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乡村教师。大概20年前,父亲所在的学校欠薪了。全镇老师有半年都没有发工资,尽管每个月只有400多元,对我家仍然是极大的影响。我和弟弟都在读大学,父亲只好断供。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主要依靠助学贷款和打零工了,用父亲的话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那之前,老家乡镇和村级老师的工资,主要由乡镇自己负责。为了给老师和公务员发工资,乡镇只有不断加大对农民征收“提留款”的力度。很不巧的是,我母亲是农业户口,我们这些小孩子也都是,所以都有自己的耕地。来征收提留款的人,理由就是为老师筹钱发工资,这让我们家陷入矛盾之中。

　　那时的农村要比现在苦得多,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负担过重,拒绝交提留款,老师的工资也就没有着落。后来,父亲他们的工资改由县财政统一支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到时间自动打款过来。老师们再也不用每个月翘首盼薪了。从新世纪开始,乡镇老师越来越受人尊敬了,这和他们收入与幸福感的提高都有很大关系。

　　在此之前,父亲是“国家人员”,没有自己的耕地,我们全家五口人,只有4个人有地,和邻居相比,收入就少了一块。所以,每年冬天,我家的粮食都会比较紧张。这时父亲的“国家人员”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他每个月会有一些粮票,可以购买面粉。我们总是这样工农结合,度过冬天最难熬的时光。

　　学校里的老师大多和我父亲一样,一个“国家人员”带领一家农业人口。校长也是这样,历届校长大都居住在镇上,显得比较高级。但是即便是校长家,也有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只有女教师才有可能是双职工家庭,但那时的女教师实在太少了。大部分老师都像我父亲一样,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在田里。他们的日常语言,也和农民差不多,如果谁文绉绉的,多半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女教师就不一样了。她们大多年轻,受过中师(中专师范)教育。她们会经常到县城里去,衣服穿得也比较时髦。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语言风格:她们会说一些书面语,比如,有人帮忙,会说“谢谢”；表示歉意,会道一声“对不起”。如今,这当然是每个人都会的基本礼貌用语,但是在20多年前的农村,还很少有人这样讲话。农民们不管是感谢还是愧疚,都是表现在脸上和行动上,当他们开口,就木讷起来。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听父亲说过“对不起”这三个字。

　　还有更“神奇”的,女老师们会说普通话,而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师,即便是在课堂上都是河南话。父亲是快到退休的时候,才赶上普通话测试。他到县城参加培训,同学都是像他这样的中老年教师,大家的成绩当然都惨不忍睹。那些女教师就不一样了,她们的普通话相当标准(至少当时听来如此),听她们讲话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啊。哪像我们,连背诵唐诗宋词,都用河南话。

　　小学五年级时候的音乐教师就是这样一位女孩。那时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能被抽中去她办公室抬电子琴到教室里。她会弹琴,并且带领我们唱歌,尽管我五音不全,但是每一次音乐课却都是一种享受。到了初中,就没有音乐美术课了,但幸运的是数学老师是一位女孩。她是老校长的女儿,周围的老师都不怎么喜欢她,认为她是靠关系,但我却觉得单单是悦耳的声音,就已经足够有魔力了。我们那时候会装作请教问题,到她办公室玩耍,有一天她男朋友从县城过来看她,让我们无比失落。

　　现在看来,这些女教师代表了“外面的世界”,而父亲他们身上,则是十足的“本地日常生活”。我们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逃离,渴望融入到那个普通话的现代世界中。20多年前的乡村中小学,就是这样的生活图景。它在整体上还是矇昧的、本地性的,但是已经有一些种子在发芽,已经开始有人唱那些好听的歌,开始用普通话来讲数学公式。

　　这就是教育的奇妙作用,好的教育,总是激发我们对一个更大世界的向往。孩子们在老师身上,看到的是整个世界,这也是我们总强调老师要有爱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