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成立70周年大庆。回望70年前,从年初到年底,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关键词是“解放”,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真是“气吞万里如虎”；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一年,除了全方位崩溃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起义”,从年初的傅作义北平起义,到年底的卢汉云南起义,从陆军到空军、海军,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的起义,也贯穿了这一年。

　　1949年,革故鼎新,重温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的历史,会清晰看到:什么叫“历史大势”,而在历史关键时刻,当事人又如何顺应历史大势,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义的选择。

　　蒋介石素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为荣,他从一个毫无家世背景的普通人物,最终走上国民党政权的权力巅峰,靠的就是“黄埔系”,他通过掌握这支军队,逐渐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集于一身,权倾一时。在诸多“天子门生”眼中,他是至尊无上的“校长”。

　　但在1949年,“校长”差点就被黄埔军校二十三期的学生活捉了。二十三期,也是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

　　“1949年11月7日,蒋介石召集军校全体官生讲了话。他披件黑斗篷,只讲了七分钟。他说要迁校,却没说清楚迁到哪里,但人们都明白,只有一个台湾,别无他处。那时西南只剩一个四川省,贵州解放,云南卢汉起义。这时李永中、肖平波准备扣押蒋介石后起义,但肖步鹏采取两面派手法,出卖起义,把扣蒋计划告诉了蒋。蒋坐机仓皇逃走……”这是黄埔二十三期生谷云鹏在《黄埔军校最末一期起义前后》中的回忆。

　　黄埔军校二十三期于1948年12月1日在成都正式开学,东北籍学生人数最多。1949年9月8日,黄埔军校三名主要军官李永中、肖平波、肖步鹏(三人均为少将军衔)与共产党西南工作组达成协议:军校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12月25日,军校三千余人在郫县宣布起义。谷云鹏回忆说:“黄埔军校二十三期的起义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深入和黄埔官生的觉悟等综合因素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非常重视黄埔军校,1949年兵败如山倒时,他试图以四川作为基地与解放军展开持久战,对成都这三千余名黄埔生寄予厚望。这年9月12日,他带着诸多大员飞抵成都,轮番给军校学生讲话打气,但效果适得其反。谷云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讲话,第一,不敢讲形势；二,不敢讲战场；三,再也不敢提多长时间打败共产党了。这就告诉人们:第一,形势不好；二,战场上一败涂地；第三,打不败共产党。蒋介石想打气反而弄巧成拙。黄埔广大官生预感到形势严重,国民党没有几天了,出路何在?迫使人们早日抉择……”

　　出路何在?这是1949年国民党阵营面对的共性问题。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此中豪气,至今读起来仍荡气回肠。共产党有这个底气:当时的背景是,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神速入关,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杜聿明集团已插翅难飞。这年元月初在平山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提醒不能有轻敌观念、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另一方面,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了。

　　跟共产党底气十足的开国气象相比,国民党已气若游丝。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称,要在保存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在元月4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把蒋介石“怼”了回去,这篇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

　　迷惘、绝望情绪弥漫于国民党军营,谷云鹏回忆文章中有个细节:1949年6月黄埔军校庆祝建校阅兵典礼,正当阅兵总指挥撇刀报告时,悬挂在蒋介石铜像后中门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自己断线坠落下来。阅兵完了,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国民党寿命已尽,该到垮台了。”有的军官甚至掉起泪来。

　　邓锡侯这个人,值得一写。

　　至今在四川通江县毛浴乡长江村五社,还能看到石刻标语,五个大字:“活捉邓锡侯!”这是1933年到1935年红军与邓锡侯的国民党川军作战时留下的历史遗迹,在当年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的口号就是:“打过嘉陵江,活捉邓锡侯!”

　　邓锡侯曾是四川著名的军阀,在35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四川省长,无论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四川,邓锡侯都跟红军打过仗,有几仗打得还很激烈,比如于1935年5月至7月的“千佛山战役”,红军与川军都杀红了眼。

　　十几年后,邓锡侯却毅然投向了曾经生死搏杀的对手。

　　1949年12月9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与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时任西南军政副长官潘文华通电全国,宣布起义,电文中写道:

　　“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蒋介石)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物,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

　　时间就是这么神奇,超越一时一地,更能让人看清历史的走向。试想想,长征途中曾经围追堵截的死敌,如今并肩站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历史的选择?

　　邓锡侯通电起义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两个多月后了。在这一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有许多特殊的参与者,陈明仁就是其中一位。

　　陈明仁,黄埔一期生,以骁勇著称。1949年8月,陈明仁与程潜率军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特地邀请陈明仁到家中做客,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毛泽东说的是1947年6月的四平街战役,那一年,林彪在东北战场战无不胜,独四平街一役败于陈明仁之手。

　　此役情况是:1947年6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打响了夏季攻势的收官战——四平攻坚战,集中李天佑第1纵队、邓华辽吉纵队猛攻陈明仁部固守的四平街。陈明仁兵力处于劣势,奉蒋介石“死守四平”的命令,血战不退,在丢失五分之三市区、官兵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拼死抵抗,民主联军最后打到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500米之遥,就差一口气,却歼灭不了守军残敌,而后者一直撑到援军到达。6月30日凌晨,林彪、罗荣桓下达命令,参加四平地区攻城和打援的部队全部撤出战斗,满心不甘和愤恨地离开了血流成河的四平城。史载,已决意“成仁”的陈明仁死里逃生,在钻出多日不见阳光的地下指挥部后,他已是满脸黑污,胡子拉碴,鬓发斑白,步履踉跄。

　　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四平街的胜利,像是一针兴奋剂。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第一句话就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并对手下感慨道:“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并请陈明仁夫妇游了玄武湖。此战过后,陈明仁升任第7兵团司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但两年后,陈明仁也起义了。　

　　陈明仁起义的消息,对国民党震动极大,谷云鹏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黄埔军校二十三期震惊不已:“陈明仁在四平同共产党打得难解难分,谁能想到他也这样?以后还能信任谁?”

　　起义后,陈明仁受到很高礼遇,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和程潜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及开国大典。程、陈二人抵京时,毛泽东派聂荣臻在车站迎接,并陪送到“六国饭店”下榻,朱老总率众多解放军将领出席迎接宴,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毛泽东还陪他和其他代表游天坛祈年殿,特地从人群中召唤出陈明仁,单独合影,请他把照片“洗50打”,散发部属,以此回应国民党称陈明仁已被软禁的传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授衔,其中有159名国民党起义军官,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将。陈明仁当时感叹:这是他有生第一个上将军衔。

　　陈明仁起义,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已彻底失望。

　　四平街一战后,陈明仁声望达到巅峰,却马上遭遇了“过山车”,居然给撤职查办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国民党实权派陈诚以总参谋长的身份来东北视察,接到了时任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他的保定同学刘翰东对陈明仁的控诉:刘翰东说陈明仁在四平街战役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根本不理会他这个辽北省主席,不但没有每天向他送战报,也不管他个人的安全,在战斗白热化的日日夜夜里,他曾跑到陈明仁的地下指挥所请求庇护,要求在附近住下,被陈明仁拒绝……

　　其实,刘翰东对陈明仁真正痛恨之点在于:刘翰东私人囤积了大量粮食,和辽北省政府的粮食一起堆积在四平街火车站东西两头的铁路两旁,正好四平街战役的焦点是在铁道两侧,战斗胶着,拉锯进行。这些粮食不下万吨之数,全部被毁于战火之中。四平街战役后,由于交通阻塞,城内居民缺粮,无数饥民蚁赴铁道两旁,在燃烧过的粮食灰炭之中觅食,有些人扒到堆中深处,竟发现还有未被烧焦的大豆高粱,一哄而上,有些部队也加入抢食行列,陈明仁未加阻止。这样,刘翰东既痛失他个人的财物,又深恨丢了面子。

　　陈诚是个玩“小圈子”的高手,他不喜欢陈明仁,得此控告,如获至宝,根据刘翰东的指控,添油加醋地转报给蒋介石,给陈明仁一个撤职查办,留下的空缺,陈诚安排自己亲信补上。后经人反复说项,蒋介石才免去给陈明仁的查办处分,让他回到南京当一个总统府的中将参军的闲差事。陈明仁是个烈性子的湖南人,怎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呢?

　　“他尽管是天子门生、嫡系,替蒋介石卖命,战功卓著,也免不了要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第二处代处长中校机要参谋姚奠基在《跟随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回忆》一文中如是写道,姚奠基认为:陈明仁的反蒋起义思想和决心,经历了一个较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既有外部的影响,也有他自己的抉择,最主要的还是国民党败局已定所迫,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伟大感召促成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气势如虹,夺得全国胜利,已经没有悬念,仍然在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国民党呢,即将丢掉大陆,却没有想到同舟共济、救亡图存,仍然在互相倾轧、钩心斗角。

　　国民党七十二军是一支两度被解放军歼灭又两度重建的部队,原副军长卿云灿在《第七十二军的覆灭和起义》一文中回忆:淮海战役后,他受命回四川招兵,招了两团人,但同样到四川招兵的同僚没有成果,“由于对方系陈诚嫡系,以我为顾祝同系,对我十分排挤,连续数次,突然点验部队,想抓我‘吃空饷’之罪,并硬调开我胞弟团长卿云奇,并委托自己的亲信来取代。国防部恢复335师番号拨归第七十二军建制,不料他们又耍种种花招,撤销第335师,编为两个团,划给第四十四军、第七十二军各一个团……”硬生生地从卿云灿手里抢走了一个团。

　　卿云灿叹息道:“在面临覆灭的时刻,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更赤裸裸地什么都不顾了!”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民党军起义,蒋介石毫无办法,只能用他最擅长的收买、分化“惯用动作”,比如,他让陈明仁去取代程潜在湖南的军政首脑地位,让陈、程二人互相制衡,自认为十分高明,殊不知陈、程二人彼此充分信任；对四川亦是如此,蒋介石想分化刘文辉和邓锡侯,耍两面手法,派嫡系部队胡宗南搜捕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袭击刘的公馆,入内大肆劫掠,一扫而空,珍贵书籍,名人字画,任意焚烧。为了轰开刘的库房,胡部用工兵施放炸药大爆破,把刘的三幢房屋炸坍一幢。同时,不触犯邓锡侯的家属,意在使刘、邓发生猜疑,便于分化,殊刘、邓投向革命阵营决心,非常坚定,任其耍弄花招,不为所动。

　　蒋介石对“杂牌部队”是既不信任又想利用,权术用尽,机关算尽,但在1949年的历史大势下,这些都不管用了。反而,他之前能够娴熟利用、长袖善舞的派系矛盾,最终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他命嫡系张群主政西南,又从陕西调集大量中央军部队入川,但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反使川军、滇军各部加速了起义进度。1949年12月,胡宗南黄埔系的部队决战四川的战略,被川军各部的起义迅速打乱,胡宗南被迫将主力撤往西康,但奉命殿后或执行掩护任务的各路中央军,也都纷纷宣布起义,致使黄埔系中央军主力被解放军包围在邛崃地区,直至全军覆没。当胡宗南在西康一隅作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抵抗后,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相形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何等强大!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除塘沽守敌五万人余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时任傅作义部政工处长王克俊若干年撰写回忆文章,仍然感慨万千:

　　“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部署,作战方式以及一系列的措施,对敌实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真是摸透了敌人的内部规律。针对各敌的区别,使敌人战、守、逃的幻想皆归破灭而陷入欲战不能、欲守无力、欲逃无路之境,剩下的只有就地被歼或就地和平解决一途。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策略,与指挥的卓越非凡,使当时的敌方身处指挥首脑地位的傅先生及其周围负实际责任的一些人,在其觉悟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更感崇敬,莫不折服。至此,内因与条件皆已成熟,瓜熟蒂落,北平就要解放了,而傅先生以及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部属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10日清晨,昆明五华山,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昆明还没有人见过五星红旗。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在《云南起义前后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和总务处长邹奉石研究,究竟新的五星国旗式样如何?面积有多大、五颗星星如何摆设法,大家都弄不清楚。有的说,旗子上面除了五颗星星之外,还有‘八一’两个字。有的又说,要军旗上面才有‘八一’两个字。最后经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才弄清楚国旗的式样是四颗星星围向着一颗大星。长约四尺多,宽约三尺多。摆了式样,派人到云瑞北路显明服装公司赶制了一面带回五华山……”

　　时任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卢汉与徐振芳各拉一边绳子,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五华山瞭望台,伴奏曲是《国际歌》。徐振芳回忆说:“升旗以后我到光复楼顶上眺望昆明全境,相隔不久,南屏街、金碧路、正义路、护国路、长春路、武成路等各处,相继一面跟一面的五星红旗升起来。”

　　重读1949年国民党军起义的历史,类似的细节很多,后人读到此,颇为动容,能读出那时的中国人,对一个新中国的渴望,以及做出历史抉择时的欣喜与自信。

　　与云南起义同一天发生的四川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起义,一个细节是:全军官兵自动撕下国民党部队领章肩章,细心地剪了一个红五星帽徽来戴上,有的用红缎子,有的用红布,有的大,有的小,形状各异,这也可看出当时官兵的心情,等解放军的军代表到来后,才知道帽徽胸章等要上面颁发。待到大邑整训时,解放军工作团团长正式宣布:“今天上面发来两件你们盼望已久的礼物,一件是胸章,一件是帽徽,这一下你们真正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

　　国民党七十二军12月18日在四川起义,起义标志是:摘下国民党军帽徽,见到解放军称“同志”。1950年春,这支部队大多数官兵整编入解放军第十八军,踏上进军西藏的光荣之路。

　　对于起义,蒋介石自然是恨之入骨。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两个军大兵压境,发动陆、空进攻,企图扑灭起义部队,重新占领昆明,向士兵许下了“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奖赏”。卢汉一方面火速派人送信,向解放军紧急求援。陈赓接到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火速驰援昆明的命令后,立即派出第四十九师作为先遣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昆明进军。同时,卢汉组织一切能够组织的力量,保卫昆明。

　　危急时刻,昆明军民同心,坚决不让已经升起了五星红旗的昆明城,再度落入国民党之手。军人前线拼死作战,群众不眠不休,堆沙包,挖战壕,筑碉堡,修造枪支,清查匪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人学生义勇自卫队,更是与起义部队并肩作战……经过6天6夜艰苦卓绝的战斗,敌军未能打下昆明,而解放军大军已火速逼近,敌人不得不撤围而去,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全城欢腾。为昆明,为新中国,也为自己。一个新的时间到来了。

　　1949年10月1日,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诗人胡风以一句“时间开始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传诵至今。对于这一年起义的国民党军人来说,确实,新的时间开始了。国民党七十二军副军长卿云灿率部起义后,参加了政治学习,更加感觉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他给在送给每个官佐的起义纪念日记本上,题了几句话,朴素而又真挚:

　　“正确的认识,才是光明的前途

　　不断的学习,才是进步的武器

　　学习、学习、再学习,改造我们自己。”

　　《毛泽东年谱》记载:1949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

　　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这些人名,如灿烂星河,辉映历史,铭记了一个大时代: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四海英雄,众心所向!人心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