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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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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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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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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小红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今年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十年间,曾经的废墟上崛起一座座新家园,经历伤痛的人们逐渐走出阴影,回归平静的生活。灾后心理干预,始于汶川地震,历经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大灾锤炼,渐发展成熟,已形成较规范有序的模式。
“谢谢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坚强。”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仍然有接受过心理干预的学生给当年的心理医生写信,有时候就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说说他们的近况。
地震后,大量心理医生及时进入灾区,进行灾后心理干预,抚慰受伤的心灵。在帐篷里、在集中安置点、在医院、在学校,心理医生们给受灾群众做情绪疏导,陪伴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救灾、一起聊天……渐渐地,很多受灾群众晚上能安心睡觉了,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图”,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多时候,心理医生们不急于治疗,而是通过陪伴让受灾群众自我疗伤,激活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量的“资源地图”,调动起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
汶川震后,应急心理干预探索出一套适应本土化的模式。比如,震后不少受灾群众很伤痛,经常暗自流泪,不知道做什么,心理医生们就组织大家在一起织绣、打麻将等,通过这些当地特色的团体活动,让大家在一起释放情绪,获得社会支持,很多人的心情逐渐平复。
同时,震后心理干预还摸索出针对不同时间段的“技巧”: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初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个月之后,需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心理干预在灾区铺开,帮助受灾群众积极开展心理重建,逐渐回归正常生活。抽样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民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大概为2%—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15%左右的患病率。
汶川震后积累的经验,随后应用到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中。芦山地震后迅速成立了应急心理医疗队,因为有了汶川心理干预的经验,先对所有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对重点人群进行了及时干预,芦山地震后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显著减少。
在帮助受灾群众时,这段独特的经历也在“塑造”心理医生们,一批专业人才在灾难中成长,对心理治疗的认识更加深刻。
地震前,医院里的临床心理医生们,习惯于等着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们开始积极对接受灾群众的不同“需求”,整合资源主动上门服务。
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应该看到,灾后心理干预是一场“持久战”,从应急走向常态化,还面临多重挑战。
美国“9·11”后所做的心理干预计划是20年期,汶川震后心理干预也要在常态化中不断发展持续,要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问题需要寻求帮忙,不再把心理问题当成“羞耻”。
心理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医院、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然而,当前国内社区心理康复基本处于空白,难以对病人进行有效追踪随访,无法对患者进行生活化的康复训练,帮助其恢复社会角色、逐步融入社会。
有关专家也呼吁,灾后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亟待克服治疗管理体系不健全、本土化专业人才匮乏、群众认识不足等挑战。
十年间,当年的废墟上,崭新家园拔地而起,灾区面貌焕然一新。对于灾后心理干预来说,十年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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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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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1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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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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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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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小红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今年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十年间,曾经的废墟上崛起一座座新家园,经历伤痛的人们逐渐走出阴影,回归平静的生活。灾后心理干预,始于汶川地震,历经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大灾锤炼,渐发展成熟,已形成较规范有序的模式。
“谢谢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坚强。”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仍然有接受过心理干预的学生给当年的心理医生写信,有时候就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说说他们的近况。
地震后,大量心理医生及时进入灾区,进行灾后心理干预,抚慰受伤的心灵。在帐篷里、在集中安置点、在医院、在学校,心理医生们给受灾群众做情绪疏导,陪伴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救灾、一起聊天……渐渐地,很多受灾群众晚上能安心睡觉了,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图”,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多时候,心理医生们不急于治疗,而是通过陪伴让受灾群众自我疗伤,激活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量的“资源地图”,调动起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
汶川震后,应急心理干预探索出一套适应本土化的模式。比如,震后不少受灾群众很伤痛,经常暗自流泪,不知道做什么,心理医生们就组织大家在一起织绣、打麻将等,通过这些当地特色的团体活动,让大家在一起释放情绪,获得社会支持,很多人的心情逐渐平复。
同时,震后心理干预还摸索出针对不同时间段的“技巧”: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初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个月之后,需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心理干预在灾区铺开,帮助受灾群众积极开展心理重建,逐渐回归正常生活。抽样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民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大概为2%—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15%左右的患病率。
汶川震后积累的经验,随后应用到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中。芦山地震后迅速成立了应急心理医疗队,因为有了汶川心理干预的经验,先对所有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对重点人群进行了及时干预,芦山地震后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显著减少。
在帮助受灾群众时,这段独特的经历也在“塑造”心理医生们,一批专业人才在灾难中成长,对心理治疗的认识更加深刻。
地震前,医院里的临床心理医生们,习惯于等着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们开始积极对接受灾群众的不同“需求”,整合资源主动上门服务。
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应该看到,灾后心理干预是一场“持久战”,从应急走向常态化,还面临多重挑战。
美国“9·11”后所做的心理干预计划是20年期,汶川震后心理干预也要在常态化中不断发展持续,要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问题需要寻求帮忙,不再把心理问题当成“羞耻”。
心理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医院、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然而,当前国内社区心理康复基本处于空白,难以对病人进行有效追踪随访,无法对患者进行生活化的康复训练,帮助其恢复社会角色、逐步融入社会。
有关专家也呼吁,灾后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亟待克服治疗管理体系不健全、本土化专业人才匮乏、群众认识不足等挑战。
十年间,当年的废墟上,崭新家园拔地而起,灾区面貌焕然一新。对于灾后心理干预来说,十年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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