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1日，我生于河北省清河县一个贫困家庭。当时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新中国成立后，家里分得了土地，但因连年歉收，生活仍十分困难。我是吃救济粮长大，靠助学金学习，成长起来的。我生下来时，父母怕家庭困难养不活，就按乡俗让我到打谷场认“石滚”为父母，取了个硬名字：“石头爹，石头娘，生下孩子叫石祥。”我童年最先学的字，是写自己的姓名，在入学课本书皮上，一笔一画歪歪扭扭地写上“王石祥”。

　　记得1954年，我在清河县中学就读一年后就缴不起学费了，无奈要求退学。多亏了班主任张淑华老师用自己的工资为我垫了3元钱学费，我才没有辍学。我感动得流下眼泪，第一次写了一篇日记体的作文，并获奖得了一个日记本。1958年12月我参军入伍，在这个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首诗“梳洗梳洗，打扮打扮，多年的宿愿要在今天实现。对着镜子里外笑——嘿！这回准够入伍条件；一路飞跑，一溜青烟，一路歌声，一路盘算——今天报上头名，明天就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这首诗后来选入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诗集《兵之歌》。

　　到部队后，我阅读了《雷锋日记》，对日记“写什么、怎么写”有了进一步认识。写日记，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一天一总结，吾日三省吾身，养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习惯。因为在连队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士生活，抽不出时间天天写日记，我就在行军路上、练兵场上，为鼓士气、壮军威，随时写起《军旅诗记》。1964年5月，我被调入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搞歌词创作，深入部队生活时依然坚持写《军旅诗记》。几十年如一日，至今已写了《军旅诗记》近百本。

　　1973年夏季，我随野营训练部队重返太行山，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奔袭千里、连续作战。行前，连长郑重动员：“每个指战员必须带足吃的、喝的，绝不能因饥渴掉队！”不料，一天行军最后冲刺时，大家的军用水壶里都没有水了。连长将自己的水壶拿出来让战士们喝。一壶水传遍全连竟你推我让没有喝完。官兵友爱的革命情谊实在感人！我想起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我激动地在《军旅诗记》上写下了一句：“小小水壶装着五湖四海啊！”后来我与词作家刘薇合作，创作了一首叙事歌曲《一壶水》：“六月骄阳红似火，我们爬山又越坡，口干舌燥心里甜，满怀亲情唱起歌。连长问大伙，同志们渴不渴？你一言，我一语，齐把那话来说。要说渴，真是有点渴，嗓子冒烟脸冒火。我能喝它一条江啊，我能喝它一条河……连长把水壶递过来，一股暖流涌心窝。我传给你，你传给我，全连同志尽情地喝。哎！一壶水，没喝完，你说是为什么？——小小水壶装着五湖四海，盛着官兵团结的心一颗。”该歌词经过遇秋、生茂作曲，男中音马国光演唱，受到部队官兵热烈欢迎。

　　1984年4月，我参加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组织的歌曲创作研讨班，到河北省保定驻军深入生活。一位连队指导员告诉我：“给军人的妻子写首歌吧！她们在农村，上有老，下有小，又种责任田，又操劳家务，实在太辛苦了！”

　　一直以来，我很想写一首赞颂军属的歌，当年秋灵沟的那段经历，让心里的这个念头落地开花。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秋灵沟体验生活，与守备一师的官兵们同吃同住，在基层找灵感。走访时，人们常常向我讲军嫂李友霞的事儿，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事儿能写，而且特别值得写。

　　一说起军嫂李友霞，师部里人人都能跟我聊上两句，我很好奇她是谁的家属，结果发现她正是师长邱金凯的爱人。家中老人生病，李友霞在床边细致地照顾，擦脸、喂饭、喂药，如同老人的闺女一般，任劳任怨，从没让边关的丈夫为家庭分心。给丈夫的信里，她总是说，“家中都好，勿念”。

　　不能到边防随军，她在老家孝敬公婆，直到二老去世；为丈夫的弟弟盖了新房，结婚成家；替丈夫的妹妹备好嫁妆，完美出嫁。官兵们和我聊着李友霞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自己和家人的故事。在每位官兵心里，都装着一个人、一个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都值得被赞颂。

　　当时，我在《军旅诗记》本子上写下“军功章也应该授予军嫂！”在创作《十五的月亮》歌词时，其中就化用了一句，“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表达了边防军人对妻子的歉疚和赞美之情。

　　2015年12月，我获悉金沙江畔有一个乡镇小学需要帮扶。这是一所民办学校，一些彝族、苗族儿童从当年红军走过的乌蒙山巅，来到学校上课。因山高路远，吃、住、行等有诸多困难。我当即决定向当地“希望工程”捐款，并应学校要求题名“月亮小学”。

　　诗歌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诗随时代，歌追梦想。我想，用“雷锋精神”立德铸魂，吹响时代的号角，努力发出时代强音，写出不愧于时代的诗歌精品，就是中国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