内“五老”之谓,和毛泽东一直尊称他为“自己永远的先生”有很重要的关系。同时,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本《徐特立爷爷的故事》让全国的青少年记住了这位领袖的老师。但是,这本小册子是谁写的?即便当年的读者怕是也无人记得。作者就是与徐特立同时代的熊瑾玎。徐特立与熊瑾玎是同乡,长其九岁,二人过从甚密,是至交。徐特立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过熊瑾玎,以至他从1953年开始数易其稿,在将近七十岁时写成《徐特立爷爷的故事》。他把对徐特立的崇敬和友情倾注于笔端,为新中国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形象,也深刻影响了一代人。

　　在党的早期历史中,作为既与毛泽东有过师生之谊,又与周恩来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党员,熊瑾玎确实有极为特殊的经历。与毛泽东一同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同志生前回忆并肯定,为了支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熊瑾玎从经商盈余中拿出两万元现大洋,交由毛泽东和董必武,作为去上海参加一大提供给党的经费。此后熊瑾玎从未对人提起这一史实,董老的说法也未见诸正式的党史,这不能不说是遗憾,当然也与当事者无意居功有关。

　　1924年,熊瑾玎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政变,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一个月后,长沙的反动派随即发动“马日事变”,在湖南大肆抓捕屠杀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仅长沙一地就有上百名共产党人被杀害。在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杀、许多人因恐惧而去党的腥风血雨中,熊瑾玎放弃优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按照党的指示开始工作。同一时期入党的还有徐特立等。这在当时该是何等的勇气!入党后的熊瑾玎离开长沙,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熊瑾玎由周恩来安排从武汉到上海参加建立党中央机关的秘密工作,被中央任命为中央会计,负责中央机关的经费筹措和政治局秘密机关的安全和经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除了共产国际提供有限的部分资金,大多数靠各地党组织打土豪和经商上缴获得,而中央在上海的核心机关的经费大多靠自己经商筹措。来到上海后,熊瑾玎用自己带来的资金迅速开展经营,他首先租下了上海天蟾舞台旁边的一栋二层楼房,利用以前与各地来往的业务在底层开办了“福兴号”钱庄,在二楼上布置了政治局秘密办公会议机关,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负责几个极为机密地点和人员的联系,提供经费和生活用度。其中包括中央文库的经费和贺龙家属等一批人的亲属生活费用,在数年间的每个月,熊瑾玎都亲自负责上门送钱,甚至自己1925年入党被组织派来协助工作的朱端绶都不清楚这些地点。由熊朱二人经营的政治局秘密机关直到1931年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叛变都没有被反动派破获(被捕后的顾顺章没有完全交代也是为他自己留有余地),其他几个由熊瑾玎掌管的秘密机关也安然无恙。据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后来回忆,熊瑾玎思维缜密,办事严谨,是外界公认的大老板,因而当时的政治局同志们称之为“熊老板”,这个称谓直到他去世都没变过,而朱端绶也以协助熊瑾玎管理数家店铺而被称为“老板娘”。从1927年来到上海的几年间,熊瑾玎多方协助周恩来,不仅为中央机关工作提供了维持经费,还掌管中央交通工作,负责与中央其他机关的联系。多年后朱端绶还记得初到上海时,熊瑾玎如何教她在传送秘密文件时,从容应对上海巡捕的“抄靶子”(搜身)。

　　上海六届党中央机关被破坏后,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托给贺龙亲属送生活费时被叛徒指认而被捕。在周恩来组织营救下,宋庆龄和何香凝出面活动,沪上的一批大律师包括史良律师都参加了辩护,但反动当局仍然判处其八年徒刑,直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始得营救出狱。出狱后,熊瑾玎被中央派往重庆中共代表团,担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开始了一段珍贵的经历。当时在新华日报担任编辑的秦川同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回忆起重庆新华日报时期的经历说,新华日报缺谁都行,但不可缺了熊瑾玎熊老板。可见其作用无可替代。

　　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熊瑾玎根据中央安排和朱端绶撤回延安,到达后毛泽东同志立即在窑洞宴请熊朱二人,当时作陪的有杨尚昆和陆定一。毛泽东急切地向熊瑾玎了解国统区的民情。虽说当时江青已是新婚夫人,但毛泽东没让她作陪,只是朝里间喊道“江青,你出来见见熊老板”。当时,毛泽东轻松地架着二郎腿,熊瑾玎看看毛泽东露出大脚趾的布鞋,对江青笑着说了句“江青同志,润之的鞋子破了,你有责任哦!”毛泽东同志听了只是笑笑。由此可见熊瑾玎与毛泽东之间之亲密关系。

　　解放后,熊瑾玎以体弱多病为由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请求,但是中央还是决定推荐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必视事。

　　文革开始后,各级机关和领导都受到了冲击,但周恩来同志最早指示北京市公安局,不准任何人冲击熊瑾玎同志。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要求与熊瑾玎府邸同在大兴胡同的东城公安分局,将毗邻的熊瑾玎住处作为重点保护目标。当年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为躲避造反派抓捕借住过熊瑾玎府邸近一年。有人说,这是因为周恩来为熊朱夫妇写了一份证明,才避免了造反派的冲击。其实,这份证明写于文革之前,是为熊朱二人的女儿熊畅苏因为同父异母的兄长熊笑三曾是国民党新五军军长的所谓社会关系,在中科院迟迟解决不了入党问题而出具的证明。全文是:“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病逝于北京医院。临终前,周恩来在病榻旁握着熊瑾玎的手,悲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