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梅凯林，26岁，武汉人。3月27日，我独自踏上了武汉通往上海的高铁，打算去上海做一名快递小哥。

　　上了火车后，我给家人发了信息说：“我要去上海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两年多前的武汉疫情，我被封在家里三个月，当时也曾看到上海给武汉送物资的新闻，所以萌生了来上海做点什么的想法。

　　到上海后，我在酒店里给在美团外卖站点做站长的朋友打电话。他劝阻我说，现在上海疫情形势复杂，最好别来。但我告诉他，我已经到上海了。

　　第二天，我成了一名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

　　4月1日，浦西地区进入区域静态管理，当时我们站点的骑手从50多个一下子减少到十几个，我每天接到的外卖单数从30多单，增长到120多单。

　　为了提高效率，我会在车上挂满50单的商品，大概100公斤左右，车子像个“变形金刚”。工作一般要从7时左右一直送到深夜，其间需要换7至8个电柜，算下来大概要跑250公里以上。运送过程中，药品是我的最优先级——因为可能会有独居老人遭遇断药，之后才是送粮油大米。

　　我有自己的短视频账号，记录我在上海送外卖的生活，我还把自己手机号公布在上面。每天都有两百多条留言，大都是希望我帮忙采购的求助信息，我尽量做到每条都有回复。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晚上回到安排的公寓前，看看网友给我的私信和留言，寻找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加班给他们免费把物资送过去。

　　这几天，有一位宝妈发信息给我，说孩子没东西吃，问我能不能送点东西过去。那会儿已经快凌晨了，我也顾不上真假，在外面骑行了半个小时，找到一家小商店，买了仅剩的面包送了过去。

　　还有一个孕妇私信我说，这几天她是预产期，肚子有点不舒服，一时叫不到车，很着急，问我能不能用电瓶车送她去医院。

　　当时我怕她是想“放放风”的人，让她把24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和产检证明都发给我。确认后，我用电瓶车载着她到医院做产检，等她结束后，又把她送了回去。

　　还有一个在上海实习的小青年，说家里没有吃的了，能不能给她送个外卖。当时，周边都买不到食物，我就把给外卖小哥准备的盒饭送了一份过去。她要给我30元，我拒绝了。

　　也有不少受助人要给我微信转钱，表示感谢，最多的给过200元，但我都拒收了。我记得武汉疫情封闭在家时，也想给一个外卖小哥感谢费，但他当时没有收，现在我更不能收。

　　未来的日子，我想还是要送好每一单。就像有一个网友在我自拍的一段视频下说的那样：“不要飘了，低调干活儿，去帮助更多的同胞们。”

　　　　　　 （本报记者兰天鸣）