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特大地震已过去十年。如今,曾经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已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崭新家园,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一个国家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往往是衡量其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汶川地震以来,从最初的抢险救灾,到3年的恢复重建,再到灾区的振兴发展,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再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让历经磨难的人们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见证了众志成城的“中国力量”。

　　汶川地震无疑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变革和发展的新起点。自那以来,我国又相继发生玉树地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我们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救灾斗争的胜利,也逐步构建起更加完善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灾难。

　　首先,“生命至上”的应急救灾理念已深入人心。

　　“灾难突发,首要的是最大限度抢救人的生命。”曾参与汶川地震等灾难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每一次抢险都是在与死神赛跑,快速、有序、高效是关键所在。

　　去年九寨沟发生7.0级强震,6万多人身陷灾区。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审时度势,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一手组织“地毯式”搜索被困和失踪者；一手全力疏散滞留人员,避免新的伤亡。

　　“21个小时,1万多辆车、6万多人的大转移,秩序井然,没有人员受伤,没有财物丢失,这堪称奇迹。”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刘作明说。

　　一场大灾难之后的生命救援,考验的是政府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参与此次抢险任务的四川路桥集团工程师詹文说:“指挥部科学判断、统一调度,现场秩序井然,民众情绪稳定,也没有出现道路拥塞影响救援的情况。”

　　其次,专业化救援队伍技术装备更先进。

　　“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卡在坍塌的楼梯间,我们4个人上去,但手里一样有用的工具都没有,干着急却没办法。”回忆起十年前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一幕,四川青川县消防大队参谋王锐仍然十分揪心。

　　如今,王锐所在的队伍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在去年九寨沟地震抢险救援中,我们带了一辆多功能抢险救援车,生命探测、破拆、顶撑等设备一应俱全。”王锐说。

　　在任何一次重大自然灾害中,生命通道的抢通、保通、保运都是抢险救援的关键所在。十年来,四川交通系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完善应急预案,突出科技支撑,在应急救援上实现重大进步。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蒋劲松,曾在汶川地震后作为突击队成员之一徒步前往映秀勘察交通受损情况,一路上险象环生。

　　“去年发生的茂县山体高位垮塌灾害中,我们很快就通过无人机实现滑坡体3D模型构建,山体裂缝在指挥部的大屏上清晰呈现,为灾情研判和科学抢险提供了有力支撑。”蒋劲松说。

　　第三,“拧成一股绳”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更完善。

　　震后十年,四川共推动实施了425个防灾减灾项目,规划总投资157.02亿元。同时,在应急管理涉及的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方面不断探索,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乡四级综合减灾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在多次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中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今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正式挂牌,将原来分散在13个部门和单位的自然灾害类和安全生产类的应急职能进行了系统整合,构建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体系。

　　应急资源和力量“拧成一股绳”,是我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针对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巨灾和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的结构性问题开出的“药方”。

　　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从顶层设计上推动我国应急救援力量走向职业化、综合化和集中化,将大幅提升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速度和效能,提高未来我国应急行动的专业水准。

　　汶川十年,见证中国力量。涅槃重生的灾区,正汇聚升腾起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