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4.8元，在浩如烟海的医保报销数据中，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金额。
　　但如果这个报销金额，一天之内在一个区出现了17次，样本数据中存在1092条，那么这个高频数据的合理性也许就要被打上问号。
　　这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医保监管领域的真实案例：通过建立模型、数据碰撞，检察院在海量数据中，发现收集老年人医保卡、“模板化”开药“空刷”医保金的幕后黑手，进而有效督促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堵住漏洞。
　　从异常数据中找到线索，从解决个案到同类型案件的监督，2018年起，浙江检察机关率先探索实践大数据法律监督，通过搭建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办理了一批“套路贷”虚假诉讼、医保诈骗、非标油销售等重大案件。
　　既在个案办理中亮剑，又推动类案监督系统治理，专家认为，随着数据归集能力提升和应用场景拓展，数字检察有望进一步释放社会治理效能，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监督领域的重要探索。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被誉为“国际纺都”。有数据统计，全球约25%的面料产品在位于此地的中国轻纺城交易，销售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轻纺城市场，布料、窗帘、花边等各类纺织产品上少不了形色各异的花样。有人却在小小的花样版权上动起了“歪脑筋”。
　　一段时间来，许多轻纺城市场经营户反映，有一批人经常在市场寻找他们自己已登记花样版权的类似产品，小批量购买后，起诉“侵权商家”要求每一个花样赔偿一到两万元。
　　柯桥区集聚有3.5万余家纺织行业市场经营户，一些类似遭遇引起了商户们的担忧。
　　办案检察官谢兴峰说，这些“维权者”持有的版权，大都是仿制、抄袭后在异地获取的登记证书，实质上也不具备原创性。但由于被告商户也都没有证据，打起官司大多败诉，有些商家只好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如果从个案入手，也许始终无法让躲在“隐秘角落”的“版权流氓”现身。但通过数据碰撞，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思路。
　　检察官们决定从10年间的近3000起类似的民事诉讼案件入手。数据比对后，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逐渐暴露。
　　经查明，这家名为杭州美速版权代理公司的机构，通过批量登记非原创花样版权，再到市场通过恶意维权、虚假诉讼等方式，非法获利300多万元。
　　2022年10月，经过检察机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办理，该公司负责人周某某最终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数字时代，大量违法犯罪都有信息链条，孤立地看链条上的每个信息点很难发现异常，运用大数据筛查、比对、碰撞，法律监督就有了线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案管办主任陆海说。
　　从办理电信诈骗案入手，发现几家为其转移非法所得的“空壳公司”账户，提取特征进行比对后，几百家无社保无缴税、部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空壳公司”浮出水面；从一家购销“非标油”企业的异常情况入手，牵出此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推动多地联合打击违法企业，追缴税款3.6亿元；从一两件骗保案入手，发现新的骗保手段，推动有关部门加强监管……随着数据归集总量提升、领域不断扩展，数据对法律监督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愈发显现。
　　2021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开始全面部署数字检察工作。杭州、绍兴等地检察机关加快探索数字检察，办理案件的领域继续向社会经济、民生保障等方面扩展。
　　上海政法学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心负责人王娜表示，数字检察帮助检察官将算法、算力运用到法律监督工作中，系统重塑法律监督模式，实现“办一案”到“牵一串”再到“治一片”，通过数据流动提升治理效能。
　　2021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建设，通过对接内外部数据资源，目前已上架80项2.54亿条标准化数据。同时上线“套路贷”虚假诉讼、违规领取社会保障资金、车辆保险诈骗、司法网络拍卖等30多个监督治理场景。


　　数字化改革离不开数据。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数字检察指挥中心最近每周都会迎来10余批外地“考察团”。“数据从哪来”一直是高频问题。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通过逐个打通各职能部门、主动向外“要数据”的传统方式，浙江得益于多年来政府部门数字化改革积淀的土壤。
　　2021年，浙江已建成“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统一标准整合政务数据，破解各职能部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在这个“大超市”里，各地各部门可进行“购物车”式的申请，数字资源能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高效共享、分析利用。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衍打了个比方，“数据局相当于数据管家，同时也是原料库，检察机关通过接口，按照办案需求从中调用数据，同时将处理过的数据分门别类装入数据仓的‘抽屉’，就像药房里的‘药材’；业务部门根据遇到的现实情况、法律规定，建立相应监督模型，相当于‘开方子’，最后通过‘抓药’把相关数据从抽屉中‘拣’出来，通过分析最终形成监督线索。”
　　今年春节期间，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部分烟花爆竹专卖点存在距离学校、加油站过近的问题。
　　“法律规定距离要达到100米以上，同时两个专卖点之间的距离也要达到50米以上，请比对查询有多少家不合规经营点。”一份检察官的委托上送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信息情报中心。
　　几天后，经过调用数据、地图位置比对、无人机测距等方式，临安区涉及多个位置不合规的经营点线索被移交给办案检察官。
　　复杂问题依靠“外脑”的同时，浙江各级人民检察院也在着力培养检察官自身运用大数据办案的能力。
　　学会“用数”是让检察官学编程、写代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打造的“数据资源平台”，程序代码被形象地呈现为一个个图标样式的“算子”，通过“搭积木”式的数据图标和算子图标拖拉组合的方式，就能实现“找交集”“查异常”等建模分析功能，有效降低建模门槛。


　　“各级检察机关要把数字检察工作作为前瞻性、基础性工作来抓，积极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模式，以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2023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再次为推行数字检察战略吹响了号角。
　　“数字检察表面上看是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改革，而且是重塑性变革。”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案管办主任周小蔚认为，数字检察是数字时代和检察现代化背景下，检察机关探索的履职新形式。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已上架一批全省范围内有共性的案例、模型、子应用，力求“一地创新、全省共享”，截至目前发布案例57个、模型25个、应用5个，涉及司法网拍、资金补贴、虚假诉讼监督等，各地只需复制应用即可排查同类问题。
　　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褚国建说，数字检察打破区域和空间限制，让法律监督工作不再局限于个案和卷宗，也不局限于单一事项、单一职能，并通过数据赋能，让法律监督向社会治理延伸。
　　“数字检察的核心要义在于‘重塑变革’。”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伟忠表示，杭州检察机关将全力推进“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变革。
　　2021年8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参与搭建杭州市全域数字法治监督平台。目前平台已归集政务、政法数据信息8.9亿条，涵盖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27个部门96类信息，数据实时率达92.5%。
　　通过这一平台，检察机关提交的法律监督线索会被推送给职能部门，问题在限定时间内得到解决并确认后，将不会进入实质性法律监督程序。该平台还汇集了人大、政法委等多元监督主体，部分法律监督线索将转化成为人大议案和建议。
　　“通过这一平台，检察机关不再是单一的监督者角色，还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用案件办理推动社会治理，这也应该是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意义所在。”褚国建说。
　　　　　　（本报记者吴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