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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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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2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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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左二)当年向农民了解情况(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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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
走进亚洲最大的菜市场——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南来北往的客商已经很少知道王伯祥,毕竟他离任寿光县委书记已经28年。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政绩”,成为改革开放40年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作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王伯祥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抓蔬菜市场建设,抓蔬菜大棚推广,抓寿北开发壮大工业企业……在很多寿光人心中,一副农民模样的王伯祥,还是一位算大账算长远账的县委书记。
司机找书记算账,催生出亚洲最大的菜市场
年逾古稀的王伯祥,清瘦,看上去不苟言笑。
1986年5月,王伯祥担任山东省寿光县县委书记。他清楚地记得前任县委书记李汉三调任潍坊市人大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撑起寿光这个家。”
拿什么撑起寿光的未来呢?王伯祥想到的还是抓蔬菜流通。
寿光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便诞生于此。尤其是寿光南部,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合蔬菜种植。清康熙年间,寿光就有40个蔬菜品种。即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寿光人也没丢掉老本行。
田间没有连接市场,寿光人很早就体会到了菜贱伤农的苦涩。1983年,刚刚解决温饱的寿光南部农民,因为单一种植大白菜,结果导致两万五千吨大白菜滞销,只能任其烂在田间地头。
这一年的冬天,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下班路上从一位哭泣的农民手中买下一整车白菜,一家人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寿光北部有一条马路通往胜利油田。背靠这个30万人的大型国有油田,零星的蔬菜市场就在马路两侧自发形成。
“露天设摊贩卖,路就堵上了,司机到了这里就骂领导,骂县委书记。”王伯祥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庆幸当时并没有简单地以交通执法为由,取缔这些路边市场,否则就扼杀了寿光的发展。
为了治堵,也为了给寿光蔬菜寻找出路,1984年8月,在王伯祥的主持下,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一个叫九巷村的地方建成了。
当时的寿光,经销蔬菜要靠国营公司。“实事求是地讲,要牵扯到姓‘社’姓‘资’的问题,抓市场就必然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王伯祥回忆说。
在新生的市场,老实巴交的寿光农民,推着一辆小车就能换回一沓钞票,多到能让他们幸福地点上几遍。人流不断涌向九巷,占地20亩的菜市场人满为患。
硬化地面,铺设管道,搭建交易大棚,招收记账员、服务员、经纪人……刚刚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的王伯祥,动员全县万名干部职工参与蔬菜市场扩建。第二年,九巷蔬菜市场面积扩大至150亩,交易额达到了1.5亿元。
王伯祥还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三个百分之七十”的号召: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要拿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力、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每个人拿出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参与蔬菜大流通。
举全县人脉资源建设的批发市场,先后与20多个省区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起稳定的销售关系。
1988年,我国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吃上新鲜蔬菜,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彼时的王伯祥,已经带着供销人员,将寿光菜卖到了北京人民的菜篮子中。
到了1991年,九巷蔬菜市场占地达到了600亩。与之相适应,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东北的土豆、甘肃的洋葱、江浙的莲藕……寿光人把蔬菜生意做到了“买全国卖全国”。
2009年,脱胎于九巷蔬菜市场的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投入使用。如今,行走在这个面积超过280多个足球场,日成交量两万吨的地方,能真切感受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气势。
帮菜农算明白账,“长江以北就这17个大棚”
谈起老书记王伯祥,寿光“蔬菜大王”王乐义有说不完的话。言到动情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什么叫担当,这就叫担当!”
同为寿光“蔬菜革命”的关键人物,两人的友谊超过了半个世纪,至今惺惺相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广大农村一样,寿光农民吃饱了饭,但是兜里没钱。在寿光县三元朱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正在为村民致富发愁。
村里种过果树,办过食品加工厂,村民嫌来钱慢,不解渴。
解放以前,村里有人当兵去了台湾,脑子活络的王乐义想到了海外关系。
“刚一接触,对方就说当年就是大头兵,到了台湾之后也没搞生意。”王乐义笑着说,这也指望不上。
几经探索,王乐义把目光投向了蔬菜大棚。夏天是草,冬天是宝,种了多年蔬菜的寿光人,自己冬天吃菜都只能靠贮藏。
那时的三元朱村已经建了几个蔬菜大棚,只是冬天需要在棚里生炉子,而且只能种叶子菜,种不出黄瓜西红柿等果菜。
为了改良大棚技术,从1986年开始,王乐义带着村民数次外出学习。
在北京四季青,他们见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温室大棚,但是每平方米一千元的造价,让这些山东农民面面相觑。
王乐义记得一名保安曾对他说,建设大棚的日本专家,晚上还要回日本睡觉。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永山的名字和山东寿光联系在了一起。
说来也巧,王乐义的堂弟王新民是经营蔬菜的专业户。他在大连结识了韩永山。这位辽东农民通过参阅国外农技书籍,搞出了冬天不生炉子的冬季暖式大棚,并且通过嫁接技术在里面种出了黄瓜。
看到王新民拿着从韩永山大棚里摘下的黄瓜,王乐义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怀着巨大的诚意,王乐义将一身是宝的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担任冬季暖式大棚的技术指导。
已经退休的农业干部信俊仁,当时是三元朱村的驻点干部,“韩永山就住在三元朱村的村部,村里怕他住不惯,特意买了稀罕的席梦思。”
三元朱村开始筹建冬季暖式大棚,可是建一个大棚需要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干不好怎么办?
关键时刻,一直关注大棚进展的王伯祥找到了王乐义。
王伯祥鼓励王乐义,搞试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成功很好,不成功总结经验再搞,“有什么事情我顶着”。
这一年,三元朱村17名党员,一人“认领”了一个大棚。
1989年8月间,17个新式大棚出现在了齐鲁大地上。年前收了一茬,年后又收了一茬,刨去大棚建设费,一年收入两万多元。
当水嫩嫩的大棚黄瓜上市时,大家对价格举棋不定。有人说2元,有人说3元。王乐义也想了一下说,卖到5元就了不得了。
在农民眼中很懂经济的县委书记王伯祥则豪气地说,“长江以北就你们这17个大棚,依我看,低于10元一斤就不卖……”
有了县委书记帮忙算账,三元朱村信心高涨。
一个三元朱村还不够。当时全县938个村,仅有四个村的存款超过一万元,而三元朱村凭借暖式大棚,收入突破百万元。
王伯祥已经想好大干一场。他组织万人大会,号召向三元朱村学习；让王乐义参加县委常委会,研究冬暖式大棚向全县推广；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王伯祥亲自担任,另外再配两个副县长,保证足够的领导力量；成立和局长一个级别的蔬菜办公室,除了沿海几个乡镇,其余27个乡镇全部搞试点……
王伯祥还聘请韩永山担任蔬菜办公室顾问,这让自认没有文化的老韩非常忐忑。
据韩永山的爱人周万珍回忆,王伯祥对老韩说,不要你的文化,只要你的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很多农民拿不出钱建大棚,王伯祥承诺每个大棚县里补助2000元,按时到位。然后,他亲自跑到银行要贷款。
县委书记找到银行行长,开口就要2000万。因为数目太大,这位行长很为难,要是放出去,谁又能担保全部收回呢?
“我担保行不行?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值2000万?”王伯祥问。
1990年,寿光一口气建成了5000多个冬季暖式大棚,除了个别因为火灾“夭折”,其余全部成功。
寿光蔬菜,开始由量向质转变。
算清共同富裕账,寿光不能“半身不遂”
由于想念家人,韩永山产生了返乡的念头。为了留住人才,王伯祥组织召开常委会,决定奖励韩永山现金5万元,50多平方米楼房一套,全家四口迁到寿光“农转非”。
这是一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美谈。要知道,王伯祥当时的月工资才107元,11个县委常委中,9个人的配偶都是农村户口。
而当有人提议建一个高档办公楼,改善一下办公条件,或者在全县一万眼机井上加盖机井房,迎接全国水利会议……王伯祥都给怼了回去。
“我们是为多数人干的,不是为少数人看的。”熟悉王伯祥的人知道,这个一副农民模样的县委书记,讨厌往腮上抹粉。
善于替群众算细账的王伯祥,在全县算的是共同富裕的大账。
寿光北临渤海,南抵青州,东衔寒亭,西接广饶。一条弥河穿县而过,将寿光分为南北两块:寿南湿润,土地肥沃,被誉为“昌潍粮仓”；寿北则是120万亩的盐碱地,开发寿北在当时是老大难的问题。
“南部逐渐富了,北边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王伯祥不止一次地说,寿光不能“半身不遂”。
1987年,寿光成立寿北开发规划组,300多名水利、养虾、晒盐方面的技术人员,经过8个月调研完成了可行性规划。
包产到户若干年后,寿光依然组织起了20万人的建设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寿北的盐碱地。
信俊仁参与了这场从1987年10月开始的大会战:天还没亮,汽车、推土机、拖拉机、马车、小推车,就排满了道路。20万民工扛着工具,潮水般涌向盐碱地。
王伯祥和其他建设者一样,住在工地的窝棚里。县委11名常委中有9名刚好也在工地,常委会索性就在窝棚里召开。
长达45天的大会战,在寿北盐碱滩涂上开发出了15万亩虾池、20万亩盐田,60万亩棉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企业面临贷款难。为了让工业企业快速成长,善于算账的王伯祥把财政局长田效忠请到了办公室:“我要把全县的工业税收全免了。”
财政局长吃了一惊,全县两万多张吃财政饭的嘴巴怎么安排?王伯祥一点一滴给他算,老田的眉头才逐渐舒展。
1986年,寿光全县财政收入1亿元,其中盐业税占到六成,工业税仅仅1500万元。增加一点盐税,就能把免收工业税后的窟窿补上。
王伯祥把主管盐业的副县长、盐业公司总经理和税务局长叫在一起,再加上田效忠,“四人小组”南下西进推销寿光盐。
作为“放水养鱼”故事的重要人物之一,田效忠常说,他(王伯祥)脑壳里有钱。
“这可是我们当年发展工业的秘密武器,一般人不会问,我也不会说。”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武器”后,老人居然露出一丝慧黠的微笑。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陆续有记者过来采访,希望从这位75岁的老人身上,找到40年发展历程的注脚。
“当年在寿光建蔬菜市场,推广蔬菜大棚,遇到阻力怎么办?”记者问。
“当时寿光发展蔬菜产业,上级也有不同意见,说还吃不吃饭了?我们县委也不听这一套。”王伯祥语气肯定地说。
这位县委书记甚至坦言,“担当”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鲜词汇。他履职的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干部免责条款,也不用出台文件激发干部的状态。他理解的担当,就是时时刻刻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看大方向,有的干部作风简单一些,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要鼓励他。”
为民生算大账的王伯祥,对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很少顾及。1991年,他升任潍坊市副市长,搬家时有一台补了差价的电冰箱,一张桐木床,几把旧座椅,还有几个塞满被褥的纸箱子,只用了一辆小货车就搬得干干净净。
心直口快敢做敢当的王伯祥,难免得罪人。在寿光期间,曾有部分村民被人鼓动,联名给上级写信,质疑他建设蔬菜市场的合法性,投诉拆迁补贴不到位。
上级部门做了深入调查后认为,寿光走的是一条致富群众的好路子,但是群众工作还要做深做细……
面对“插曲”,王伯祥曾坦言:“没有想让所有人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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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祥: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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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24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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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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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2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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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左二)当年向农民了解情况(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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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
走进亚洲最大的菜市场——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南来北往的客商已经很少知道王伯祥,毕竟他离任寿光县委书记已经28年。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政绩”,成为改革开放40年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作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王伯祥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抓蔬菜市场建设,抓蔬菜大棚推广,抓寿北开发壮大工业企业……在很多寿光人心中,一副农民模样的王伯祥,还是一位算大账算长远账的县委书记。
司机找书记算账,催生出亚洲最大的菜市场
年逾古稀的王伯祥,清瘦,看上去不苟言笑。
1986年5月,王伯祥担任山东省寿光县县委书记。他清楚地记得前任县委书记李汉三调任潍坊市人大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撑起寿光这个家。”
拿什么撑起寿光的未来呢?王伯祥想到的还是抓蔬菜流通。
寿光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便诞生于此。尤其是寿光南部,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合蔬菜种植。清康熙年间,寿光就有40个蔬菜品种。即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寿光人也没丢掉老本行。
田间没有连接市场,寿光人很早就体会到了菜贱伤农的苦涩。1983年,刚刚解决温饱的寿光南部农民,因为单一种植大白菜,结果导致两万五千吨大白菜滞销,只能任其烂在田间地头。
这一年的冬天,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下班路上从一位哭泣的农民手中买下一整车白菜,一家人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寿光北部有一条马路通往胜利油田。背靠这个30万人的大型国有油田,零星的蔬菜市场就在马路两侧自发形成。
“露天设摊贩卖,路就堵上了,司机到了这里就骂领导,骂县委书记。”王伯祥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庆幸当时并没有简单地以交通执法为由,取缔这些路边市场,否则就扼杀了寿光的发展。
为了治堵,也为了给寿光蔬菜寻找出路,1984年8月,在王伯祥的主持下,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一个叫九巷村的地方建成了。
当时的寿光,经销蔬菜要靠国营公司。“实事求是地讲,要牵扯到姓‘社’姓‘资’的问题,抓市场就必然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王伯祥回忆说。
在新生的市场,老实巴交的寿光农民,推着一辆小车就能换回一沓钞票,多到能让他们幸福地点上几遍。人流不断涌向九巷,占地20亩的菜市场人满为患。
硬化地面,铺设管道,搭建交易大棚,招收记账员、服务员、经纪人……刚刚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的王伯祥,动员全县万名干部职工参与蔬菜市场扩建。第二年,九巷蔬菜市场面积扩大至150亩,交易额达到了1.5亿元。
王伯祥还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三个百分之七十”的号召: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要拿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力、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每个人拿出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参与蔬菜大流通。
举全县人脉资源建设的批发市场,先后与20多个省区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起稳定的销售关系。
1988年,我国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吃上新鲜蔬菜,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彼时的王伯祥,已经带着供销人员,将寿光菜卖到了北京人民的菜篮子中。
到了1991年,九巷蔬菜市场占地达到了600亩。与之相适应,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东北的土豆、甘肃的洋葱、江浙的莲藕……寿光人把蔬菜生意做到了“买全国卖全国”。
2009年,脱胎于九巷蔬菜市场的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投入使用。如今,行走在这个面积超过280多个足球场,日成交量两万吨的地方,能真切感受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气势。
帮菜农算明白账,“长江以北就这17个大棚”
谈起老书记王伯祥,寿光“蔬菜大王”王乐义有说不完的话。言到动情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什么叫担当,这就叫担当!”
同为寿光“蔬菜革命”的关键人物,两人的友谊超过了半个世纪,至今惺惺相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广大农村一样,寿光农民吃饱了饭,但是兜里没钱。在寿光县三元朱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正在为村民致富发愁。
村里种过果树,办过食品加工厂,村民嫌来钱慢,不解渴。
解放以前,村里有人当兵去了台湾,脑子活络的王乐义想到了海外关系。
“刚一接触,对方就说当年就是大头兵,到了台湾之后也没搞生意。”王乐义笑着说,这也指望不上。
几经探索,王乐义把目光投向了蔬菜大棚。夏天是草,冬天是宝,种了多年蔬菜的寿光人,自己冬天吃菜都只能靠贮藏。
那时的三元朱村已经建了几个蔬菜大棚,只是冬天需要在棚里生炉子,而且只能种叶子菜,种不出黄瓜西红柿等果菜。
为了改良大棚技术,从1986年开始,王乐义带着村民数次外出学习。
在北京四季青,他们见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温室大棚,但是每平方米一千元的造价,让这些山东农民面面相觑。
王乐义记得一名保安曾对他说,建设大棚的日本专家,晚上还要回日本睡觉。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永山的名字和山东寿光联系在了一起。
说来也巧,王乐义的堂弟王新民是经营蔬菜的专业户。他在大连结识了韩永山。这位辽东农民通过参阅国外农技书籍,搞出了冬天不生炉子的冬季暖式大棚,并且通过嫁接技术在里面种出了黄瓜。
看到王新民拿着从韩永山大棚里摘下的黄瓜,王乐义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怀着巨大的诚意,王乐义将一身是宝的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担任冬季暖式大棚的技术指导。
已经退休的农业干部信俊仁,当时是三元朱村的驻点干部,“韩永山就住在三元朱村的村部,村里怕他住不惯,特意买了稀罕的席梦思。”
三元朱村开始筹建冬季暖式大棚,可是建一个大棚需要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干不好怎么办?
关键时刻,一直关注大棚进展的王伯祥找到了王乐义。
王伯祥鼓励王乐义,搞试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成功很好,不成功总结经验再搞,“有什么事情我顶着”。
这一年,三元朱村17名党员,一人“认领”了一个大棚。
1989年8月间,17个新式大棚出现在了齐鲁大地上。年前收了一茬,年后又收了一茬,刨去大棚建设费,一年收入两万多元。
当水嫩嫩的大棚黄瓜上市时,大家对价格举棋不定。有人说2元,有人说3元。王乐义也想了一下说,卖到5元就了不得了。
在农民眼中很懂经济的县委书记王伯祥则豪气地说,“长江以北就你们这17个大棚,依我看,低于10元一斤就不卖……”
有了县委书记帮忙算账,三元朱村信心高涨。
一个三元朱村还不够。当时全县938个村,仅有四个村的存款超过一万元,而三元朱村凭借暖式大棚,收入突破百万元。
王伯祥已经想好大干一场。他组织万人大会,号召向三元朱村学习；让王乐义参加县委常委会,研究冬暖式大棚向全县推广；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王伯祥亲自担任,另外再配两个副县长,保证足够的领导力量；成立和局长一个级别的蔬菜办公室,除了沿海几个乡镇,其余27个乡镇全部搞试点……
王伯祥还聘请韩永山担任蔬菜办公室顾问,这让自认没有文化的老韩非常忐忑。
据韩永山的爱人周万珍回忆,王伯祥对老韩说,不要你的文化,只要你的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很多农民拿不出钱建大棚,王伯祥承诺每个大棚县里补助2000元,按时到位。然后,他亲自跑到银行要贷款。
县委书记找到银行行长,开口就要2000万。因为数目太大,这位行长很为难,要是放出去,谁又能担保全部收回呢?
“我担保行不行?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值2000万?”王伯祥问。
1990年,寿光一口气建成了5000多个冬季暖式大棚,除了个别因为火灾“夭折”,其余全部成功。
寿光蔬菜,开始由量向质转变。
算清共同富裕账,寿光不能“半身不遂”
由于想念家人,韩永山产生了返乡的念头。为了留住人才,王伯祥组织召开常委会,决定奖励韩永山现金5万元,50多平方米楼房一套,全家四口迁到寿光“农转非”。
这是一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美谈。要知道,王伯祥当时的月工资才107元,11个县委常委中,9个人的配偶都是农村户口。
而当有人提议建一个高档办公楼,改善一下办公条件,或者在全县一万眼机井上加盖机井房,迎接全国水利会议……王伯祥都给怼了回去。
“我们是为多数人干的,不是为少数人看的。”熟悉王伯祥的人知道,这个一副农民模样的县委书记,讨厌往腮上抹粉。
善于替群众算细账的王伯祥,在全县算的是共同富裕的大账。
寿光北临渤海,南抵青州,东衔寒亭,西接广饶。一条弥河穿县而过,将寿光分为南北两块:寿南湿润,土地肥沃,被誉为“昌潍粮仓”；寿北则是120万亩的盐碱地,开发寿北在当时是老大难的问题。
“南部逐渐富了,北边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王伯祥不止一次地说,寿光不能“半身不遂”。
1987年,寿光成立寿北开发规划组,300多名水利、养虾、晒盐方面的技术人员,经过8个月调研完成了可行性规划。
包产到户若干年后,寿光依然组织起了20万人的建设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寿北的盐碱地。
信俊仁参与了这场从1987年10月开始的大会战:天还没亮,汽车、推土机、拖拉机、马车、小推车,就排满了道路。20万民工扛着工具,潮水般涌向盐碱地。
王伯祥和其他建设者一样,住在工地的窝棚里。县委11名常委中有9名刚好也在工地,常委会索性就在窝棚里召开。
长达45天的大会战,在寿北盐碱滩涂上开发出了15万亩虾池、20万亩盐田,60万亩棉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企业面临贷款难。为了让工业企业快速成长,善于算账的王伯祥把财政局长田效忠请到了办公室:“我要把全县的工业税收全免了。”
财政局长吃了一惊,全县两万多张吃财政饭的嘴巴怎么安排?王伯祥一点一滴给他算,老田的眉头才逐渐舒展。
1986年,寿光全县财政收入1亿元,其中盐业税占到六成,工业税仅仅1500万元。增加一点盐税,就能把免收工业税后的窟窿补上。
王伯祥把主管盐业的副县长、盐业公司总经理和税务局长叫在一起,再加上田效忠,“四人小组”南下西进推销寿光盐。
作为“放水养鱼”故事的重要人物之一,田效忠常说,他(王伯祥)脑壳里有钱。
“这可是我们当年发展工业的秘密武器,一般人不会问,我也不会说。”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武器”后,老人居然露出一丝慧黠的微笑。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陆续有记者过来采访,希望从这位75岁的老人身上,找到40年发展历程的注脚。
“当年在寿光建蔬菜市场,推广蔬菜大棚,遇到阻力怎么办?”记者问。
“当时寿光发展蔬菜产业,上级也有不同意见,说还吃不吃饭了?我们县委也不听这一套。”王伯祥语气肯定地说。
这位县委书记甚至坦言,“担当”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鲜词汇。他履职的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干部免责条款,也不用出台文件激发干部的状态。他理解的担当,就是时时刻刻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看大方向,有的干部作风简单一些,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要鼓励他。”
为民生算大账的王伯祥,对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很少顾及。1991年,他升任潍坊市副市长,搬家时有一台补了差价的电冰箱,一张桐木床,几把旧座椅,还有几个塞满被褥的纸箱子,只用了一辆小货车就搬得干干净净。
心直口快敢做敢当的王伯祥,难免得罪人。在寿光期间,曾有部分村民被人鼓动,联名给上级写信,质疑他建设蔬菜市场的合法性,投诉拆迁补贴不到位。
上级部门做了深入调查后认为,寿光走的是一条致富群众的好路子,但是群众工作还要做深做细……
面对“插曲”,王伯祥曾坦言:“没有想让所有人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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