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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垂镇:富民快车道轻易不踩急刹车
（2018-12-24）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8年,尤垂镇(左)在福建泉州的寓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姚煜娟摄
本报记者刘荒、李坤晟
48岁那一年,尤垂镇站在了决定晋江命运的历史关口。1985年9月,他从福建省德化县调任晋江县任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负责处理震惊全国的“晋江假药案”。
当时,不论是尤垂镇还是晋江老百姓都想象不到,十七年后,晋江人爱拼敢赢的奋斗历程被提炼出鼎鼎大名的“晋江经验”。
1985年的夏秋之交,晋江人心惶惶:“晋江假药案”到底要处理多少人?乡镇企业还能不能办下去?晋江的路该怎么走?
在改革开放迎来的第40个年头,年逾81岁的尤垂镇在泉州的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身体依然硬朗的老人始终面带微笑。他的举止修养让人如沐春风。只有深刻了解那段历史,才能体会老人当年的抉择和作为,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
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尤垂镇最欣慰的是,即使晋江在发展的快车道上遭遇磕磕绊绊,始终没踩急刹车,没走回头路。
受命“除虫护花”
晋江的改革开放从农民洗脚上岸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农民利用侨乡“闲人”和侨眷“闲房、闲钱”等优势,纷纷创办联户集资的乡镇企业。
在“晋江假药案”爆发前一年,晋江还是改革开放的模范标兵。1984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福建一枝花——记晋江陈埭公社农民集资办企业》并附有署名短评《陈埭的启示》,高度评价当地联户集资办厂的做法。1984年晋江县陈埭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
然而,昨天还在扶犁禾锄的农民,没有多少积累就冲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浮,难免会走一段弯路。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晋江当地个别联户食品厂以冰糖银耳等制成快速食品,加上卫检编号作为保健药品销售,企图在公费医疗中通过处方开给病人,以扩大销路——引起福建省委、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被禁锢的思想刚刚解冻的年代,因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未统一,现在看来可以由法律解决的案件在当时是“天大的事”。不久,中央和福建省的工作组先后进驻晋江。“晋江假药案”一时间让整个晋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刚刚显得生龙活虎的乡镇企业没有了生气。在全国舆论的声讨下,晋江的改革发展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尤垂镇就在这个时候受命主持晋江工作。这次任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福建省主要领导对“晋江假药案”的态度。
1982年,尤垂镇被调往仑苍公社当书记。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生活困难,尤垂镇召开了仑苍公社的扩干会。会上,他指出“中央文件已明确要‘发展商品生产’,老百姓办工厂就是生产商品；中央文件也明确‘流通要搞活’,搞供销、推销是搞活流通”,并号召“发动千家万户办工厂”。
仑苍的水龙头工厂很快办起来了。但1983年,一家中央媒体刊登了一封大连读者来信,说福建南安仑苍水龙头质量低劣,欺骗消费者,甚至提高到“一个小小的仑苍要搞乱全国”的高度。
1983年全国正开展“严打”。买空卖空,制假贩假,都是打击对象。为避免辛苦建起来的工厂夭折,尤垂镇派村支书重新购买上好的水龙头上门更换,赔礼道歉。他在全公社召开大会,提出“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继续发动群众办工厂。
最终,通过福建当地媒体的报道和福建省农办的调研,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知道了仑苍公社的实践。在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项南对仑苍公社给予了肯定。
30多年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福建省德化县采访。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德化县委副书记的邱双炯听记者提起尤垂镇,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在仑苍搞经济有一套。”
“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时任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将尤垂镇叫到泉州谈话。
参与撰写《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孙长江,在《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的序言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
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33年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尤垂镇老人的口中再次听到了“除虫护花”四个字。“项南书记说‘除虫护花’。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泼掉。”尤垂镇说。
张明俊书记担心尤垂镇不肯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鼓励他,甚至还手把手地交代赴任后怎么开展工作。
当时,晋江领导班子派性斗争很激烈,对“假药案”也有不同态度。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就任后,尤垂镇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统一县委班子的思想。当时县委一帮人开会,常常开到凌晨两三点。各方各抒已见后,主持工作的尤垂镇再进行集中。
最后,晋江县委领导班子形成共识,即:正确对待假药案,汲取教训,分清是非,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帮助广大企业主放下思想包袱,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
催生晋江县经济活力的“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厂,允许企业雇工,允许股份分红,允许价格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业务提成)被保留了下来。
在对工作组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同时,尤垂镇提出建议:如果要处理晋江群众、处理晋江干部,开会时他最好能够参加,并允许发表意见。
“我们更了解当地情况,也知道(假药案)是怎么发生的,能比较客观。”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
尤垂镇还主张把案子办成铁案,“证据要确凿,要经得起检验”。有人说他,“头脑坏掉了”,好心劝他“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但尤垂镇并不考虑这些,“一旦不实事求是,就糟糕了。”
多年之后,有人告诉尤垂镇,晋江办企业的人多少都有海外关系。如果各乡镇多抓那么一两个人,大家可能都跑出国了。
2017年的晋江市GDP完成1981.50亿元。晋江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已连续6年居全国第5位,晋江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4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
“‘晋江假药案’没有让晋江趴下。晋江一直在发展。”虽然1990年尤垂镇调离了晋江,但说起晋江今天的成就,退休多年的老人难掩自豪之情。
冒险“放水养鱼”
“晋江假药案”风波刚刚平息,尤垂镇就把精力放到了晋江的发展上。晋江要发展,就必须继续给农民办的乡镇企业松绑。尤垂镇找到当时的泉州税务局局长曾文解,问他敢不敢来晋江搞“带征率”试点。类似的试点两人在南安仑苍曾有过尝试。曾文解笑了笑说,你书记邀请,我有什么不敢的?(下转7版)
(上接6版)所谓“带征率”类似定额税。“比如做陶瓷的,你这里有10孔,我一孔算你5毛钱,你10孔就是5块钱,一个月就收你5块钱。”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道。
曾在晋江县委工作的王庆祥回忆道:“尤书记说过,要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卵。只有生蛋才能长久。”
“养鱼先放水,水大鱼才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宽松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于涵养税源,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加之,当时晋江农民办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会计水平低,税务一线检查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带征率”无疑符合晋江实际。
然而,“带征率”属于税收包干,违反当时的税法政策。尤垂镇和曾文解商量好,责任一起担,风险一起扛。
今天,记者很难真切体会尤垂镇和曾文解当初面临的压力。年至耄耋的老人回顾这一段往事时非常洒脱:“改革要创新,就是要闯嘛,不能怕担风险。”
当时,尤垂镇向晋江地委领导作了汇报,获得了领导鼓励“大胆地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1987年晋江县税务局《关于核定乡、镇企业所得税带征率的几点意见》中看到“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一般乐意接受,只要带征定得合理,国家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实施“带征率”后,晋江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邻县也纷纷向晋江取经。据说,“带征率”被晋江地委领导称作是尤垂镇的“秘密武器”。
尤垂镇不止一次为扶持晋江企业发展担风险。今天晋江市的龙头企业恒安集团在1985年从安海镇后林村搬进安海镇区时,只在安东街道的两个小店面里“蜗居”。
尤垂镇实地调研后认为,工厂放在小店铺里根本没有发展前景。为了扶持安海企业发展,晋江县委决定把原来只种木麻黄的海滩,填起来开发成桥头工业区。尤垂镇同意安海镇边平整土地边走报批程序。
安海镇的情况很快被上级领导知道了。时任安海镇党委书记的陈永恩和镇长被叫到泉州做深刻检查。
陈永恩去泉州之前,先到晋江县委找到了尤垂镇。尤垂镇了解情况后说:“要做检查,也是晋江县去做。我带头做。”
尤垂镇向地委张明俊书记汇报了此事,获得了领导的支持。
晋江市政协主席周伯恭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道:“尤书记和当时的县委班子想方设法给企业松绑,创造发展条件。那几年是晋江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当年有省里的领导曾善意地提醒过尤垂镇,晋江也有不少农业的典型,既然压力这么大,晋江何不转向发展农业?尤垂镇和县委一帮人想都没想,谢绝了省领导的好意。尤垂镇想得很清楚,晋江冲在改革开放前沿是因为有侨乡的优势。但晋江成为侨乡,恰恰是因为人多地少,历史上才有老百姓下南洋谋生。重走农业为纲的路子,晋江人只能继续守穷。
“那个时候政治压力大,大家认识也不统一。但是改革方向大家看清楚了,就是搞商品经济,要吃饱饭,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拍板给企业“戴帽”
1989年,晋江的改革发展面临“晋江假药案”后又一次生死考验。
晋江的乡镇企业脱胎于集体经济名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
当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间,“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份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业对待。
“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私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在福建泉州市的寓所,尤垂镇老人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当年对政治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合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回忆道。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合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私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带上各种帽子后,晋江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中,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
身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的县委书记,尤垂镇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初心:“我这一辈人都是农民的儿子。当了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敢付出,敢担当,敢负责任,敢冲,敢拼,不计较。”
让连说五个“敢”的尤垂镇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因“假药案”黯然离职的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到晋江故地重游。当时已调离晋江的尤垂镇参与陪同。
“陈埭镇的群众奔走相告说,项书记来了,项书记还很健康。大家非常高兴。不一会儿鞭炮就放起来了。马路上,阳台上……走到哪里,哪里都在放鞭炮。”尤垂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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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垂镇:富民快车道轻易不踩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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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24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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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垂镇:富民快车道轻易不踩急刹车
（2018-12-24）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8年,尤垂镇(左)在福建泉州的寓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姚煜娟摄
本报记者刘荒、李坤晟
48岁那一年,尤垂镇站在了决定晋江命运的历史关口。1985年9月,他从福建省德化县调任晋江县任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负责处理震惊全国的“晋江假药案”。
当时,不论是尤垂镇还是晋江老百姓都想象不到,十七年后,晋江人爱拼敢赢的奋斗历程被提炼出鼎鼎大名的“晋江经验”。
1985年的夏秋之交,晋江人心惶惶:“晋江假药案”到底要处理多少人?乡镇企业还能不能办下去?晋江的路该怎么走?
在改革开放迎来的第40个年头,年逾81岁的尤垂镇在泉州的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身体依然硬朗的老人始终面带微笑。他的举止修养让人如沐春风。只有深刻了解那段历史,才能体会老人当年的抉择和作为,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
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尤垂镇最欣慰的是,即使晋江在发展的快车道上遭遇磕磕绊绊,始终没踩急刹车,没走回头路。
受命“除虫护花”
晋江的改革开放从农民洗脚上岸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农民利用侨乡“闲人”和侨眷“闲房、闲钱”等优势,纷纷创办联户集资的乡镇企业。
在“晋江假药案”爆发前一年,晋江还是改革开放的模范标兵。1984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福建一枝花——记晋江陈埭公社农民集资办企业》并附有署名短评《陈埭的启示》,高度评价当地联户集资办厂的做法。1984年晋江县陈埭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
然而,昨天还在扶犁禾锄的农民,没有多少积累就冲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浮,难免会走一段弯路。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晋江当地个别联户食品厂以冰糖银耳等制成快速食品,加上卫检编号作为保健药品销售,企图在公费医疗中通过处方开给病人,以扩大销路——引起福建省委、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被禁锢的思想刚刚解冻的年代,因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未统一,现在看来可以由法律解决的案件在当时是“天大的事”。不久,中央和福建省的工作组先后进驻晋江。“晋江假药案”一时间让整个晋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刚刚显得生龙活虎的乡镇企业没有了生气。在全国舆论的声讨下,晋江的改革发展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尤垂镇就在这个时候受命主持晋江工作。这次任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福建省主要领导对“晋江假药案”的态度。
1982年,尤垂镇被调往仑苍公社当书记。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生活困难,尤垂镇召开了仑苍公社的扩干会。会上,他指出“中央文件已明确要‘发展商品生产’,老百姓办工厂就是生产商品；中央文件也明确‘流通要搞活’,搞供销、推销是搞活流通”,并号召“发动千家万户办工厂”。
仑苍的水龙头工厂很快办起来了。但1983年,一家中央媒体刊登了一封大连读者来信,说福建南安仑苍水龙头质量低劣,欺骗消费者,甚至提高到“一个小小的仑苍要搞乱全国”的高度。
1983年全国正开展“严打”。买空卖空,制假贩假,都是打击对象。为避免辛苦建起来的工厂夭折,尤垂镇派村支书重新购买上好的水龙头上门更换,赔礼道歉。他在全公社召开大会,提出“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继续发动群众办工厂。
最终,通过福建当地媒体的报道和福建省农办的调研,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知道了仑苍公社的实践。在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项南对仑苍公社给予了肯定。
30多年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福建省德化县采访。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德化县委副书记的邱双炯听记者提起尤垂镇,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在仑苍搞经济有一套。”
“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时任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将尤垂镇叫到泉州谈话。
参与撰写《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孙长江,在《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的序言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
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33年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尤垂镇老人的口中再次听到了“除虫护花”四个字。“项南书记说‘除虫护花’。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泼掉。”尤垂镇说。
张明俊书记担心尤垂镇不肯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鼓励他,甚至还手把手地交代赴任后怎么开展工作。
当时,晋江领导班子派性斗争很激烈,对“假药案”也有不同态度。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就任后,尤垂镇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统一县委班子的思想。当时县委一帮人开会,常常开到凌晨两三点。各方各抒已见后,主持工作的尤垂镇再进行集中。
最后,晋江县委领导班子形成共识,即:正确对待假药案,汲取教训,分清是非,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帮助广大企业主放下思想包袱,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
催生晋江县经济活力的“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厂,允许企业雇工,允许股份分红,允许价格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业务提成)被保留了下来。
在对工作组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同时,尤垂镇提出建议:如果要处理晋江群众、处理晋江干部,开会时他最好能够参加,并允许发表意见。
“我们更了解当地情况,也知道(假药案)是怎么发生的,能比较客观。”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
尤垂镇还主张把案子办成铁案,“证据要确凿,要经得起检验”。有人说他,“头脑坏掉了”,好心劝他“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但尤垂镇并不考虑这些,“一旦不实事求是,就糟糕了。”
多年之后,有人告诉尤垂镇,晋江办企业的人多少都有海外关系。如果各乡镇多抓那么一两个人,大家可能都跑出国了。
2017年的晋江市GDP完成1981.50亿元。晋江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已连续6年居全国第5位,晋江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4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
“‘晋江假药案’没有让晋江趴下。晋江一直在发展。”虽然1990年尤垂镇调离了晋江,但说起晋江今天的成就,退休多年的老人难掩自豪之情。
冒险“放水养鱼”
“晋江假药案”风波刚刚平息,尤垂镇就把精力放到了晋江的发展上。晋江要发展,就必须继续给农民办的乡镇企业松绑。尤垂镇找到当时的泉州税务局局长曾文解,问他敢不敢来晋江搞“带征率”试点。类似的试点两人在南安仑苍曾有过尝试。曾文解笑了笑说,你书记邀请,我有什么不敢的?(下转7版)
(上接6版)所谓“带征率”类似定额税。“比如做陶瓷的,你这里有10孔,我一孔算你5毛钱,你10孔就是5块钱,一个月就收你5块钱。”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道。
曾在晋江县委工作的王庆祥回忆道:“尤书记说过,要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卵。只有生蛋才能长久。”
“养鱼先放水,水大鱼才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宽松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于涵养税源,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加之,当时晋江农民办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会计水平低,税务一线检查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带征率”无疑符合晋江实际。
然而,“带征率”属于税收包干,违反当时的税法政策。尤垂镇和曾文解商量好,责任一起担,风险一起扛。
今天,记者很难真切体会尤垂镇和曾文解当初面临的压力。年至耄耋的老人回顾这一段往事时非常洒脱:“改革要创新,就是要闯嘛,不能怕担风险。”
当时,尤垂镇向晋江地委领导作了汇报,获得了领导鼓励“大胆地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1987年晋江县税务局《关于核定乡、镇企业所得税带征率的几点意见》中看到“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一般乐意接受,只要带征定得合理,国家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实施“带征率”后,晋江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邻县也纷纷向晋江取经。据说,“带征率”被晋江地委领导称作是尤垂镇的“秘密武器”。
尤垂镇不止一次为扶持晋江企业发展担风险。今天晋江市的龙头企业恒安集团在1985年从安海镇后林村搬进安海镇区时,只在安东街道的两个小店面里“蜗居”。
尤垂镇实地调研后认为,工厂放在小店铺里根本没有发展前景。为了扶持安海企业发展,晋江县委决定把原来只种木麻黄的海滩,填起来开发成桥头工业区。尤垂镇同意安海镇边平整土地边走报批程序。
安海镇的情况很快被上级领导知道了。时任安海镇党委书记的陈永恩和镇长被叫到泉州做深刻检查。
陈永恩去泉州之前,先到晋江县委找到了尤垂镇。尤垂镇了解情况后说:“要做检查,也是晋江县去做。我带头做。”
尤垂镇向地委张明俊书记汇报了此事,获得了领导的支持。
晋江市政协主席周伯恭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道:“尤书记和当时的县委班子想方设法给企业松绑,创造发展条件。那几年是晋江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当年有省里的领导曾善意地提醒过尤垂镇,晋江也有不少农业的典型,既然压力这么大,晋江何不转向发展农业?尤垂镇和县委一帮人想都没想,谢绝了省领导的好意。尤垂镇想得很清楚,晋江冲在改革开放前沿是因为有侨乡的优势。但晋江成为侨乡,恰恰是因为人多地少,历史上才有老百姓下南洋谋生。重走农业为纲的路子,晋江人只能继续守穷。
“那个时候政治压力大,大家认识也不统一。但是改革方向大家看清楚了,就是搞商品经济,要吃饱饭,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拍板给企业“戴帽”
1989年,晋江的改革发展面临“晋江假药案”后又一次生死考验。
晋江的乡镇企业脱胎于集体经济名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
当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间,“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份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业对待。
“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私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在福建泉州市的寓所,尤垂镇老人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当年对政治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合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回忆道。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合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私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带上各种帽子后,晋江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中,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
身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的县委书记,尤垂镇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初心:“我这一辈人都是农民的儿子。当了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敢付出,敢担当,敢负责任,敢冲,敢拼,不计较。”
让连说五个“敢”的尤垂镇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因“假药案”黯然离职的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到晋江故地重游。当时已调离晋江的尤垂镇参与陪同。
“陈埭镇的群众奔走相告说,项书记来了,项书记还很健康。大家非常高兴。不一会儿鞭炮就放起来了。马路上,阳台上……走到哪里,哪里都在放鞭炮。”尤垂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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