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孙哲 何军

　　每年腊月，养蜂人简守银夫妇俩便收拾好行囊，踏上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追花之旅”。
　　一年下来，简守银和他的蜜蜂要转场6次。从四季如春的彩云之南到烟花三月的秦淮河畔，而后一路向西北而行，在阿勒泰山脉下追寻“甜蜜事业”。待到8月底回到四川成都，他的“追花之旅”近1.5万公里。
　　一年“追花三万里”，无限风光收眼底。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如同今夏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简守银同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一样，历经风雨坎坷，阅览一路大好山河。待各地花期过后，再回首一年的旅程，也如同“轻舟已过万重山”。


　　夏末秋初的新疆，美不胜收。
　　天山北麓，新疆阿勒泰市20多万亩向日葵竞相绽放。金色的花海与群山相映，构造出恬静的田园景致，让人流连忘返。
　　花海不但吸引了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也吸引了大批蜂农到这里“追花逐蜜”。对养蜂人来说，新疆是福地，花类多、花期长，在这里放蜂，不但出蜜量高，而且蜜质极好。
　　今年54岁的简守银带着200多箱蜜蜂，6月初就早早入疆。从南瓜、葫芦、籽瓜，再到沙枣、野枸杞、铃铛刺，两个月来他带着蜂群，把能采到的花类采集了一个遍，最后的重头戏就是葵花。
　　“在全国所有的蜜源地中，最欢迎蜂农的就是阿勒泰了，因为向日葵要依赖蜜蜂授粉，如果没有授粉的话，葵花子产量就会少不少。所以当地的种植大户每年都提前邀请我们来，还会给我们授粉费。”简守银说。
　　他告诉记者，一个蜂箱大约能完成10亩地的授粉作业，他的200多箱蜜蜂能覆盖2000多亩向日葵，按照整个花期一个蜂箱200元或者一天10元钱的租金计算，单单授粉这块的收入就有4万多元。此外，这两个月还有近3吨的蜂蜜产出，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对于向日葵种植户而言，这笔钱他们也乐意花。相较带来的增产，每亩20元左右的授粉费只是很小的成本开支，“可比买化肥农药省钱多了”。蜂农有收入，农户能丰收，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甜蜜事业”。
　　“我们给庄稼人授粉，他们都很开心。看到他们开心，我们也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简守银的妻子杨学会说。
　　作为跟蜜蜂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蜂农，简守银早已摸索出自己的“追花”路线——每年12月底，夫妇俩从四川成都郫都区（原四川郫县）的家中出发，带着蜂箱和可拆卸的简易活动板房，找来一辆大货车，前往云南普洱繁蜂。
　　两个月后，当蜂群壮大数倍时，四川等地的油菜花也开了，于是夫妇俩返回四川老家。3月，他们再次出发，到江苏继续采集油菜蜜。4月到河南采集桐花蜜，5月来到陕西关中地区采集槐花蜜，6月则入疆采集“百花蜜”。
　　多年来，简守银夫妇俩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大半省区。每到一处，卸下蜂箱安顿完毕后，他们便跨上摩托车在周边玩耍一番，这也是夫妇俩难得的休息时间。
　　可与轻装上阵的游客不同的是，夫妇俩四处追赶花期的背后，是生活的不易。过去几年间，受多方影响，不少养蜂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比如阿勒泰的喀纳斯、五彩滩景区，我们舍不得花门票钱进去，也就是在外面看一下景色。”杨学会说，“养蜂人本身就是靠天吃饭，每年2月至8月的收入要供一家人全年开销。情况不好的话，连越冬费都凑不够。”


　　养蜂人的艰辛不止于此。
　　简守银来自成都市郫都区。过去，当地养蜂者众。“还没承包到户之前，我们县里、公社和生产大队到处都是养蜂的。”
　　家中人多地少，一个壮劳力分到的八分地难以撑起生计。19岁时，只有初中文凭的简守银便拜师学艺，跟着当地一位养蜂师傅学习。技艺初成后，学过木匠的简守银动手做了蜂箱，卖掉了家中的一头牛，用得来的1000元钱买来20匹蜜蜂及饲料，开始独自闯荡。
　　不过，单枪匹马又欠缺经验的他，在头一年即吃下“败仗”。顽强的简守银不甘就此失败，又在来年卷土重来，自此开启了30多年的养蜂人生。
　　养蜂人的日常生活尤为艰苦。长期在野外生活，简守银每日自己捡柴和煤块，就地刨坑生火，吹起鼓风机做饭，“有时甚至连锅烧了个洞都没发觉”。
　　和其他养蜂人一样，简守银过去一直住在搭起的帐篷里。简陋的“屋顶”遇到风雨天气就会遭了殃，有时睡醒后，甚至还会发现田间的耗子爬上了床头。如此环境下，能痛快利索地冲个澡更是奢望。
　　啃干粮、喝冷水……年轻时的简守银很难吃到一顿热乎的正餐。这两年，上了年纪的简守银身体不如以往，胃病等大大小小的毛病开始“找上门来”。他和妻子商量许久，终于花两万元置办了一间折叠铁皮板房。不足五平方米的室内，只有一张双人床、一张折叠桌、几张小凳和些许家电，在天地旷野之间撑起了夫妇俩的生活。
　　简守银性格开朗，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我可能是全国养蜂人中唯一能住板房的。”一句简单的玩笑话，道出了养蜂人的不易。
　　每逢养蜂转场，是夫妇俩最为忙碌的节点。
　　转场距离动辄数千里。由于蜂群昼出夜归的习性，运送蜂箱的车辆必须在白天不间断行驶，否则蜂群就会飞出蜂箱。一旦蜂群离巢，这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就地等待，直至天黑蜜蜂归巢，可如此便会耽搁了花期。
　　因此，简守银一般会聘用两位司机，在天亮前出发赶路程，直至天黑。每次转场周而复始。
　　一次，他们从陕西准备前往黑龙江，简守银却在装车途中摔伤了腰。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动弹，但时间紧迫，为了追赶花期，他坚持随车，在路上苦熬了两天，直到抵达东北才去就医。
　　丈夫的“玩命”杨学会看在眼里，她在背后总是十分心疼。“蜜蜂就是他的命，就是让他在家待着他也待不住，要是我的话早就不养了。”
　　“家里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如果我们撂挑子，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法维持了。”简守银说，自己也曾想换个行当，可年岁愈增，如今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


　　行当艰辛如此，使得不少养蜂人都常年孤身一人在外。
　　年轻时，很少有人敢揽下这桩“难事”，主动为简守银说媒。也有相处过的女方，在了解到他的不易后望而却步。
　　幸运的是，在独自养蜂近10年后，简守银遇见了如今的妻子杨学会，收获了爱情的甜蜜。
　　上世纪90年代末，简守银总会在每年9月左右结束大半年的忙碌，来到四川都江堰育蜂休养。在那里，简守银与杨学会的哥哥有了来往。
　　一连两三年的相处，哥哥对为人厚道老实的简守银十分认可，便有意撮合两人。当时的杨学会并不了解养蜂人的辛酸，她一度觉得这个行当轻松有趣。
　　“结婚前，我从来没真正接触过蜜蜂，所有的活都是他在干，我还觉得养蜂很好玩。”杨学会回忆。
　　直到婚后开始陪伴丈夫走南闯北，照料蜜蜂，杨学会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她首先要克服的是对蜜蜂蜇人的恐惧，“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蛰一下会这么疼”。
　　起初，每当搬家转场或天气突变时，躁动的蜂群会让她陷入痛苦，“一天蛰几十下的时候都有”。2006年，夫妇俩正在田间的帐篷中吃饭，农户家的一头驴误入不安的蜂群之中，不一会便被蛰死，夫妇俩不得不为农户赔偿了几千块钱。
　　杨学会被蛰得浑身肿胀，可依旧选择同丈夫携手相伴。一年四季，穿越冬夏。她总是穿着长袖长裤和厚袜子，将自己裹得严实。她不止一次对记者说，尽管养蜂并非自己所愿，但“我们是一家人”。
　　她开玩笑称，自己早已对被蛰习以为常。“都是一家人了，我也不可能站在一旁看他受罪。”
　　行走四方，细致入微的杨学会每到一处，总爱去当地的日用百货商场转转。每次都能淘些物美价廉的“神器”，简守银昔日粗糙简陋的生活自此在妻子的照顾下大变了样。
　　“虽说出门在外，哪里都没家里好，但生活终究是自己过出来的。”她说。太阳能、热得快……在杨学会的操持下，一间板房在天南海北的野外撑起了家的模样，夫妇俩孤寂的生活得以不被外界抛下太远。
　　在妻子的全力扶持下，简守银的养蜂事业逐步壮大，从起步时的不到50箱，发展到如今的200多箱。
　　一年中多半时间在外，儿子成了夫妇俩最大的牵挂。他们不得不一直将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顾。“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不用出远门？”孩子上幼儿园时的一句话，曾让夫妇俩无言以对，痛在心里。
　　“我儿子从小就独立。有时候学校老师让家长签字，他找不到人就自己签，上大学报到也是一个人去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杨学会说。
　　夫妇俩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大半时光。懂事后，儿子也只有暑假时，才能和父母结伴而行，帮助煮饭洗碗的同时游历祖国山水。时光飞逝，如今即将大学毕业的孩子，选择参军入伍，一家人团聚的时光愈发稀少。


　　行走在外，夫妇俩最为直观地感受到人情冷暖。常年漂泊四方，每到一处收获的热情招待，夫妇俩都感恩在心。
　　“养蜂事业”为他人带去甜蜜。可有不少次，夫妇俩碰到不怀好意的人前来“碰瓷”，而他们总会选择息事宁人。“有的说是被我家蜜蜂叮了，一包烟、一瓶酒的，总想问我们索要点什么。”
　　多年前，夫妇俩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彼时的他们人生地不熟，更从未与当地少数民族牧民打过交道。
　　在一处驻停的草原上，忐忑不安的夫妇俩灌了一罐蜂蜜，留给牧场主人作为礼物。没想到的是，那位藏族牧民立马送来牛肉回礼。一来二去，简守银和妻子卸下防备，两家人迅速熟络起来，成为交心好友。
　　“他们很热情，还经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临转场时还给我们送来酥油道别。”简守银说。
　　这段友谊一直持续下来。在得知藏族牧民的侄女来成都求学时，夫妇俩推掉所有事，专程带着孩子在成都游玩一番。
　　2019年初到新疆时同样如此。
　　“当时朋友给了一个当地人的联系电话，我就从陕西一路来到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简守银说。
　　未承想，夫妇俩到达后无法和联系人及时取得联系。人生地不熟的两人正在发愁，却在当地一间早餐馆得到热情帮助。一名当地的水管站工作人员在得知夫妇俩是千里迢迢而来的养蜂人后，立马帮助协调了种植户。“新疆这边很欢迎我们养蜂人授粉，人也都很好。”简守银说。
　　在养蜂人内部，大伙儿也像蜂群一样互相帮助。平时帮衬着买菜送水，照顾蜂场，遇到特殊困难时则出人出力，抱团取暖。
　　“大家这几年都很不容易，可能慢慢地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走南闯北养蜂了。”简守银说。


　　简守银说，交通运输是养蜂人的命脉所在。由于他们要频繁给蜜蜂“搬家”，如果在花期结束时没能及时转场赶到下一个蜜源地，没有蜂蜜产出事小，还有可能给蜂群的存活带来毁灭性打击，半点马虎不得。
　　可是，蜂农放蜂的地方往往是田间地头或荒郊野外，想要及时找到大货车给蜜蜂“搬家”，并不是件容易事。而且蜂农群体往往都集中在特定时间段调车，这种用车高峰期“往往出高价也难以找到车”。
　　前些年每到花期将近，简守银夫妇俩都会往各地物流园跑，提前找车约定时间，费时费力不说，偶尔还会遇到司机“放鸽子”。后来他开始和各地信息服务中介建立联系，但常常会被收取一两百元信息服务费，这让节俭到在野外自己下面条、煮米饭的简守银感到“肉痛”。
　　不过，随着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批数字货运平台应运而生，再加上日益便捷的交通与物流体系，养蜂人终于不用再为转场时找车发愁。
　　近两年，简守银开始尝试用手机线上发货找车，他切身感受到数字货运发展带来的便利。
　　“我只需要在手机上发布车型要求、位置等信息，很快就有司机联系我。”他说，“信息费用每次才两三元钱，省时省事还省钱。”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养蜂人群体约30万户，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为转场蜂农，他们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追求大自然馈赠的甜味剂，同时也寻求着自身的生存发展。数字货运模式让蜂农们能更便捷、更稳定、更高效地给蜜蜂“搬家”。
　　行走在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上，简守银对比发现，现在的物流成本同上世纪80年代刚涉足养蜂行业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从成都到汉中有500多公里路，承运的老东风短卡车都要1000多块钱。现在我们习惯用的9米6的长车也才2000多，平均一个蜂箱只用花10块钱。”
　　“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在发展，我们也一样。”简守银说。从当年视为珍宝的自行车，再到后来的摩托车，又“升级”为如今的皮卡车，夫妇俩如今不用和卡车司机挤着度过难熬的分分秒秒，可以更为舒适地伴蜂而行。
　　如今，尽管身边的一些老伙计已不再奔波，开始在家中享受儿孙绕膝之乐，简守银依旧打算继续用汗水浇筑自己心爱的“甜蜜事业”。
　　“我是生命不息，养蜂不止。”他笑着说，“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