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明

　　刚上高中的女儿让我买一本《乡土中国》，说这是学校的推荐读物。
　　我有点讶异——我本科学的是社会学，对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经典作品当然不陌生。不过，我也是上大学以后才看这本书的，没想到如今高中就推荐给孩子们看。
　　《乡土中国》写得像随笔，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学术概念不多；仅从文字而言，高中生大概也能看懂。不过，在北京长大、压根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女儿，能否理解费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我有点怀疑。
　　但我自己把这本书又重新看了一遍，倒是有不少感想。


　　《乡土中国》写作于上世纪40年代。80多年过去，如今的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已发生沧桑巨变，费先生描述的那个“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
　　在过去几十年的文艺作品中，农村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等，我们都能看到“乡土中国”的影子。但是，这些作品呈现的都不是当下的中国。
　　乡土乡土，土是根本。乡土中国的一切，奠基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之上。
　　在我小时候，有的村民为了分得一块好的责任田，为了争夺种田的水源，常会发生各种纠纷甚至打斗。如今，我回乡发现，老家不少田地无人耕种，当年的田间小路已无法通行。山上田间生了杂草，倒是适合放牧，所以一些村民改行养牛了。
　　没有土，也就没有乡。
　　从物质条件看，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了——水泥路基本上通到了每一户门口，村民们基本都住上楼房了，小汽车越来越多。
　　可是，村里人气越来越冷清。村子户籍人口约1050人，但常住人口只有200多人。年轻人都出去了，留在村里的50岁以下男劳力极少。近些年每年去世10人左右，新生儿去年只生了2人。每年回乡一次的年轻人，对老家不再有父辈的归属感，他们的理想是在大城市买房置业、安家落户。
　　当年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小学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十几个孩子。如今，当年的小学已经空无一人——这个教学点学生太少，剩下两三个，集中到镇上学习去了。
　　现在，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村子才会热闹、喧腾一阵子。老人们忙碌地操持着。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拖家带口回来，洗洗路上的风尘，说着异乡的故事。过完年，山村又恢复往日的岑寂。
　　农业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农业产值在经济大盘中占比越来越低……在经济的意义上，“乡土中国”已经渐渐消失了。


　　然而，在文化的意义上，“乡土中国”依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内容。
　　比如，在我老家，同宗之间，哪怕隔了很多代，彼此依然按辈分而不是按年龄来称呼。举个例子，因我在宗族内辈分较高，我小时候，村里不少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会按辈分叫我“太”“爹”“爷”（在我们那里，“太”是曾祖辈，“爹”是祖父辈，“爷”是父辈）。对跟我同辈或辈分比我低的，即便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也只需叫“哥”“姐”。
　　宗族内部、邻里之间经常需要互帮互助。比如，某户人家有喜事，要办酒席，很多乡邻会过去免费帮忙。某户人家遇到困难，比如有孩子上大学或者生了重病，亲友们往往会借钱给他，一般也不要利息。我小时候，家里蒸了一锅馒头或者做了别的什么当地不常吃的食品，母亲都会给左邻右舍送一些。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遗风余韵尚在。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把乡土社会称为“礼治”社会。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法治”也渐渐“下乡”了，乡村社会的“礼治”色彩已大大褪色，但依然有孑遗。
　　比如，乡村对葬礼和祭祀比城市要重视得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丧葬、祭祀的重视，是“乡土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这种重视，不只是一种形式，背后凝结的是“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价值观。
　　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些亲友师长的葬礼，都简单得很：在殡仪馆举行一个告别仪式，来宾依次三鞠躬，然后遗体火化了事。
　　但在我们老家，葬礼往往是比较庄重的，甚至要超过婚礼。家里有人去世，同宗亲友，哪怕隔了好几代，都要来帮忙——不少人哪怕在外地打工，也专门赶回去。
　　葬礼之前，一般要请道士做道场——看家庭条件，或做一天，或做两三天。我们那边的道士都是在家的火居道士，其实是一种职业。做道场时，孝子要在旁边守着，不时跪下行礼。还要提前请阴阳先生选择“吉壤”作为安葬地，定好葬礼日期和安葬时辰。
　　葬礼当天，有一系列的仪式：亲友邻居们前来吊唁（一般要送些鞭炮、香纸和帛金）时，每来一拨人或一个人（不论年龄、辈分），孝子都要跪在地上迎接，客人则会把孝子扶起来。孝子一天可能要跪上百次，还要办酒席招待客人。
　　农村人重视祭祖。我们老家，很多村民家里的中堂上，摆着祖宗牌位——牌位正中一般竖着写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然后下面有两行小字，分别是“×（户主的姓）氏宗祖”“东厨司命”（东厨司命是灶王爷，保家宅平安的神）。
　　过年之前几天，要在祖宗牌位前摆上祭品（猪肉、豆腐之类），烧香磕头，请祖宗神灵回来过年。除夕当天早上或上午，要带着祭品去上坟——一般是上三代以内（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的坟。清明节当然也要上坟。上坟要点上三根香，放鞭炮，烧香纸。
　　现在村里老一辈人都还能“行礼如仪”，但那些长期在外读书、上班的年轻人，将来恐怕终究要忘掉这些“老规矩”。


　　除“礼治秩序”外，费先生还在《乡土中国》中总结了乡土社会的很多其他特征，比如“差序格局”“长老统治”“无为政治”“无讼”等。现在这些特征都在淡化，不过离彻底消亡可能还早。
　　说到底，乡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低流动性的熟人社会，而现代都市是一个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套用英国法学家梅因的观点，乡土社会是“身份社会”，现代都市是“契约社会”，二者游戏规则差异极大。
　　熟人社会，优点是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在我们老家，家里只要有人，大门白天总是打开的；不像城里，永远大门紧闭，隔壁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在乡下，你可以放心地把孩子交给隔壁老太太看着；你生病了，邻居可能来给你端茶倒水。所以，在乡村生活惯了，刚来到城市，很可能会不适应陌生人社会的那种冷淡、疏离。
　　也因此，有些人对乡村有一种美好的想象，以为乡村是温情脉脉的梦里故乡，是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是寄托着浪漫乡愁的田园牧歌。这其实都因为熟人社会有温情的一面。
　　但这种温情，往往仅限于熟人之间，乡村社会对外面的陌生人未必那么友好。鲁迅笔下的阿Q，就“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未庄的“长凳”叫作“条凳”，城里人煎鱼时用葱丝而不是葱叶。假如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乡村，面对村民异样的目光，可能会本能地有一种不适应；但假如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般不会有这种感觉。
　　与此同时，熟人社会也有熟人社会的麻烦：
　　比如，没有太多隐私观念。在乡村生活，你要经常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种种追问：一年挣多少钱？找对象了没有？为什么30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了没有？为什么结婚两年了还没生孩子？……人家也许确实没有恶意，但这种关心，也会带来某种压力。
　　抛开物质条件方面的差异不谈，乡村和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有人可能喜欢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享受自由，同时也要忍受孤独；有人可能喜欢生活在熟人社会，享受温情，同时也要忍受过分的关心。
　　年轻人可能更多地喜欢生活在城市，因为他们身体健康，不太需要别人的关心，更关注就业机会，更热爱个人自由；但如果是老年人，生活在熟人社会，也许比生活在缺乏人情味的陌生人社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