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昆明，繁花似锦。在西南生物多样性实验室，谭垦的两间蜂屋背靠着几株粉色和白色的樱花树。蜜蜂从蜂巢飞出飞进，忙着采蜜。

　　“今天天好，暖和，花离蜂巢近，蜜蜂心情好，不然我这身衣服早惹恼它们了。”谭垦指着自己的黑外套说。

　　61岁的谭垦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跟蜜蜂打交道40年，从最开始养蜂、研究蜂产品，到出蜜蜂杂志、高校教书，再到如今研究蜜蜂生态行为学、登上《科学》杂志，谭垦大半辈子追着蜜蜂跑、围着蜜蜂转，已成为业界公认“最懂蜜蜂的人”。

　　近日，谭垦团队一篇写蜜蜂的论文成为《科学》杂志封面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有趣现象——幼蜂需要从小跟随成蜂学习跳舞技能，长大后才能精准传递信息，成蜂的言传身教对幼蜂影响巨大。

　　“也就是说，在蜜蜂的世界，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幼教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人类社会，在蜜蜂的世界也是如此。”说起研究多年的成果，谭垦的眼睛开始闪光。

　　蜜蜂是自然界中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物种，常被视为“勤劳、团队、合作”的象征。在蜂群中，它们分工明确——蜂王一生都在生育；雄蜂负责交配；工蜂负责采蜜、侦察、守卫和抚养幼蜂。

　　为了实现最佳任务分配，蜜蜂需要准确的语言交流，而它们的语言就是舞蹈。当侦察蜂找到蜜源后，就用舞蹈来传递蜜源地的信息。它们的舞姿通常呈“∞”字，所以也叫“8字舞”或“摆尾舞”。蜂巢内的蜜蜂就是通过接收同伴跳“8字舞”的信息，最终找到食物位置。

　　“有趣的是，有时蜜蜂从未离过巢，却能读懂同伴的舞蹈，哪怕飞出去有10公里远，它们也能准确找到食物，可见舞蹈传递出了复杂的信息量。”谭垦说。

　　“8字舞”的持续时间、角度、摇摆次数分别对应食物的距离、方向和质量。“花蜜愈多、花蜜质量愈好，侦察蜂的舞就跳得愈起劲，就像在说，‘大家快去那采蜜吧！’”谭垦说。

　　为了研究蜜蜂的舞蹈语言，谭垦带领学生用一种崭新模式，创建了全部由刚出房的幼蜂组成的蜂群。团队给这群蜂宝宝安排了舒适的温度、稳定的食源，但与在自然巢中成长的幼蜂比，这群宝宝缺失了向成蜂学跳舞的机会，就像婴儿失去了跟大人学说话的机会。

　　通过比较，团队取得重要发现——实验蜂群中长大的采集蜂在跳舞时存在明显缺陷，舞蹈传递的食物方位、距离、质量等信息都不准，特别是蜜源地与蜂巢距离的信息，误差极大。

　　“也就是说，蜜蜂学跳舞就像人类学说话一样，新手向有经验的老师学，比它们自己独自摸索能更好地获得技能。幼蜂耳濡目染向长辈学，才能精准掌握语言的含义，如果幼教缺失，会终身影响语言的准确性。”谭垦说。

　　研究蜜蜂40年，谭垦却说自己“刚入门”，因为他脑子里全是蜜蜂世界的未解之谜。

　　只要是有关蜜蜂的论文、书籍、科普作品，谭垦都爱看。从蜜蜂的世界，谭垦窥见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他很乐意给学生分享这些启示。

　　谭垦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蜜蜂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采集范围半径最远可达10公里，当它们采蜜满载而归时，飞行时速仍有20多公里。根据飞行原理，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蜜蜂可以这样飞行，因为它们翅膀很小，却要支撑装满花蜜的身体上天，加之脚上还有重重的花粉袋。

　　“但蜜蜂还是飞起来了。”谭垦说，这件事对自己影响很大，让他相信“大自然中，每种生物的存在方式都合理，没有什么不可能”。

　　谭垦慢慢地打开蜂箱，教记者辨认蜂王、雄蜂、工蜂。

　　“不管什么工种，劳动是它们生存的唯一出路。”看着这些小精灵一只只飞出蜂巢，飞向四面八方，谭垦感慨：“看，蜜蜂的劳动自觉性让我们普通人望尘莫及。”

　　春天的清晨，蜜蜂早早醒来，陆续离巢，去找蜜源。一只蜜蜂每天要访问成百上千朵花，往返蜂巢几十、上百次。

　　“它们外出采蜜全靠自觉，想采多少采多少，没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更没有监工，它们来到大自然，就全身心投入到采蜜中，不肯休息，不懂偷懒，靠的是自觉。”

　　除了赞叹蜜蜂的勤劳，谭垦更加钦佩蜜蜂的建筑能力。

　　谭垦带记者进入他的实验蜂屋，小电筒一照，蜂巢中标准的六边形结构跃入眼帘。

　　谭垦解读说，蜜蜂造的每一个养育幼蜂的房屋都是六边形，所有蜜蜂都遵循这一规律。精巧的是，蜜蜂建巢的6面墙宽度完全相同，墙间的角度正好是120度。蜂巢的这些特点，也被科学家广泛应用于飞机羽翼及人造卫星的机壁。

　　“蜜蜂为什么能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最宽敞的空间，它们是否有计算能力？”谭垦抛出了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

　　谭垦与蜜蜂的缘分是“分配”来的。

　　1983年，谭垦从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被学校分配到云南省农科院蜜蜂研究所，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养蜂。

　　云南气候宜人，适合养蜂。谭垦的主要工作是做技术推广。5年时间，让谭垦越来越喜欢蜜蜂，他觉得这种社会性昆虫“有点意思”。之后，谭垦来到云南省农科院主办的《蜜蜂杂志》当编辑，在那儿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蜜蜂的科研文章。1994年，谭垦来到云南农业大学工作，他的课包括蜜蜂生物学、蜜蜂养殖学、蜜蜂生态学。

　　谭垦爱看蜜蜂的保卫战。他发现，面对凶狠的敌人，蜜蜂擅长于打团战。比如面对天敌胡蜂，蜜蜂的策略就是——打不过你，刺不死你，那就团结起来困住你、热死你、闷死你。

　　谭垦深深地被蜜蜂的智慧折服，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蜜蜂社会的运转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6年，谭垦第一次出国到越南参加亚洲国际养蜂大会，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国际蜜蜂行为生态学领域的旗舰人物、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尼古拉·科里格。

　　一天，在去参加晚宴的大巴车上，谭垦正跟人聊来自中国的一种东方蜜蜂西藏亚种，科里格因为听错了这个亚种的拉丁名，以为谭垦说的是马来西亚新种沙巴蜂，于是当面纠正：“据我所知，中国没有沙巴蜂。”

　　谭垦对自己的研究很自信，于是回怼：“请问您来过中国吗？您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这个亚种？”

　　旁人看来，这番话足以让科里格难堪，但这位“大牛”丝毫没有感到被冒犯，他问谭垦师出何门，从哪里毕业。当得知谭垦只是本科生时，科里格向他发出读博邀请，所有经费全包。

　　“后来我才知道，导师是看上了我敢于质疑权威的精神。”谭垦说。

　　德国是世界上蜜蜂生物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谭垦到达后一切都得从头学。

　　研究蜜蜂的行为，少不了要用数据分析软件，谭垦从来没见过，更别说使用。他成天请教同学，别人也不耐烦。怎么办？谭垦想到了给同学们做中国菜，他的真诚收获了德国人的友谊和帮助。

　　39岁的谭垦博士毕业后，继续回到云南农大做教学和科研，潜心研究他热爱的蜜蜂行为生态学。50多岁时，他被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下称“版纳园”）作为人才引进入园。

　　谭垦的科研成果大多出在40岁后。有人说他“大器晚成”，谭垦并不同意，“我的一生并没有所谓‘在正确时间做正确的事’，我始终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每分每秒都是黄金时区。”

　　近20年，谭垦在多个国际学术期刊（SCI收录）发表了近100篇关于蜜蜂的论文。他的成果，渐渐打开了业界认识蜜蜂的一个全新视角。

　　比如，谭垦发现，很多花蜜中含有能引起蜜蜂中毒的生物碱，中华蜜蜂在采到毒蜜后，也会中毒，但在进化中，它们渐渐表现出耐毒性，并学会了自我解毒。

　　“如果有选择，蜜蜂偏好采食无毒花蜜，但如果没选择，它们也会退而求其次，不顾危险去采毒蜜。6月是蜜源匮乏期，正是有毒的昆明山海棠盛开时，蜜蜂愿冒这个险，去采食毒蜜。”谭垦说。

　　此外，中华蜜蜂还有“窃听”的本事，通过报警，蜜蜂们团结一心，共御胡蜂，但西方蜜蜂就没有这种能力。

　　版纳园坐落在罗梭江环绕的葫芦形半岛上，也被称为“葫芦岛”。五年来，这座小岛上的科学家们三度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从陈占起的“大蚁蛛哺乳”，到星耀武的“横断山脉是高寒植物的摇篮”，再到谭垦的“蜜蜂需要从小学跳舞”，一个个生物学基础研究成果闪耀学界。

　　谭垦特别喜欢版纳园的“国际范儿”，因为那里有一群思想活跃、平视权威、热爱科学、大胆设想的中外科学家，“闲聊中就能碰撞出好点子”。

　　谭垦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他希望传递给学生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你对什么感兴趣，不是最重要的；你为感兴趣的事情做了什么，这才重要。”

　　他笃信，一代人只有成为下一代人的垫脚石，科学才能进步，“我总得为学生们铺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