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蒙的读者，专业是搞党史研究的，在某种意义上，王蒙也是党史人物。王蒙在中国文坛是个很奇特的存在，他的个人经历，他的文学风格，他的文学贡献，他的创作生命力，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形成了独特的“王蒙式的存在”。曹文轩称他为“王氏文学原野”。
　　王干的《论王蒙》，揭示了王蒙的独特存在和价值追求，包括他的时代追求、文学追求等等。特别是对王蒙作为文化大家给了六个定位，体现了王蒙在当代文坛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是一种宏观的定位，是一种很深入的作家论。王干的论述比较自然，也充分，也只有长期积累、持续跟踪研究，才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家论，有学术含量又摆脱了书卷气，有时代感又沉淀了思想性。
　　这本书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小说家王蒙的认识。我们面对的，早已经不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王蒙，也早已经不是80年代创作《春之声》的王蒙，而是一个从时间上跨越世纪，从时代上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王蒙。我们对王蒙的时代性和当代性，对他的文学笔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认识。就像梁晓声说的，一个人与文学有七十年历史的直接关联，这是罕见的。王干在《论王蒙》后记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从文学角度来评论王蒙很到位的话。他说：“王蒙的存在让文学研究不再枯燥。”这句话，是对王蒙的文学创作的历史感、时代感，及其内容深度、形式宽度的另一种表达。
　　曹文轩提到后面增加两章。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以后要修订出版和扩充，我建议增加一章“王蒙的文化性格”，这样能更切近回答或揭示作家的创作特点和创作生命力来自何处，“王氏文学原野”有怎样的文化土壤。文化是文学的根基所在。王蒙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独特存在，根本上说来，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他身上有一种广博的文化发散气象，有这种文化发散气象的作家并不少见，但在王蒙的身上，我感觉到一种对立统一的文化气象。他能够把一些看似矛盾的文化支点，很自然地统合在一起表达出来。
　　比如说，他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的气息，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性。他有道家式的洒脱不拘和儒家式的责任使命，这在他文学起步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他既写了《青春万岁》这样面向未来的理想浪漫作品，又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样现实性的尖锐反思。他晚年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书，概括起来，就是用“王氏笔法”来解读和思考老庄和儒家。
　　还有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方面。王蒙既保持个人的思考又与时俱进地描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各个阶段的时代气氛、时代精神。他身上有自嘲和劝世两个方面。他有“少共”情结，有高远的执着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有周旋者的智慧和过来人的清醒。他在新中国历史上被定位为“人民艺术家”，但他又是一个学理性的思想者。艺术家和思想者不是每个作家都统一得很好，但王蒙做到了。还有，那种让所有日子都来的未来感，让所有的日子都留下的现实感，让所有的日子都过去的历史感……这些，都是很独特的文化存在、文化气象。
　　归根到底，王蒙的文学创作、文化气象，扎根于人民，扎根于时代，扎根于生活。他承受生活也享受生活，他感受生活也感谢生活，他记录生活也超越生活。王蒙的存在使文学研究不再枯燥，也使文化研究不再枯燥。
　　　　　　　　（陈晋）
　　（本文为在人民出版社《论王蒙》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