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晓雨

　　和往年一样，金秋时节的月湖角山，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远望小山树林葱郁，近赏金色稻田，阵阵稻浪送香……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谁也不知道，这里竟然是夏商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陶器贸易生产基地——月湖角山古陶窑址（又称角山板栗山遗址）。
　　“眼前的这片广阔稻田，均是角山古陶窑址的区域。”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文广旅局一级主任科员吕志新带着记者登上了角山古陶窑址的一个山丘。
　　“早些年，一脚踩下去，这里随便就能踩出几片古陶碎片，如今因采取了保护措施，还有大量古陶碎片沉睡在泥层之下……”
　　吕志新一边说着，一边在草丛中翻找，不多时，便寻出一块灰陶片，上面的纹路清晰可见，“看，角山古陶最常见的云雷纹”。记者不禁感叹，3000多年前的陶片，俯拾即是，当置于手心，仿佛仍然能够感受当年窑火的余温，触摸到华夏历史绵延不绝的脉动。
　　角山古陶窑址总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是我国青铜时代一处面积较大的南方印纹硬陶窑业遗址，也是目前所知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的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场。2013年5月，其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跨越3000多年的历史烟云，熊熊窑火曾在这里燃烧300多年不熄，创造了独特的角山文化。角山百余亩的稻田下，先民们留下古朴的陶器、神秘的印符、各式的窑炉……让我们得以一窥那段遥远岁月的瑰丽与神奇。


　　月湖区是江西省鹰潭市主城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下游，面向珠江、长江、闽南三个“三角洲”，是内地连接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历来有“东连江浙，南控瓯闽，扼鄱水之咽喉，阻信江之门户”之称。
　　角山古陶窑址的发现，仿佛为后人打开了一个庞大古陶基地的大门。
　　“要说起角山古陶窑址的考古发掘，鹰潭文物考古人杨巨源可以称为先驱者，大约1米9的大高个，业界外号‘大老杨’。”鹰潭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健娓娓道来“大老杨”的故事。
　　“大老杨”一得空就喜欢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往乡村跑、往山里钻。一次路过月湖区童家河的一座老桥时，看到被河水冲刷的岸边，露出一个貌似灰坑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些陶片……通向南方先民生活史的一扇窗户无意间由此打开。
　　1982年的那个春天，正值江西进行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由鹰潭市文化馆“大老杨”、姜良爵等组成的文物普查小组从河旁的灰坑和陶片堆积中，采集到不少陶器残片及可以复原的器物。当年的发掘经费少，条件艰苦，陶片发掘起来后，要先装进柳条筐中，再一筐一筐装上卡车。每天晚上，“大老杨”到市区挨街挨巷收集装水果的柳条筐，装满一板车后于次日拉到窑场。
　　角山古陶窑址的发现，惊艳了世人。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1983年10月、1986年8月、2000年10月、2003年3月、2007年3月五次对角山古陶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没有这些在角山的田头地角日晒雨淋、在床角案头研究著述、在文物界奔走呼喊的一批批江西考古人，角山文明可能还在稻田下沉睡。
　　据了解，角山古陶窑址位于鹰潭市月湖区童家镇大塘村委徐家村附近角山、板栗山之间的低缓坡地上，发掘面积1525平方米，发现作坊遗迹14处，窑炉遗迹9处，生活遗迹41处；出土小件遗物2100余件，其中包括陶器1946件、原始瓷59件、石器64件等。陶瓷片堆积最厚处可达2至3米，充分说明这里已形成规模化生产，其经营者是一批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窑工。


　　陶器作为日常生活主要器具，使人类生活进入熟食时代，为增强人类体质提供了基本保障，人类的创新思维也得到极大提高。作为中国先秦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角山古陶窑址是鹰潭月湖人奉献给人类的一份陶瓷文化厚礼。
　　走进鹰潭市博物馆，一件件造型各异的陶器静静地陈列在月湖角山古窑展区，像是遥远时代古人的低语，与今人诉说来自先秦时期的文明。
　　角山古陶窑址所出器物，品种繁多，几乎包括了赣江—鄱阳湖水系东部、信江流域商代考古遗存中所见的器形，基本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烹饪器有甗形器、釜、甑、支座，饮食器有三足盘、豆、钵、壶、斝、盂、盅、杯、尊、盏，盛贮器有罐、缸、瓮、器盖、坛、盆、盖碗等，另外还有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以及纺轮、网坠、陶刀等生产工具，总计40余种器形。
　　“你们看，这个甗形器，可以说是3000多年前的蒸锅。”高健如数家珍，“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盛放需要蒸的食物，中间束腰处用于放置带孔的箅，以利于水蒸气通过；下部为釜，用于盛水沸腾加热。”
　　“这个看起来有些粗糙的陶支架，作用可不小。”高健说，有考古专家认为它具有支座功能，可以用来支撑甗形器，于下面引火加热。
　　“还有这件陶斝，是古时用于温酒的高档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口似鸟嘴，口沿有柱，下有三长足，整个造型如鸟站立状，说明当时古人以鸟为图腾……”
　　迢递千年的角山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一个暑假，至少要接待2万余人次的观众参观。”高健说，今年，博物馆特地策划“陶‘最’角山”活动，很有吸引力，观众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其中不乏外地游客。
　　在鹰潭月湖区，还有一座专门的角山古陶博物馆，同样为公众打开了近距离了解角山窑址的一扇门。
　　博物馆馆长王晖可算当地颇有名气的角山文化“打捞人”。作为气象工作者的他，为何成了资深的民间文物爱好者？“角山窑火的魅力吸引了我。”王晖直率地说。
　　多年来，他以月湖角山为中心，走遍当地山乡田野，探寻古陶文化遗迹，收集了不少被常人当成“破烂”的古陶及碎片。他的自发性“抢救”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2021年1月，在月湖区政府支持下，王晖筹办的角山古陶博物馆以公助民办的方式对社会开放，成为了角山古陶文化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
　　“这堆陶片上刻的大多是云雷纹，还有篮纹、叶脉纹、席纹……”一片片、一堆堆陶片上，刻满了几何纹样。在王晖看来，这是属于3000多年前的“美与浪漫”。那时候陶工已经会使用陶拍、陶垫的方式在陶器上拍印上几何纹饰，迄今为止，已发现纹样近20种。
　　“陶拍上刻划的纹样很精细，无不体现出陶工先民们的匠心及成熟的制作技艺，为后代陶瓷史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说起角山文化，王晖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这些纹样为研究中国传统图案、装饰艺术、精神内涵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物证。”


　　“你们看这个像什么字？”角山古陶博物馆里，王晖指着一块陶片上刻划的形似“?”的符号说，“这个是不是和古文里的‘?’（五）如出一辙？我们认为它就是当时的计数法里的‘五’字。同时它也很像‘乂’（yì）字对不对？那在它上下各加一横的符号又代表什么呢？我们认为上面这横代表‘天’，下面这横代表‘地’，所以‘乂’上下各加一横的符号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字。”王晖兴奋地介绍起古陶上形形色色的刻划符号。
　　角山古陶窑址的惊艳不仅在数量，更在文明程度上。王晖介绍，角山古陶的口部或底部，刻划有符号3类85种2359个（组）。数量和种类之多，在至今国内已发现商遗存中尚属罕见。这些神秘的刻划符，到底表示什么意思？至今仍是角山文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夏商时期，陶器一度充当文字的载体。角山古陶上刻划符号大多数是在陶瓷器皿和制陶工具入窑烧造前，由制陶人有意刻划或戳刺上去的。刻划纹道多呈指甲形横、竖道及其组合，以及其他几何形纹道。
　　40多年来，考古专家对角山刻划符有着不同的解读，认为其或为窑工朴素的计数符号，或为表明制陶者信息的“陶人款”，或是祭祀窑神的占筮记录等。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刻划符是计算陶器批量生产的数字，采用五位进制或十位进制；也有专家认为角山古陶窑址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贸易化性质的窑场，出于产品交换需要，也为了提高产品的信用度并区分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们就在产品上刻划属于自己的标识符号，以示与他人产品的区别。
　　古陶上刻划的内容、符号很多还可以和殷墟甲骨上的内容、符号相对应，甚至有的就是一样的内容、符号，比如“巫”“五”字，角山刻符的写法和殷墟甲骨文的写法几乎一样。所以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南方的甲骨文”，刻符中有相当部分是早期的占筮记录，应是“筮数易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可作为八卦发展史上单卦向重卦过渡、阴阳观念起源发展的实物印证。
　　但到底何解？至今仍无法定论。这个被古文字学者们称为“中国南方数字、文字的研究宝库”的角山古陶窑址，或许还有更多的谜底等着我们去揭开。


　　土与火的交融，孕育了新生的陶器。而诞生陶器的窑炉，其建造水平与窑炉结构的变化则是古代先民生产力的一个反映。
　　角山古陶窑址的魅力，不仅在于丰富的陶器，还在于其出现了形式各样的窑炉，以及生产过程的全流程展示，让后人得以更清晰地窥见夏商时期陶器生产。
　　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荣华，是窑址第三次至第五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人，每一次角山考古工作都给他带来惊喜。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李荣华带队进行角山古陶窑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这次考古不仅出土了更为丰富的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更是发现了角山圆窑、马蹄形窑、龙窑，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0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李荣华介绍，过去学术界根据窑业技术的发展，认为龙窑系统是南方技术传统，圆窑系统为北方技术传统，两大体系是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代表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明。
　　而角山古陶窑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商代中期，圆窑系统与龙窑系统在江南并存，半倒焰马蹄窑与龙窑一样代表着江南地区窑业的技术文化特征，并将半倒焰马蹄窑的发生期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为研究南北方窑业技术提供了新材料。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角山龙窑只有一个投柴孔，属雏型或初级型，但为研究龙窑的起源创造了条件，填补了龙窑烧造史上的一段空白。
　　“陶之精者，谓之瓷”。
　　从烧造陶器到烧造瓷器的过程，既凝聚着对火的认识、掌握和控制；也凝集着对泥土性质的认识和对泥土成分的掌握。过去一般认为在先秦时代只有龙窑才能烧造原始瓷，因圆窑系统的烧成温度无法满足烧造原始瓷的需要，用圆窑烧造瓷器始于东汉时期。
　　但在角山古陶窑址里，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用圆窑系统烧制的原始青瓷。“说明至迟在商代中期，南方地区已经掌握了用圆窑烧造瓷器的技术，将用圆窑系统烧造原始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300余年，引领中国早期窑业不断开拓创新的方向。”李荣华说。
　　不仅如此，角山窑场更是成为了解夏商时期陶器烧制全流程的一把钥匙。
　　对于早期的制陶工艺和烧造技术，过去只是从单个的器物本身、器物原料的化学成分或单个窑炉上进行分析，无法了解从取土到器物成形之间的一系列环节。
　　角山古陶窑址的出现，在世人面前再现了陶器制作从取土陈腐、练泥、蓄泥到烧造成器、成品堆放的一系列过程，几乎集中了窑业生产各个环节，这在我国早期窑业生产的揭示中尚属首次，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早期窑业技术。
　　而烧成的陶器、原始瓷经过挑选，将变形器、次品剔除，把成品放入成品坑中保存，然后将产品运销到各地。“从灰坑我们发现了很多扔掉的残次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陶工们对产品品质的不懈追求。”李荣华说，角山窑火能绵延300多年，离不开角山窑工的勤劳、智慧，更离不开他们身上的这份工匠精神。


　　文明的萌芽是如何悄然生长在先秦时代的岁月里？人们对于月湖角山古陶窑址先民的探索从未停止……
　　角山窑工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产品又销往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对“角山文化”的探索。
　　李荣华认为，角山文化就是角山窑业生产文化。“角山文化应是在商代中期，活动在武夷山脉西北麓信江流域和武夷山脉东南麓闽江流域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类群体创造的考古学文化。”
　　角山古陶窑址一直到现在也没发现墓葬区，而发现的居住区也仅仅是工棚性质的房子。但在福建光泽崇仁镇池湖村发现的池湖墓群，出土的器物与角山窑址的器物如出一辙，被认为“应该就是角山窑工的杰作”。
　　李荣华考古团队曾有过猜测：会不会光泽才是角山窑工的“根”？福建光泽与角山古陶窑址很近，沿白塔河过资溪即到光泽池湖墓群，白塔河的发源地就在光泽。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则角山窑工的族属应是长期聚居在武夷山脉的“先越人”，是三苗氏的后裔。
　　考古专家表示，角山古陶窑址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代表了赣东北、闽西北以及浙江南部地域古文化的面貌，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原文化较密切的联系。通过对该遗址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夏商时期的南方地域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角山古陶窑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角山文化”在先秦文化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在今年9月出版的新修订的《江西通史》中，先秦历史的第七章由此发生大幅改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月华介绍，新版《江西通史》在2008年的第一版基础上，补充了大量考古新发现、新成果，吸纳了最新研究成果，角山文化便是其中的一大变化：原本的商代《万年类型文化》改写为《夏商时期鹰潭角山文化》，由江西省老一辈考古学家彭适凡、周广明重新撰写。
　　彭适凡解释说，赣东北的信江和饶河水系，早在20世纪就发现有大批商周时期遗址，因最早发现的是万年县境的肖家山、送嫁山等地的墓葬和中合乡的斋山遗址，故此前这一章的主题为“商代万年文化”。“但现在看来，角山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夏代到商代早、中期，科学发掘规模面积之大、窑业层堆积之厚、发现文化遗迹遗物之丰富，确凿证明该遗存是江西省、我国南方地区乃至全国最早、最大的专业烧造陶器的窑场，这是万年县境的肖家山诸遗址完全无法比拟的，所以，将商代‘万年类型文化’改之曰‘角山文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如今，穿越千年的“角山文化”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赣东北的大地，熠熠生辉。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评价：角山文化“活了闽赣两省一大片地区的青铜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核心成员张忠培参观角山遗址并题词“角山遗址是继续求索的基点”，再次肯定了角山遗址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角山文化作为月湖区乃至鹰潭市最具影响力和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之一，是历史遗留给月湖的宝贵遗产。如何挖掘角山文化，打造月湖文化品牌新高地？
　　“我们有责任继续保护好、传承好、宣传好这一历史文化瑰宝。若是能建立遗址公园，其保护与开发就会有很好的载体。”在王晖看来，当前，角山古窑遗址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宣传，还不够深入，和角山文化的地位尚不匹配。做好文旅规划，建立角山考古遗址公园，打造鹰潭城市文化地标，是角山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
　　吕志新也认为，角山古陶窑址及与之相关的环境资源的利用与展示，将起到活化城市文化、凸显城市特色、彰显城市内涵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我们还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了《角山板栗山遗址保护规划》（2021-2035）。”
　　在谈到角山古陶窑址的现代意义时，高健谈到，角山古陶窑址应放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去考量，它是陶瓷起源的重要研究节点之一。江西的陶瓷文化底蕴深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文化大放异彩，但早期陶瓷研究尚显不足。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角山遗址是继续求索的基点”，遗址亦是联结过去与未来的基点，它对追溯瓷的起源，讲好江西从陶到瓷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角山古陶窑址作为寻找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其利用的方向应实现从“物的保存”向“价值传承”转变。只有不断丰富角山古陶窑址的价值内涵、文化意义，并积极融入当代生活，服务民生，才能促进遗址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永续保护利用之路。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灵魂，角山古陶窑址是鹰潭乃至整个赣东北早期文明的代表。角山文化和角山窑工的‘商贸精神’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根源，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李荣华表示。
　　角山古陶窑址作为月湖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来源和核心内涵之一，近年来，月湖区政府大力保护这些文化成果，吕志新介绍说，“月湖区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优势，不断加强角山古遗址挖掘保护利用工作，积极筹备角山古遗址再次考古发掘的启动工作，期望更加充分展示角山文物挖掘成果。”
　　迄今为止，角山古陶窑址的5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1525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2.17%，但还有更多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前五次考古发掘主要揭露了遗址的工作区域，还有窑工的生活区与墓葬区、制陶原料的采集地等均没有明确发现，文化考古证据链还不够完备。
　　“很多学者和地方文物部门呼吁，加强角山古遗址挖掘保护利用工作，我们也在积极筹备角山古陶窑址第六次考古发掘的启动工作。”在今年召开的江西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江西省人大代表、月湖区政府区长方璐表示，随着角山古陶窑址的发掘研究工作持续开展，相信那些封存千年的文明密码，将不断释放出璀璨的光芒，激励月湖人实干苦干，复兴角山文化的商业文明和产业经济，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月湖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