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的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笔者近日来到河北邢台市新河县,瞻仰了董振堂事迹陈列馆。董振堂是新河县西李家庄人,故乡立有他的墓碑,但那是衣冠冢,一代名将的遗骸,与众多西路军将士一起,湮没在祁连山下茫茫大漠戈壁之中。

 

　　董振堂短暂的42年人生,似乎与冬天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于1895年12月21日,宁都起义是1931年12月14日,他牺牲的时间,在1937年1月20日……在将军故乡的雪夜中,细细思考他的一生,一个为中国前途命运迷茫的旧军阀,为何能够成长为有着坚定信仰、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红军高级将领?

 

　　本文选取跟董振堂相关的十个片断:他在寒夜中的呐喊与觉醒；信仰的力量,如同寒夜中燃起的火苗,熊熊而燎原；他在寒夜最深重的时刻倒下,而他的同志,继续奔向曙光。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时刻: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26路军宣布加入红军。他们连夜向中央苏区开拔,走出黑暗,迎来了翌日的朝阳辉映,苏区军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身材高大的董振堂走在队前,他素来是个不苟言笑的军人,此刻满脸愉悦之情。

 

　　26军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且不论这次起义对蒋介石及其麾下国民党军队的心理打击,也不说对刚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鼓舞,就看看他们给红军增加了什么家底吧:1.7万余官兵,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携带着20000多件轻重武器和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让处于“围剿”之中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及时补给(宁都起义比原计划推迟一天,是因为新发下的20000套冬装和军饷这一天抵达宁都),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一次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是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一台半电台起家的。“半台”之来历:红军战士第一次缴获电台时不“识货”,砸掉了发报机,只剩下收报机,领导闻讯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乱碰电台。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宁都起义后,8部电台加上40多名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1932年1月13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特地带着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一同到位于瑞金叶坪村的红中社参观。

 

　　史料记载:宁都距离瑞金不到100公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同一天诞生的红中社,播发了“一苏大”召开的消息,被驻宁都的26路军接收到了,更坚定了他们起义的决心。

 

 

　　1932年3月7日,赣州南门城下,董振堂率先手舞大刀冲进敌阵,身后数千把大刀举起来,白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哪见过这阵势,仓皇逃入城内。

 

　　这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率部参加的第一次战役。当时红军围攻赣州半个月,没有攻下有“铁赣州”之称的坚城,反而被敌人反包围,情势危急之际,董振堂率领作为总预备队的红5军团第13军杀入战场,以大刀贴身近战,掩护攻城部队撤退,随即红军撤围赣州。　　　　

 

　　董振堂从小习武,他所在的西北军,素来以大刀著称(1933年春天长城抗战时,西北军29路军的大刀曾在喜峰口把日本鬼子砍出了心理阴影)。起义整编两个月后,这支劲旅在赣州城下闪亮登场,从此成为红军中能攻善守、以打防御战著称的精锐部队,人手一把步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大刀,令敌人闻风丧胆。

 

　　赣州之战后,董振堂、赵博生等率部又参与了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黄狮渡等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硬撼强敌,从不退缩。以南雄水口之战为例,从1932年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这是红5军团首次独立作战,时任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何为恶仗?当时红5军团对手是尚未领教过红军厉害的粤军,他们想南撤广东,颇为悍勇。战至9日,尸横遍野,董振堂感觉不对劲:情报不是说对方只有4个团吗,怎么这么难打?后来才知道:哪是4个团,足足有10个团!当时红5军团投入战斗有6000多人,也就是说,6000红军,阻击了10000多粤军!10日,决胜之日,红5军团从正面,毛泽东亲率红1军团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总攻,激战1小时,击溃敌人。战后统计,9天恶战,毙伤敌人3000人,仅在红5军团阵地前,被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近千具,粤军被打服了,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红5军团也付出惨重牺牲,有的团剩余不过百人……

 

　　在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董振堂、赵博生双双获得“红旗奖章”——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仿造苏联红军奖章样式,最早制作、最早颁发而且仅颁发一次的奖章,比红军后来制作颁发的“八一红星奖章”,还要早8个月。

 

 

　　毛泽东曾派他的夫人贺子珍,来到起义后整编中的红5军团,为大家表演节目。董振堂感慨不已。

 

　　把起义旧军队改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不容易。中央在红5军团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还从1、3军团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同时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回首这段历史,不得不感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强大威力。

 

　　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起义的过程,堪称国共两党的生死谍战,一方面,蒋介石对杂牌部队歧视,企图让红军与之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结果将董振堂等“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中共地下党员做“兵运”工作,成效卓著。

 

　　西北军中,很早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刘伯坚应冯玉祥之邀,担任西北军政治工作干部,积极改造旧军队,与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西北军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虽然短短九个月后,刘伯坚就因冯玉祥“清党”而被“礼送出境”,但从此留下火种,在以后的历史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影响了西北军:宁都起义、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在对红5团队的政治改造中,不是简单地说教灌输,政治工作做到了这支旧军队的心坎上:红军政工干部深入浅出讲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讲红军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艺宣传效果也很好,工农剧社的宣传队下到红5军团慰问演出,话剧《为谁牺牲》描写一个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对大家的思想触动很大,不少人流下悲愤的眼泪,还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反动派!”

 

 

　　1932年4月下旬,董振堂入党了,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圆,全部作为党费上缴,这事在红军中传开了,连毛泽东都惊动了,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用,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他留下了300块银圆,其余的全部作为党费。

 

　　此事颇见董振堂的性格。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忠义,一直是董振堂的性格特征,但是,加入红军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信仰和服从长官的旧军人,成长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红军高级将领。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到生命最后一刻。

 

　　据新河县编撰的《董振堂》记载,新河自古多灾而民性不屈,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北大地苦难深重,风云激荡。董振堂出身贫困农家,家里咬牙供他读书,他很刻苦,暗下决心,发奋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学好本领,救国救民。后来他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炮科,这个学校不简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毕业生后来不少到黄埔军校当教官。董振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卷入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董振堂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派到江西打红军。他痛苦、茫然,不知出路在何方——直到加入红军。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国民党军的帽花、胸章、领章,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将领,他还需要面临政治思想的彻底转变。他成功完成了转变。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定了“党领导枪”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崭新的军队。董振堂热爱这支军队。

 

 

　　刚加入红军不久,董振堂看到朱德总司令生活朴素,就给他送了一条毛毯,这是董振堂以前在北京买的,当时买了两条,紫地大花,厚实松软,俄国货。

 

　　这条毛毯一直陪着朱德,经历了长征的日日夜夜,直到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要去西安谈判,正值冬天,朱德又把这条毛毯送给了周恩来御寒。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路途颠簸,便把毛毯垫在背后。在途经甘泉县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险之一。打退土匪后,周恩来派人找回毛毯,已被枪弹打穿了十余处。到西安后,周恩来派人找城里最好的织补店修补。

 

　　很难还原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了——这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毛毯的原主人董振堂,在三个多月前,已经悲壮牺牲了……

 

　　周恩来很珍惜这条毛毯,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部开赴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送给了朱德。在山西,朱德睡的炕烧得太热,毛毯给烧了一个洞,卫士和房东大娘精心缝补。两年后,毛毯多处磨损断线,又被送到八路军后勤部的被服厂缝补。随后,朱德带着它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

 

　　这条毛毯,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

 

　　在它面前,顿悟什么叫革命情谊。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重现了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悲壮往事,红5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受伤昏迷被俘,醒来后毅然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扯断……还有什么比陈树湘的牺牲,更能说明湘江之战的惨烈?此役,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了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湘江之战、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三大悲剧,董振堂亲历了湘江之战,并成为西路军蒙难之役中的悲剧英雄……

 

　　红军长征过湘江时的序列是这样的:林彪率红1军团为左路,彭德怀率红3军团为右路,两个军团前头开路；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红1军团之后跟进,周昆率红8军团在红3军团之后跟进,两个军团掩护左右侧翼的安全,军委纵队居中,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殿后。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5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这也是从长征开始到结束,红5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的重要原因。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今人怎能想象当时红5军团殿后之艰难?在1935年5月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0000多名敌人,死死拖在阵地前。董振堂命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习惯了拥兵自重、互相倾轧、见死不救的国民党部队,焉能不败?

 

　　长征途中,董振堂率红5军团,保障了军委纵队及中央红军的后方安全,被誉为“铁流后卫”。《董振堂》一书认为:没有这支“铁流后卫”的阻击掩护,红军的长征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5年4月,红军在贵州北部山区急行军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分娩了,她痛得满地打滚,敌人追上来了,与红军后卫激烈交火。董振堂拎着枪跑过来问:还有多久能生出孩子?谁也不知道。董振堂又跑回阵地,大喊:“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他们不顾牺牲,坚守阵地,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随即被包裹起来,放在地上,留下一张请人收养的字条和几块银圆),产妇匆匆上路。阻击的战士见到她,怒目而视。董振堂大怒:“你们瞪什么瞪!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

 

　　每次看到这一段,都不禁热泪盈眶——为先烈的艰辛,更为先烈的担当。董振堂,真心英雄!

 

 

　　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时,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刘伯坚赶过来送别董振堂。这两个男人的友谊,始于1926年9月17日内蒙古五原县城的“五原誓师”大会,受邀担任冯玉祥部队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登台演讲:“我们的官兵兄弟都是贫苦工农出身,我们要革命,要为工农而战,为工农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战!”董振堂坐在台下,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从此,刘伯坚于他,亦师亦友。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在苏区见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刘伯坚,后者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将这支旧军队改造成纪律严明、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红军队伍过程中,刘伯坚付出了巨大心血。

 

　　于都之别,也是两人的永别。

 

　　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被捕。敌人让他带着镣铐,在江西大庾县最繁华的街道示众,他虽为囚徒,却气宇轩昂,路旁的人们敬佩不已。回到牢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带镣行》。这一年3月21日,刘伯坚被敌人杀害,时年40岁。毛泽东赞誉他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牺牲前,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牺牲了,他留下的遗书是:“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他牺牲后不到两年,甘肃高台县,在援军被阻击无法到达的情况下,董振堂率军浴血奋战9昼夜,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3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

 

　　董振堂是红军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牺牲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红五军军长,年仅42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他的遗骸,虽百般努力,终无所获。

 

　　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了一张: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回到董家的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找到了当年日本鬼子抄家时,他偷偷藏在墙缝里的叔叔的照片。从墙缝取出时,照片下面三分之一已经霉烂,从多半身像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照片中,董振堂神情英武刚毅,双目炯炯有神。今人睹之,怎不肃然起敬!董振堂与刘伯坚,是同一类的悲剧英雄:他们播种,却不问收获。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候。

 

　　1935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悬赏: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后人总是在假设:假设董振堂不牺牲,1955年授衔时,他是元帅,还是大将?

 

　　宁都起义的部队中,涌现了一大批党内军内高级干部,1955年到1964年,共有3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其中1位上将、5位中将。

 

　　假设董振堂不牺牲……但他毕竟牺牲了,还有那么多高级将领,都牺牲了:卢德铭、王尔琢、黄公略、张子清、邓萍、左权、刘志丹、叶挺、彭雪枫……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董振堂,还有那么多牺牲的烈士,不是为了元帅或将军的军衔去奋斗,他们前仆后继,是为了信仰。因为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董振堂受过委屈,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与敌人以堡垒战对堡垒战,遭遇惨败。丢掉广昌后,董振堂提出不应该以红军血肉之躯去攻打敌人的碉堡,结果李德大怒,把失败责任推到董振堂和彭德怀等人身上。当然,彭老总当时也雷霆大怒,冲李德吼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玩“反间计”,在战场上丢些材料,说董振堂要“反水”,拉队伍重新回到国民党阵营。关键时刻,董振堂坚信党,最终党组织也证实了他的清白。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得以成功,何等艰苦卓绝,哪是投机所得?大浪淘沙,意志薄弱者、信仰不坚定者,哪怕顶着耀眼的光环,最终也现出原形,比如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最终却成了可耻的叛徒；而董振堂,从敌对阵营过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至死都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词:

 

　　“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一切决议；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按期交纳党费；如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这份当年的入党誓词,至今保存在福建建宁革命纪念馆内。

 

 

　　上个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会战,原有的规划,要在新河县挖一条人工漳河,董振堂家的祖坟被划到海河泄洪道内,需要动迁。

 

　　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修改了规划,海河南大堤拐了一道弯,绕过了董家祖坟。

 

　　时至今日,不时有人专程来此瞻仰,察看大堤之“弯”。

 

　　这道拐弯的大堤,是历史给一位真心英雄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