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我的高祖母定居湘北算起,已经过去了150年。

　　150年来,家族日渐壮大,也逐渐淡出原来居住的山谷。回望来路,牵引家族向前发展的,始终是一种不熄的信念和永恒的追求——

　　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驱使一代又一代人为之风雨兼程、百折不回的原生动力,这种力量不仅溶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更存在于民族的基因深处。

　　我的高祖母姓汪,她从南京辗转来到湖南,定居白鹤谷。

　　她早年在上海参加小刀会,从事反抗清廷的斗争,起义一度取得成功。然而,在清廷和洋人的联合绞杀下,小刀会的斗争最终失败。随后,她加入太平天国。

　　天京城破。她和溃败的太平军一起,四散流落。从南京到湖南一千多公里,一路上颠沛流离。

　　白鹤谷深藏于湘江右岸,在湖南省城长沙和岳阳之间,其间群山起伏、层峦叠嶂,为她躲避官军搜捕提供了天然屏障。

　　清末乱世,涌入白鹤谷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有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有政治上失意的官员。左宗棠、郭嵩焘等晚清名臣,就曾在白鹤谷修筑避暑山庄。

　　她领养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名叫大喜。曾祖父八岁进山,与高祖母相依为命,依然保留原来的姓氏。

　　曾祖父为人憨厚,老实巴交,山里人不时刁难他。我的高祖母一双“三寸金莲”,武艺却不错。据说她三次显露武艺,刁难的人才开始收敛。

　　一次祠堂分谷,我的曾祖父去时,主事的人不肯发谷给他。我的高祖母听说以后,提着箩筐赶了过去,她踩着人们的肩头,直接跃上二楼,装满一担稻谷,又拎着从楼上轻松跃下。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再没人敢欺负我的曾祖父。

　　高祖母活到80多岁去世。她的一生经历乱世,也曾奋起抗争,却最终在白鹤谷的山水间隐居下来。她去世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已经有了5个孩子。

　　我的祖父生得大头大脸,上了两年小学,就到地主家打短工,后来跟随拳师徐宝麟学习武艺。

　　十几岁时,他自己创业做黄篾货生意,还开了杂货铺,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贩卖猪肉。他用赚来的钱置办田产,20来岁时已是地方上能主事的人了。

　　1939年,日寇犯湘。四次长沙会战先后打响,湘北一带是主要战场,他参与组织游击队,与盘踞在当地的日寇展开斗争。

　　1945年,为了支援南方人民抗日,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基础的南下支队奉命南征,于年初进入湖南。他经组织介绍给南下支队六支队司令员杨宗胜,成为六支队战士。

　　他熟悉地方情况,协助部队做群众工作,为部队筹粮筹款,在迎接六支队入驻白鹤谷、奇袭日军据点、策动县保安团司令左八爷起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月,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白鹤谷成立,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8月,日寇投降,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南下支队奉命北返,他协助六支队安全转移后,奉命潜伏下来。敌特势力对他产生怀疑,对他发出通缉。

　　一次,他在白鹤谷螺蛳石被敌特人员抓住.他坚守党的秘密,不惧严刑拷打,敌特人员决定连夜将他活埋。我的祖母不顾好几个月的身孕,赶往娘家找她当保长的哥哥出面搭救,我的祖父才幸免于难。

　　1949年,龙瓒牵头成立湘北人民自救军,我的祖父是自救军第一团骨干。当时,湘阴县长由国民党进步人士吴剑真担任,我的祖父常被派到吴剑真处做工作。

　　7月,吴剑真县长宣布和平起义。我祖父随龙瓒率湘北人民自救军进城,捍卫革命成果。

　　成立湘阴县委和县政府后,他主持十几个乡的划乡建政工作,30岁时即担任白鹤乡第一任乡长,之后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主持地方清匪反霸、土改工作。

　　他晚年罹患高血压症,中风瘫痪后卧病7年,于1992年去世,享年73岁。他就像白鹤谷的翠竹一样,襟怀坦荡、高风亮节!

　　我的祖母瘦瘦高高,头发天生波浪卷。她出身官家,不过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娘家日渐颓败。

　　她的曾祖父曾担任禁烟委员,协助林则徐禁烟,官至从四品知府；她的祖父曾任麻阳县县令,父亲是秀才,清廷废除科举后,在家里教习私塾；她的母亲也是大家闺秀。

　　这样的家境未能给她一个无忧的童年。禁烟运动引起英军抵抗,林则徐被革职,她的曾祖父受牵连罢官。

　　1912年,清帝退位,她的祖父忧愤不已,抑郁而死。

　　1924年,她的父亲去世,年仅36岁,彼时她才不过3岁。

　　家道中落,她十一岁就到省城纱厂做工,靠自己赚钱奉养母亲。她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从小耳濡目染,还是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写得一手好繁体字。

　　她和我的祖父在抗日战争中相知相恋,1946年结婚以后,先后生育7个孩子。

　　我的祖父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常难兼顾家庭。她全力支持他的工作,革命年代担惊受怕,解放以后又百废待兴。她一边承担起妇女主任的工作,一边拉扯着一大家人。

　　上世纪60年代,我的祖父处境艰难。祖母坚强地支撑起了这个家,面对批斗刁难也毫不畏惧。虽然经历困难岁月,孩子们都健康长大了。

　　她酷爱读书,90多岁时依然耳聪目明,不戴眼镜照样看书看报。她常说“黄金非宝书为宝”,在她眼里,读书是最荣耀的事情。

　　她希望子孙们都发奋学习。我的父亲那一辈受教育程度都很高,和她坚持送孩子读书是分不开的。最艰难的时候,她为给孩子们筹措学费,连家里的楼板都卖了。

　　她颇有生活的雅趣,喜欢观习书法、侍弄花草。她常摆上一个小方桌、几碟点心,泡上几杯茶,拉着孙儿们“饮茶作乐”。

　　她教给我们各种传奇故事,还有书本上学不到的诗文,其中一首古诗只有10个字,但正序和倒序诵读,却能变出28字的四言律诗来。她就像一株温馨的兰花,坚守着家族的文脉。

　　我的父亲习惯紧皱眉头,嘴上角的一颗黑痣,隐现出他的火爆脾气。他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赶上集体建设的火热时期。

　　父亲从小脾气倔强,我的祖父怕他惹事,教孩子们拳术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他。可他学东西快,躲在楼上偷看,等大家学完了,他一招一式全打出来,我的祖父这才答应教他拳术。

　　他先在集体企业毛笔厂上班,之后去长沙教书。一次放假回家,偶遇我的祖父被人批斗,他只身从人群中将我的祖父接了回来。从此,他无心教书,就此辞职回乡。

　　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拂面,乡镇企业方兴未艾。我的父亲那一年24岁,创办了自己的木器厂。第一单生意拿到60把木沙发订单,一把椅子能净赚七八元钱。

　　创业艰难。我的母亲协助父亲拓展业务,出差经常找不到饭馆。洞庭湖区水质不好,煮饭的水都是黄色的。变幻莫测的天气还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一天晚上,货船在巨浪冲击下失去平衡,将一船藤椅和人都倒进湖里。风浪太大,藤椅一时拢不过来。幸运的是,一位老者驾着一只小舢板过来,帮着把藤椅都打捞上来了。我的父亲感谢老者,还特意拜他为师。

　　短短几年间,父亲的藤椅生意拓展到整个湘北地区,每个月都要出一到两批货,每批发出上百把藤木椅。人们在农闲的时候,都愿意到父亲的木器厂来做工,男的做木匠,女的编藤椅。

　　木器厂年利润上万元。凭借红火的藤木椅生意,他积累下可观的财富。他作为公社的第一个“万元户”,在公社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嘉奖。

　　他添置了白鹤谷第一台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台“天仙”牌电风扇……家里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邻居们围坐在院子里,大家像看电影一样围坐在一起,那热情不亚于观看一个新的伟大发明。

　　父亲热情大方,他的开销覆盖整个家族,对兄弟姐妹们的资助毫不吝啬。为小孩子做衣服,都是把裁缝直接请到家里,侄子侄女们也人人有份。

　　父亲的木器厂红火了10年之久,直到我的祖父中风瘫痪,我的父亲为了照顾他,难以兼顾木器生意。后来,他投身地方的建设和公益事业,主持农网改造和水利工程,创办白鹤谷第一个敬老院,一直干到退休。

　　父亲现在60多岁了,依然热情似火。他干事业敢闯敢干、处公务刚正不阿,像高山上的一棵青松,撑起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