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

　　一幅创作于1942年的《哀鸣思战斗》，聚集着长久的凝视。画中一匹马背对观者，昂首嘶鸣。浓墨点睛，悲怆中斗志更坚。画侧是杜甫诗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表达抗战烽火中一个民族的不屈。
　　这里是徐悲鸿纪念馆，一场名为“奔腾尺幅间”的展览正在举办。循着展线，从1918年到1953年，50余幅作品展开了一场关于徐悲鸿艺术人生的追迹。
　　静静陈列的作品，是一根引线，牵出了一段沉重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侵华的危急局势，徐悲鸿把个人悲欢与家国命运尽数倾注于笔端。很多画马之作，都是振聋发聩的民族呐喊。
　　笔墨本是静物，但经他一番调度，所绘之物焕发出勃勃生气。这一时期的马，面容凝重、坚毅挺拔，筋骨间透出力量。1940年，他在印度得知鄂北前线捷报，豪兴勃发，创作了《群马》，马的鬃毛怒张，墨色奔放；1941年在南洋槟城为抗战募捐时，听闻长沙沦陷，他在所绘的《奔马》旁写下“忧心如焚”，记录了那一刻的煎熬；1942年，受唐代昭陵六骏启发，他创作《群奔》，六马齐驰，寄托对和平强盛的呼唤……
　　为何画马？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丽梅解释：“抗战爆发后，徐悲鸿的创作不断成熟，奔马作品大幅增多，借此传达悲愤与抗争。”
　　于他而言，笔墨是另一种武器。一匹匹奔马，承载画家的忧愤、民族的危难，在尺幅间化作不屈的图腾。
　　马，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精神人格的化身。画家尺幅内的信念，是在沉重的人生磨砺中铸就的：青年困顿的漂泊、海外求学的清苦、心血之作毁于战火……这些外在的困厄，最终令其心性与笔力更加坚韧。
　　了解徐悲鸿的生平，会发现其成就源自不断的锤炼。少年执笔习字时他便想学画，父亲见他画虎类犬，叮嘱他先读完《左传》再学画。他在海外留学时极为刻苦，为日后作画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在南洋为支持祖国抗战，举办义展卖画时，画作虽供不应求，但若稍有瑕疵，便毅然焚毁。他曾自述，为画好马，所作速写不下千张。他对“求巧”保持着警惕，认为那会让画家“自安其境，不复精求”。
　　徐悲鸿笔下的马，十之八九脱缰驰骋，自由不羁。而展览中的《九方皋》却是例外——画中良马系着缰绳，被相马者九方皋牵引着。讲解员说，千里马好比优秀人才，缰绳是知己间的默契，而非束缚。典故中，九方皋不识马的毛色与雌雄，秦穆公因而质疑，但伯乐却赞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除了对于知己的呼唤，这幅画也为画马艺术提供了更深的思考——重视本质，发掘精髓。
　　马的体态矫健、肌肉线条饱满，历来是传统绘画的经典题材，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历经千年，画马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体系。徐悲鸿并未固守成法，早期他以灵活敏捷的蒙古马作为主要观察对象，上世纪40年代他在海外见到更为魁梧健硕的中亚马种，以此塑造出更具视觉张力的形象。
　　在徐悲鸿的美学观中，“求真绘魂”至关重要。他将西方的解剖、透视等原理与中国传统写意精神结合，让画马题材重新焕发生机。他主张画马应“师法造化”“不以人之作物为师”，反对盲目模仿前人。
　　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艺术革新提供了思路：传统艺术不应一成不变，应扎根优秀传统、吸收外来精华、紧跟时代步伐。
　　临近展厅末尾，一幅创作于1953年的《奔马（山河百战）》引起我的注意。这是徐悲鸿去世前最后一幅奔马作品，画侧题词“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寄托着他对国家发展的美好期望。1953年他逝世后，夫人廖静文与子女将其1200余件作品捐献国家。次年，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建立。
　　“我感受到悲鸿先生那浓浓的爱国情怀，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书画！”有读者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艺术的力量，在此悄然传递。
　　“作品中奔马的勇往直前和奋进之姿，至今仍有很强的精神价值。”王丽梅说。
　　马，是韧性的象征。从烽火中驰来的墨马，历经多年，依旧感染世人。
　　闭馆时分，走出展馆，白昼光亮还未散尽，新街口北大街的风正穿巷而过，清冽而硬朗。
　　墨马长嘶，穿透尺幅。那嘶鸣里有困顿中的不甘、求变的呐喊、向前的期许，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永远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