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铁道兵的八个师、两个独立团等八十万大军奋战在建设襄渝铁路近千公里的施工线上。

　　当铁八师在非常艰险的四川大巴山路段施工时,我是铁八师医院传染科的一名卫生员。我们医院的编制基本分为五部分:一所(内科、传染科)、二所(外科)、辅诊所(门诊及辅检科室)、供管股、院部等,各所的所长都是部队培养的业务骨干,按现在医院的称呼应该叫科主任,所长之下是军医,军医之下就是我们这些卫生员,几乎没有护士。

　　铁八师医院的驻地曾是万源县城的一所中学。其他科室和病房都在院内比较平坦的地方,唯独传染科驻扎在较远的山上,不用说也知道,这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传染科收治的病人大多是施工连队的指战员,少部分来队家属和当地老百姓,常见的病种有肝炎、痢疾、肺结核等。

　　一天,我们传染科收住了一名特殊女患者——一位怀孕8个月的黄疸型肝炎患者,而且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来队家属。她的丈夫是施工连队的一位连长,由于施工任务紧张,不能经常来看她。我记不清她叫什么名字了,他们夫妇都是苗族同胞,就叫他们苗连长和苗嫂吧。传染科98%都是男病人,很少有女患者,所以我对苗嫂的印象比较深刻。苗嫂大约不满30岁,长得柳眉大眼,皮肤有些黑,还有一点黄疸的颜色。从她的身材可以看出她是那种能吃苦耐劳的女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头乌黑粗亮的长发,总是盘在头顶上,她总是穿着宽松的苗族式样的衣服。

　　苗嫂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卫生员和她的交流基本是咿咿呀呀和手语,除了发药和送饭之外,我们和她的交流也不多。她显得很羞涩,总是低着头,很少走出病房,在治病的空余时间里,她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用从家乡带来的土布缝制婴儿的小衣裳。这是她和苗连长的第一个孩子,她似乎要用一针一线把对孩子的爱缝进衣服里。从苗连长那里我了解到他们的家乡生活很艰苦,苗嫂生病之后,苗连长因为大巴山路段工期紧任务重,不能在家照顾她,就把她带到部队治疗。苗嫂的病情比较重,护理级别是一级护理,就是说各方面都需要照顾,但是她的生活完全都是自理,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没有给我们添过一点麻烦。当时医院没有妇产科医生,所以没有医生对她的胎儿情况做过检查。

　　在苗嫂住院不到一个月的那天晚上,她突然感觉一阵一阵的腹痛,当时不是我值班,但是听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苗嫂要生小孩了。传染科没有接生的条件,我们只能把她送到山下的手术室。我和另外一个卫生员搀扶着苗嫂往山下走,从传染科到手术室大约有400多米的山坡路,虽然不是很陡,但是对于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每走一步不知要忍受多大的痛苦,走到半路,苗嫂蹲下身子,她实在走不动了,和我一起送她的卫生员赶紧下山去请求帮助,我陪在苗嫂身边。不一会儿来了两个男兵,抬着一副担架,赶紧把苗嫂送进了手术室。这时,一所所长和一名女军医、手术室的卫生员也赶到了,穿好隔离衣,准备给苗嫂接生。我在手术室窗外等候,手术室是平房,那天晚上窗帘拉得不严,留了一道缝,我从缝隙中看到了苗嫂生小孩的全过程。当时我应该是十九岁,是在毫无妇产科知识的情况下第一次看到生孩子。

　　苗嫂躺在手术床上,羊水已经破了,孩子的一条腿掉了出来,紧接着另一条腿也出来了,经过所长的一番努力婴儿的肩膀和双臂都娩出来了,可是婴儿的头被子宫口死死卡住了,眼看着所长将婴儿的身体托着向前后、左右转动,可是无论如何婴儿的头也娩不出来。苗嫂不知用什么毅力强忍住疼痛,开始只是低声呻吟,慢慢声音变大,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婴儿的头被所长拉了出来。当时有两秒钟的安静,小婴儿是个男孩儿,没有哭声,全身青紫,所长马上抢救婴儿,女医生处理产妇的伤口。(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有多么危险,苗嫂本身就是高危妊娠,又是臀位难产,极有可能发生产时大出血和其他危及母子生命的情况。军医所长真是不辱使命,帮助苗嫂闯过了死亡的关口。)看到孩子生出来了,我的心放下了,就回宿舍休息去了。

　　第二天,听说小婴儿住在内科的观察室里,我实在惦记着他,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内科看婴儿。进到观察室内,看到苗连长也在,他疲惫地坐在病床旁边。屋子中间的一张病床上放着一个小小的“保温箱”,这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保温箱。那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木盒子,只是上面没有盖子,木盒子的侧面挖了两个孔,里面安装了两个电灯泡,用作保温箱的热源。小婴儿就睡在木盒子里,他是那么弱小,一个普通的白枕套盖在他身上都显得很宽大。他的双眼紧闭着,鼻孔里插着一根氧气管,虽然已经用了最小号的管子,但是对于他来说还是太粗了,他的呼吸微弱得难以察觉。我当时想过他的父母都是大眼睛,他一定也有一双大眼睛,我多么希望看到他睁开眼睛呀,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婴儿停止了微弱的呼吸,他的生命只有一天。许多年之后我曾经想过,如果当年我们医院的条件不是那么艰苦,如果我们医院有专业的妇产科医生或者有儿科医生……那个婴儿应该能够存活下来,可惜没有“如果”了。

　　失去了孩子的苗嫂更加沉默了,她没有在人前流过眼泪。几天之后苗连长就接苗嫂出院了,他们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看得出来,这对朴实的夫妇在经历了巨大的不幸之后,所能做的就是隐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不给部队添麻烦。

　　上世纪70年代初,铁八师为了建设襄渝铁路牺牲和病故的战友就有一百多人。在医院去世的官兵按上级指示由医院来安排后事,我们卫生员都曾经亲手为去世的战友做全身清洁,然后穿上崭新的军装,抬放入棺木,护送至墓地安葬。按常规在医院病故的小孩由家属自行安葬,如果家属同意交给医院处理后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医院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用白布包裹好孩子的遗体,在医院附近的山上挖一个坑掩埋,没有坟茔、也没有墓碑,苗嫂的婴儿就是这样安葬的。46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段军中往事都会感慨系之,当年像苗嫂这样的军嫂在铁道兵里太普遍了。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铁道兵是和平建设时期伤亡人数最多的兵种,在铁道兵为祖国铁路建设浴血奋战的年代,甘愿无私奉献的不只是军人,还有在军人身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的亲属,就像枕木支撑着铁轨一样。军人家庭为筑路做出了多少奉献,史料上可能没有记载,但是,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